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中美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双循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9 次 更新时间:2020-11-02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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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  

题记:2020年10月17日,北大国发院举办MBA讲坛。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余淼杰的演讲整理。


2020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所以提出新发展格局,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这次的政治局会议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百年一遇的疫情。

今天的分享主要有三块内容:

双循环的背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双循环?

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比较优势:中国经济的潜力何在?

从政策的角度来讨论,如何落实经济“双循环”?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百年”显然是虚指,强调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很多。在我看来,挑战主要有三块:一是中美关系复杂且多变;二是多边经贸合作相对停滞不前;三是以我国为中心的亚太价值链面临冲击,包括一些外资撤资和产业转移等。

百年一遇的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有多大?10月,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次调整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认为2020年世界产出将下降4.4%,其中发达经济体将下降5.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下降3.3%,而中国是所有经济体中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且增幅有可能达到1.9%。我认为IMF对我们今年的增速还有些低估,最后我们或许能实现2.3-2.5%的增速。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这个疫情之年的表现会更突出。

世界经济何时能够全面复苏?如果以2019年第一季度数据为基点,中国在2020年第二季度已经超过这个基点实现复苏,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要等到2021年第一季度,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则要等到2021年第四季度。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具有异质性特征,体现在不同地区所受影响不一样。IMF在10月上调了6月对发达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结果,将发达国家的增速由-8.1%上调至-5.8%,中国的由1.0%上调至1.9%;同时,IMF下调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预测,增速由-5.0%下调至-5.7%,其中印度经济由于近期疫情加剧,预计今年增速会下降至-10.3%。

一、双循环背景:大变局中的新挑战

大变局最重要的背景是中美关系,首先要梳理的是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3月至今一共进行了三轮五次加征关税,第六次因2019年12月13日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而最终未生效。

(一)中美贸易战的几个特点

从被加征关税的产品结构来看,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清单产品主要分为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三大类。随着贸易战升级,消费品在其中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从第一轮500亿美元产品中占1%,到第二轮2000亿美元产品中占24%,再到第三轮2670亿美元产品中占40%,一步步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加大。

从加征关税的产品数量来看,中国出口产品逐步受到美国的不公平待遇。2017年,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只有8.1%被征收高关税,且一般都是因为这些产品涉及到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税法等。到2018年9月,被征收高关税的中国产品已达到50.6%,而如果没有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一数字在2019年12月13日以后还将上升至96.8%,即除了稀土、硅等特殊产品外,所有中国出口产品都将受到美国的高关税对待。

从关税税率来看,美国对双边贸易的打击力度更大。截至2020年3月数据,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的关税从3.1%提升到19.3%,中国采取反制措施从8%提升到21.1%,显然美国的提升幅度更大,对中美贸易的打击力度也更大。

2019年12月13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中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

回顾双方在过去两年的13轮经贸谈判可以看到,双方保持了“有来有往”,但每一轮都是我们先访美且牵头人一直是刘鹤副总理,美方则在不断地换帅,先后由偏向于鸽派的财长奴姆钦、鹰派的商务部长罗斯和贸易代表莱特西泽担任。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文本于2020年2月14日正式生效。从具体内容来看,首先,两国对拟在2019年12月15日就对方进口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的不再加征,贸易战因此暂时休战。其次,中方同意未来两年内从美国扩大不低于2000亿美元(在2017年基础上)的进口。这里有几个关键点,一是“在2017年的基础上”,中美贸易战之前的2017年正值中美经贸往来高峰期,要在进口峰值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进口,对中国而言难度不小;二是“2000亿美元”并非在两年内平均分配,而是拟今年扩大进口767亿,明年扩大进口1233亿。

如果中方在两年内没有完成上述进口目标,算不算中方违规呢?答案是不算,因为这是一个市场行为。假设美国的大豆没有巴西的具有市场竞争力,那么中国企业可以选择从巴西进口。只要中国政府没有禁止企业从美国进口,中国完不成进口目标也不会构成违规。

(二)特朗普对中美贸易的错误认识

特朗普关于中美贸易的核心观点有三个:第一,他认为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占了便宜而美国吃亏。他的一个理由是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另一个理由是美国因进口中国产品使得美国减少了300万个工作岗位。第二,他认为美国吃亏的原因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较低,而中国的关税较高。第三,他认为上述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

这些观点看似都有道理,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能够站住脚。

关于第一点,中国对美出口导致美国人丢掉工作岗位,这是事实,但这也是自由贸易的应有之义。自由贸易的终极意义是帮助参与贸易的国家变得更好。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好时,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变得更好,而是注定会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的受益者是资本所有者,受损者是劳工,而中国的受益者是劳工,受损者是资本所有者。

以中国为例,在改革开放之前,资本比较稀缺,物以稀为贵,导致资本回报率较高。开放后,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资本的回报率自然下降,所以资本所有者在中美贸易中受损。

另一方面,自由贸易促使中国劳工生产的衣服、鞋帽等畅销到美国后,中国劳工因需求增加、收入上涨而成为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所以,自由贸易必然会导致一个国家的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但它保证了整个国家的利益增长。

关于第二点,美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而中国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这也是事实,但贸易逆差不见得是坏事情,贸易顺差也不一定是好事。为什么?从贸易逆差的本质来看,中国生产衣服卖给美国,美国买下衣服并付给中国美元,但事实上中国拿到美元后还要拿去国外投资,而全球最好的投资地除了中国就是美国,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美元收入会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中国每年有大约300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其中35%-40%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占到美国总国债的8%左右,占海外投资者所持美国国债的20%-25%。毫无疑问,中国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而美国的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向中国融资,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借别国的钱来发展本国经济,这就如同我们老百姓从银行贷款买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别人的钱来发展经济,那么贸易逆差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同时,中国大量的贸易顺差也不见得是好事情,贸易还是要平衡一点更好。有外汇储备是好事,但现在我们已经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会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2019年我们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是2.5%。输入型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影响,就如同人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不是容易感冒就是容易发烧。基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持久性,政府采取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对冲输入型通胀,但对冲措施也是要付出成本的,也是把双刃剑。因此就中国而言并不愿意有过多的外贸顺差。

关于第三点,美国想降低外贸逆差,而中国想降低顺差,这本来是可以一拍即合的事,为什么会越弄越僵?主要问题是思路决定出路。特朗普的意思是,解决贸易逆差就一定要对中国征收高关税,但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会对此采取反制措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经贸这块大蛋糕被越做越小。而中国的意思是,双方不需要打关税战,中国扩大进口来降低美国贸易逆差,这样蛋糕就可以越做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同意扩大2000亿美元进口。

在协定中,中国还承诺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允许强制转让技术、放宽金融服务准入,这体现了我们对三个改革方向的决心。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2018年4月的博鳌论坛上,就强调了要坚决推进这三项改革。

此外,美国还提出人民币要避免竞争性贬值,中国也答应了。因为中国原本也没有想让人民币贬值。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会更有利于中国产品出口,但我们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竞争对手不是美国而是我们的兄弟国家——东盟十国。人民币贬值后会伤害到东盟国家的利益,这将阻碍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三)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

中国上半年完成了进口采购目标的一半。按照协定,中国到2020年6月应该完成800亿美元进口,但由于疫情暴发,我们只完成了400亿,因为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因素,我们即便从美国零进口也会受法律保护。8月底莱特西泽评估半年来中美经贸协定的落实情况,他比较公正地评价说中国做得挺好的。我们积极扩大进口,举办进口博览会,因为扩大进口能够让老百姓买到更便宜且更优质的产品,有利于老百姓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恶化。从最开始的301调查到最近的蓬佩奥污蔑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尼克松图书馆演说否定美对华战略和TikTok被美国禁用等,可以看到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打压。

所以当我们讲到中美贸易关系时,以前在贸易战期间我们将它形容为中美关系的“前线”,但现在我认为对它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中美关系的“后方”。换言之,中美贸易关系已成为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润滑剂,或者说是指引中美关系积极前进的一盏明灯。

(四)对中美贸易战的几项预测

过去两年,我对中美贸易战做过不少准确预测,包括我曾预测2019年12月15日之前一定会达成贸易协议,以及从2019年12月15日起3个月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会上升到6.8。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从几个月前开始,我就一直判断人民币在下半年会升值,但到11月初会开始贬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对中美双方都是利好消息,但是对中国的利好更大。这就如同中秋节吃月饼,一块月饼对大人来说可能分量不够,但对小孩来说就能吃饱。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相对美国也还是体量较小的那一方,所以受利好影响更大,这也意味着币值会上升。在美国大选出结果之前,人民币已保持升值态势,我预计到11月会开始贬值,即出现人民币在短期内贬值、长期(三年以上)升值的态势,且兑美元汇率在三年后会达到6.1-6.2左右。

同时,上半年大家对中国外贸的出口形势非常不乐观,我认为下半年中国的出口情况会有所改善,今年全年贸易顺差有望达到2.6万亿美元。理由是中国这边的疫情已经控制住,而欧美地区却还在恶化。由于欧美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反弹性消费必将出现,在本国产品受疫情影响无法生产时,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自然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选择。出口上升的产品主要是衣服鞋帽等消费品。

二、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的优势

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以往所认为的劳工价格便宜,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也是我们未来10年参与国际竞争的真正优势。

7月12日,习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次会议都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国内大循环”,只是一个提出“逐步形成”,另一个强调“加快形成”。我理解这是因为国际大环境变幻莫测,我们对形成“国内大循环”新格局的需求愈发迫切。

中国发展双循环的经济格局具有比较优势。

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14亿消费人口中4.5亿是中等收入人口,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

中国全产业链优势明显,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41大类、207种类、666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019年,中国出口的产品已达7932种。

中国的产业集聚链有利于专业化分工。中国几乎每一个城市都集中发展一两个主导产业,比如东莞和深圳做电子产业、广东云浮做石材、汕头做玩具、河北邢台做羊绒、廊坊做家具。这样的产业聚集分布优势可以降低企业生产出口的固定成本,帮助大家抱团取暖,然后产生溢出效应。因此,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全产业链优势和产业集聚特征,使得我们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不必非得向外走出去。

中美贸易战以后,外资企业会不会大规模地撤离中国?调研数据也显示,87%的企业都不会主动选择撤离。外资撤离中国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中国劳工的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2,比如生产一双鞋在中国需要两个小时而在美国只需要一个小时,但中国劳工的成本仅为美国的1/5,所以外资企业还会选择在中国设厂。由于外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中国,如果工厂迁回美国再把产品运到中国销售,无论是从供给还是需求角度对企业而言都不利。中国市场的优势在于劳工成本低、靠近销售市场、营商环境良好。

外企有没有撤离至东南亚国家的可能?这由产业类型决定。如果是劳力密集型产业,迟早会撤离中国,去劳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或者非洲国家。以蓝领工人为例,中国的劳工成本是孟加拉的4倍,但生产率只是他们的两倍多,所以,他们生产衣服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比中国更具优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批的制造产业、劳力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至具备条件的非洲国家。但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一定不会转移出中国,而是会向内陆省份转移。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将向中西部转移,因为非洲或东南亚国家目前还不具备完善的全产业链配套,较高的生产成本对企业利润不利。

三、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双循环”

(一)搞活内循环重在“对内开放”

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对内开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以“三公”竞争原则推进要素市场化。

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贸易自由化。

以改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便利化。

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

以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融合。

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重视数据要素。在资本、劳工、人才、土地和数据五大要素中,土地要素是要做到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如深圳作为超级大城市面临巨大的房价压力,而稳定房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土地供给,把基本农田以外的土地改成建设用地。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今年4月份的中央文件中被提出来,重视数据要素代表我们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未来所有产业多少都会和数据发生关系。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目前,全国已建设19个自由贸易区。我个人理解,在十四五期间,我国会实现“胡焕庸线”以东自贸区全覆盖的新目标。2020年,北京成为全国第19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也是首个以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为特色的自贸区,这体现出我们大胆试、大胆闯的改革精神。6月3日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海南自贸港建设体现出我国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预计2025年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包括资金、人员、运输、数据;到2035年实现全面开放,核心是制度集成、规则创新。从落地效果来说,全岛在封关下实现零关税、低税率(企业、个人15%)、简税制、强法制、分阶段,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需要补充的是,所谓“自贸港”不只是一个河港或者海港的概念,它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内陆空港的概念。比如我们一些内陆省份戏称自己“苦海无边”:既不临海也不靠近边境的地理劣势,靠什么突破发展瓶颈?通过自由贸易空港,特别是有双机场的城市发展服务贸易就是一个发展方向。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双向、立体的全面开放,其中的立体就是指形成海上、陆上和空中的开放格局。

以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提升居民消费。上半年的保市场主体,其实货币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在3月4日,央行会议提出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抓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是扩总量,二是调结构。扩总量是指市场主体需要钱,为此专项再贷款3000亿元和5000亿元,同时大力扶持小微企业,减税降费、缓交社保、减免租金,即调结构。此外,释放利率空间,即灵活适度、释放贷款市场利率报价(LPR)潜力。

下半年的中央货币政策提出,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这是指上半年出政策而下半年看结果。二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表示不是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比如不会像特朗普那样让美联储给每个人都发钱。美联储现在大规模放水,货币总量上升、利率低,投资美国对美元的需求就减少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三个月一直人民币在升值而美元在贬值。三是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概括为两个问题,即钱从哪里来?钱用到什么地方去?

先说钱从哪里来?一是总量,二是结构。目前预算内资金总量是28万亿元,结构是原来的财政收入20万亿和新增8万亿。新增8万亿分成三块:一个是赤字规模3.76万亿,赤字率控制在3.6-4.0的合理空间。去年美国赤字率为4.6,印度为6.1,所以今年中国赤字率即便达到4.5也在合理范围内。二是特别国债1万亿,三是专项债3.75万亿。

钱投向哪里?首先是保市场主体。保市场主体的整体逻辑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就必须保证就业稳定。要稳就业,就必须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中小微企业,即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然后,通过减税降费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扩大消费。钱投到什么地方去?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目标投向地方县级基层,“地方”二字是应有之义,新意是在“县级”二字,换言之,这钱如果经过省或市级政府,不可雁过拔毛。

发展“两新一重”,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三化融合”。“两新一重”是指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交通水利重大工程建设。新型基础建设形成城镇化发展所需的重大交通水利工程,城镇化又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机制创新。

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为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这五大城市群是未来我国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新方向。通过“两新一重”来发展,特别是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城市群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三化融合”。缺少工业化的城镇化将导致贫民窟;缺少城镇化的工业化也无法可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人来这里工作。而信息化跟工业化和城镇化结合,就是以5G、AI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实现智联工业、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

新基建的“新”主要表现在:新形态——传统基建做存量(规模),新基建做流量(结构);新特征——数字经济+智能制造;新地区——投向需求大、城市密集度高的地方;新产业——5G、AI、新能源汽车;新主体——政府+市场(基础设施);企业+市场(商业应用)。新基建和传统基建的区别是什么?传统基建是供给决定需求,如我们说“要想富先修路”,意思就是有路的供给,才会形成市场需求,才会促使经济发展起来。新基建的意思是需求决定供给,不会在没有人的地方搞新基建,而是要在五大城市群这样的地方建设新基建。

总之,我认为在“六稳”工作中,六项工作并不是简单平时的,而是层层递进的。“稳预期”是起点,目前全球经济都很差,中国经济已经是一枝独秀,“六稳”核心目标是稳就业,而这个终极目标要通过稳外资、稳外贸、稳投资、稳金融四种方式来实现。

(二)实现外循环要重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价值链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贸易全球化。以复杂的汽车生产为例,车身上的许多零件生产由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工完成,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卖到全球,即“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全球化”相结合。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特朗普反全球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即便当前WTO的多边机制受到很大冲击,也并不代表多边合作不存在,只不过原来是全球范围的多边合作,现在是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不断加强。

地区经贸合作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二是美加墨自贸区,三是全面进步泛太平洋贸易协议(CPTPP)。

中美贸易战之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被取代了吗?事实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心节点的地位更有望获得巩固。从2000年中国入世前的贸易拓扑图可知,全球贸易基本上分成两大体系,一个是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体系,另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太平洋体系。到2015年,拓扑图开始呈现出三足鼎立格局——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贸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因此,地区经贸合作关系就体现在,北美自贸区、欧盟自贸区以及以中国为主导的10+6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事实上,东盟十国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何重构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全球价值链?我认为核心关键词有两个,即“数字导向”+“知识密集”的全球价值链。为什么是“数字导向”?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即便在数字产业方面我们也没有明显优势,但至少和发达国家差别不是太大,我们可以实现弯道超车。

(三)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人民币走势在美国大选之前是升值,大选之后会贬值。理由是大选之后,不管是拜登当选还是特朗普连任,对美国都是利好,美元会短期走强。但从长期来讲,三年之内人民币一定还是升值的。所以我的核心观点是,10月份人民币升值,11月份人民币贬值,然后三年之后也会保持升值,且大概保持6.1-6.2的汇率。

我个人理解中美经贸关系应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哪怕我们单方面想合作共赢也不具备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可能会越来越紧张,我们必须有这个底线思维。最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是2025年即“十四五”结束时。今年我国的GDP会达到美国经济的75%左右,而2025年我们的GDP总量会基本追上美国,美国会更加恐慌,所以中美摩擦到那时可能会达到一个顶峰。但到203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预计会是美国的1.2-1.3倍,中美关系反而有可能趋于缓和,因为美国可能已经习惯了中国的崛起,就像当年英国慢慢习惯了美国一样。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战略跟商业利益应该怎么平衡?比如美国工商界对华一直是友好的,因为利润最大化才是他们追逐的根本目标,但“胳膊拧不过大腿”,所以如果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工商界的利益可能也只能服从国家战略需要,但他们至少可以在中美关系的摩擦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中美关系会不会白热化?我个人认为不可能。中央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即便打起来我们也有信心、有战略、有定力。应对中美关系摩擦,要以不变应万变,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换言之,正如毛主席所言,“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有人说中美关系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局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没有再“韬光养晦”。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观点。在1990年代,韬光养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时中国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美国对付前面六个都来不及。但现在中国想韬光养晦已经不太可能,我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象难藏于树后,美国已经把你定义为了战略竞争对手,再选择韬光养晦实际上就是选择躲避,更像是一种鸵鸟政策。

综上所述,我愿意用下面这句话总结我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即“长期竞争、有限合作、力求共存”。其中,力求共存是目标,长期竞争和有限合作是客观事实。中美两国的长期竞争和博弈是新世纪的一个态势,至少在新世纪上半叶是这样。这里还有一层“斗而不破”的意思,美国也有需要和中国合作的地方,中美双方始终存在合作的空间,只是空间有限。

最后我用丘吉尔的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尽管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但只要保持战略定力,用双循环发展经济,中国经济就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大变局中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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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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