杨开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0 次 更新时间:2020-11-02 22: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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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  

  

   上世纪中国刚刚打开大门,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领先中国几代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当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发出,中国面临“开除球籍”的危机,从而强化了“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这使得全中国、全民族、全社会持续不懈地推动“改革开放”。从近代中国因应变局的历史来看,“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新自强运动”,加上“新五四运动”,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中国不仅在硬实力方面逐步崛起,如今进入了软实力的反思和崛起。然而反思比崛起容易,“反思”要的是反对,反得合理与否是次要的,“崛起”则需要创新式重建。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来比喻,“正”是原本的状态,“反”是对立的阶段,是必要的过程,但是“创新”才是“合”的阶段,也是发展的真正的目的。

  

   一、从“中体西用”到“后殖民”心态

   晚清之际,中国连续迭遭西方国家的侵略,以致于清政府完全无法因应,名相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因而提出要“加强海防,以应对变局”。此时朝中大臣正在推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这是当年的中国精英面对变局的方法,他们正在试图学习西方的技术,即“师夷长技以制夷”(1842年,魏源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提出的观点),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进一步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式以图自强,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①

   其后,他们主导的国家变革屡遭挫败,从而“中体西用”变成后来中国知识分子嘲笑和讽刺晚清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困惑了,迷失了,逐渐地洋务从“用”变成了我们想要的“体”,帮办成为令人羡慕的工作,帮办者也成为高级华人,以致“五四运动”之后“全盘西化”变成中国现代化唯一正确之道,而国、共两党学习、崇拜了不同的“西学”,而内斗不已,然而在此氛围下,“全盘西化”的选择,成为中国人心目中唯一正确的道路之下,中国人开始全面否定晚清,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中国制度,甚至是自我否定,于是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思所想就是“迎头赶上”,这个“头”是什么,是“西方”,中国人把西方的今天视为我们的明天,中国人把学习沟通工具的“外语”,视为“知识”本身,中国全面地模仿、照搬西方一切,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育、学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中国的“教育、学术”是西化最彻底也无争议的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无不以西学为马首是瞻,一切典章制度、人事规范、奖赏惩处,无不移植,无不照搬。其实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当前的西方主导的世界和世纪下,中华民族想要与西方并驾齐驱,既是迫不得已,也是不得不尔的辨法,关键是这些作为背后的主体性是什么。此一主体性如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否定,盲目崇拜,那么我们民族就永远在迎“头”,永远在追赶;用现今的视角来看,“全盘西化”或多或少就带有“自我否定”的情结,有了这种“情结”,就长期地、不断地自我贬抑,自我渺小,失去对西方批判反省的能力,进入一种“后殖民状态”,永远地、绝对地肯定西方的一切,接受西方一切,甚至于肯定西方对中方所作的一切。“后殖民状态”是指帝国主义对某个民族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羡慕和崇拜,以致于一个民族虽已经挣脱了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殖民枷锁,但是被殖民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依然余留下前殖民国的影响,继续统治着被殖民地区。“后殖民主义”就是针对后殖民国家的文化研究,以往的文化研究主要是为了理解被殖民者的内容,以便于殖民,然而,逐步透过文明/野蛮、开放/封闭、进步/落后、开发/未开发、现代/前现代等线型发展价值观,使得后殖民的文化研究不自觉地证成了西方的“理性、先进、成熟”,而被殖民者祇是反例的对照物或参照物而已。而此一价值是同时注入和内化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内心,成为前者傲慢与后者自卑的根源。此一根源,尤其明确地表现在被殖民国家的学术领域,由于东西方在“现代知识”的创造过程中,并不是平等独立的,西方学术界几乎是全面掌握“现代学术”的典范,是以现代学术的问题意识、议程设定、学术话语、学术判准等方方面面,都没有非西方的声音,东方学术似乎是惯性地处于被动、追赶、边缘与被检证的处境,诺贝尔奖便是最佳的明证。

   其实,从本质上说“中体西用”的应变思考,并没有问题。首先,从哲学思考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也祇能从自己本体去认知外来文化,不以自己母文化为框架,根本无法也无从理解他者文化。其次,面对异文化的碰撞,我们是闭门抗拒,还是开放交流?如果是抗拒交流,故步自封,那就容易自大自满终萎缩;开放交流才能截长补短、不断成长。从此一角度来看,当年的西化派的精英们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以今讽古,其实无人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当今认为正确无比的抉择,过些时日再评,答案也许不同。其三,真正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中体西用”之说,粗略地区分,可以有混合方式或是融合方式。

   先说“混合方式”主要是指直接将西方的器物从购入、仿制以至于改进之后,由中国人使用:换言之,中国人用西方的器物、技术来促进国家的变化。扩而大之,进一步说照搬西方的制度、法规或教育等等套用在中国人的社会,也都是混合方式的“体用论”。这种方式本质上祇是追赶,而最大的成就也就祇能做到并驾齐驱。而且是长期受制于人。所以不论成功的程度如何,在西方来看,至多是从学生变成模范生;几乎没有机会从学生变成老师,而更加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混合方式”的一旦小有成功,(学得有点相似于西方)就会出现“被认可”的集体焦虑,即渴望得到西方的赞美、认同与肯定,从而每每以西方话语权来决定自己现代化的成败。反之,一旦失败,就很容易出现民族集体焦虑感,则令民族陷入迷失、虚无的自我否定,自我贬抑,把国家引向更乱、更痛苦、更分裂的深渊。从晚清到民初五四运动的中国,就是经历这样的历程。总之,“混合方式”的方法,并无法使中国适妥地应变,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晚清和民初当年中国处在随时被瓜分、瓦解的危情下,中国精英并没有足够的时间真正理解西方的“现代化”,对如何把握中国的“体”的问题也没法深思。客观而言,在当时情境下“混合方式”的以变制变应该是最佳的策略, 然而历经了“以俄为师”和“一面倒”的政策之后,实践告诉了中国势必另谋新策。

   再说“融合方式”主要是指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性引进对方的文化,经过适当的改变,综合和诠释而发展出自己文化的新貌。此种创新必然也祇能在自己的主体意识下,对外来的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吸收、理解、综整、创新,简言之,“融合”是一种创新的摸索过程,“融合”无法速成,“融合”需要时间;以中国近代的变迁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从城市工人斗争到农民起义,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本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理论的成功,是因为毛的革命符合了中国的国情。邓小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今才能有巨大的成就。所以改革有成,其实都是因为他所依据的理论不仅仅是“马列主义”,还有中国特色。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从中国实情,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以早在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二大”时,中共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议题上,把当代中国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全是依据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再经过卅年探索,其间又加上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理论修正,到了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的综合性、整体性、系统性的融合式“中体西用”的新典范,从中国思考、把中国视为行动的主体,将马列主义的理想和方法视为完成中国变迁的方法,而创新地提出“新思想”。此一“新思想”立基在鼓励中华民族建立民族的“四个自信”(道路、理论、制度、文化)。

   然而,在中国这个近百年遭受西方帝国主义欺凌到自信心尽失的民族,甚至可以说迄今依然深深受困于后殖民主义心态的民族,企图重建“理性”的“民族自信”原本就是巨大的工程,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其一是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其二是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其三是现实事态中,对比中西方的效果。在第一方面中国发展的实际成效,这一点已经无需太多描述,不论是以西方的指标,或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感受,都证明了中国的快速崛起,而且在崛起之中,不断面对问题,也不断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第二方面中国政府的表现和倡议,在倡议部分,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四个自信”自然是最直接、最简洁的倡议。至于表现则是见仁见智的评价,不易有客观的标准,但是从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权的反中作为,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因应,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反中”的作为上可能早就得逞,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心里有数的。至于第三方面,应该说对抗这场新冠疫情,为不同制度的国家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表现,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明显而清晰的佐证,尤其是中、美两国的对比上。如果我们以国家必须提供给人民一个相对安心、安全的生活场所为标准,那么中国的治理能力明显地优于美国。这种优越性绝对不是简单的领导人的作风、性格或能力的差异,最主要差异更表现在经由不同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的不同。换言之,从“应急”的角度看,现行中国的制度是优于美国的制度。一旦中国人真正理解到中国自己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和因应重大事故方面,确实是符合中国需要的制度,从而建立和提升中国人的“理性自信”,则其他方面的自信也自然容易建立。所谓“理性自信”是不盲目相信自己的标准是“普世”的,不会承认自己的标准是历史的终结;相信自己的标准,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因地制宜,必须因俗而易;所以自信而不是自傲,自信而不是自大,更不至于出现西方话语权所担忧的狂热的、扩张的民族主义。

当然在中国仍有若干执迷不悟者,如大陆的许多被称为“带路党”型的所谓“公知”,更不说台湾当局到民间、绝大部分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完全以“崇洋媚外”为唯一标准。所幸如今的中国上述三个要件齐备,从国家到社会,从精英到市民都具备民族反思的条件和氛围,加上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重视,应该说有了较好的条件面对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中国共产党在2016年5月18日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③从学术中国化重建民族的自信心,应该是直指中华民族的后殖民心态病症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近现代几乎全部学术学科的典范,都是西方学术界所建立的学术议程、学术分类、学术训练、学术问题、学术方法、学术名词、学术标准等,中国学界几乎是全面移植,包括中国传统的知识也必须按西方学术加以改造、包装,学术的被殖民现象,已经“内化”为知识的“唯一”发源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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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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