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焜:从王恭厂灾的神异化书写看明末政治及社会生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2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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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焜  

摘    要:

在明末衰象已现的社会环境下,天启六年京师突发了罕见的王恭厂火药灾。明清时人在书写王恭厂灾变之时往往赋予其神异化色彩,这种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灾变伴生现象,往往与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紧密相关。这种灾变书写方式成为时人借以表达内心政治诉求和衰世下恐慌心理的媒介,也透露了在混乱统治秩序下对王朝政治前途的深切忧虑之感。

关键词:明代; 天启年间; 王恭厂灾; 神异化; 政治与社会生态;


公元1620年,明神宗和继立为君的明光宗相继崩逝,明熹宗朱由校年少登极,改元“天启”。此时的明王朝,社会危机此伏彼起,已处于摇摇欲坠之势。天启六年(1626年)京师的王恭厂火药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突发的。有关天启六年王恭厂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颇丰。1但诸多成果主要集中于关注王恭厂灾的成因,以自然科学的视角对其突发的原因进行解读。本文拟将这次灾变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相结合,以时人对王恭厂灾的神异化书写为视角,管窥明末衰世下的政治环境状况和时人的恐慌心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天启衰世及王恭厂灾

王恭厂灾虽说是一个独立的灾变事件,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是在明末天启年间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一次对政治和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的灾变。

(一)天启年间的衰颓气象

明熹宗冲龄践祚,时有高攀龙、左光斗、杨涟等多位万历、泰昌旧臣进行辅佐,似有一番振作气象。明熹宗初即位,即上谕百官,称“朕奉祖宗法度,不能坐听纷嚣,以乱朝政,特兹再加申饬。以后大臣进退,取自上裁。小臣去留,悉听部议。”2在万历后期党争日炽的政治背景下,又开始出现“众正盈廷”的良好局势。但这种良好势头终是昙花一现,熹宗之昏聩无能随之暴露无遗。明熹宗是在乃父光宗朱常洛登极一月突然崩逝之际即位的,未来得及接受正规、持久的皇储教育,加之性好顽劣,治国理政非其所能。据明末宦官刘若愚所记,“圣性又好盖房,凡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监、内官监办用”,以至“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听,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3朝政逐渐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把持,权倾朝野,一片乌烟瘴气。《酌中志》对其有详细的记载,魏忠贤把持朝政之后,“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数日庀治储偫于停骖之所,赉发赏赐银钱,络绎不绝。小民户设香案,插杨柳枝花朵,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埃障天,而声闻于野。有狂奔死者,有挤蹈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马,雇赁殆尽。” ②3

与此同时,地方民变蜂起,尤以江南地区为甚。天启年间(1621—1627年),南直隶就发生多次民变,著名者有徽州黄山之变、扬州盐商之变以及苏州缇骑之变,时人惊呼“国朝三遭大变,皆属古来所未有”。4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农民破产流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触即发。更令朝野担忧的还是败报频传的辽东战事。此时,崛起于辽东且已然形成气候的满洲贵族,多次出兵骚扰明朝边地,逐渐成为与明廷分庭抗礼的强大地方势力,随即建立与之对峙的独立政权。天启元年,“大清兵入浑河。甲寅,围沈阳。”5而后随着辽东重镇沈阳的失守,明廷日益转为战略被动状态。次年,“大清兵入广宁,凡四十余城皆下,遂进克义州而还。”6至天启五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以沈阳为大本营,进窥明朝内地。至此,辽东主要城池尽失,边防告急。

天启年间,门户日开,阉党专权,社会动乱,边备吃紧,明王朝已是积重难返,尽显衰颓气象。王恭厂火药灾正是在这种政治环境和社会状况下突发的,随之对时政的忧虑和对末世的恐慌感一直笼罩在时人心头。

(二)王恭厂及灾变概况

天启六年,京师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灾变事件,即为人所熟知的王恭厂火药灾。从时人的记载来看,这次灾变极为罕见,波及范围广,伤人无数,破坏性大,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这次灾变的发生地王恭厂,是明朝设于京师专司制造火药的机构之一,与盔甲厂、琉璃厂等同为工部下属机构。明遗民史玄记载道:“京师诸火药局以王恭厂为大,旧在城西南包家街”7,具体位置在“宣武门里,顺城墙往西,过象房桥,安仁草场,至都城西南角”。8同时,其与盔甲厂一起,“兼领专掌修造军器”。9其中,设“掌厂太监一员,贴厂、佥书十余员。辖匠头六十名、小匠若干名。营造钱粮与盔甲厂同。”10《春明梦余录》亦载,“凡京营火器所用铅子火药,系工部王恭厂等预造,以备京营领用。”11由此可知,王恭厂作为专门制造火药的机构,内部设员完备、职责明确,与王朝国家的军备供需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人有关王恭厂灾的记载颇多,现采撷部分记载以窥其概貌。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厂灾,火药局也。是日雷震,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不绝,烟尘障空,白昼晦冥,被灾及晕仆死者无算。”12这次灾变,波及范围极为广泛,“震声南自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13,且“遵化去京三百里,皆闻其声”14,致使京师“平地陷二坑,约长三十步,阔十三四步,深二丈许”。15明人金日升在其《颂天胪笔》中记载更为详细,王恭厂灾发生后,“俄顷,有声如震雷,西北起,振撼天地,黑云乘之簸荡,坏民居室,数里无存。巨石从空飞注如雨,男女死者以数万计,驴马鸡犬皆尽断臂、折足、破额、抉鼻者,枕籍街衢咸满。”16

此次灾变破坏性极大,由此在当时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传统社会,灾变往往视为“神怪之谴”,对其赋予神异色彩,王恭厂灾相关的神异化记载也随之纷至沓来。


二、明清时人对王恭厂灾的神异化书写

王恭厂灾及灾变前后频发的各类异象,在时人的笔下尽显神异,不论从书写方式,还是从所记灾变时人的心理状态来观察,都与一般的水旱灾害大相径庭。

(一)时人对王恭厂灾前后相关灾变的认识和书写

天启年间为明朝多事之秋,各类灾异迭发。王恭厂灾突发之前,见诸于各类记载中的有关异象俯拾皆是,且多被赋予神异化色彩。

据《明季北略》记载,天启四年(1624年)二月,“天黄,日淡无光,次日亦然。见日旁有黑日荡磨。是晚,闻空中叫嗥,如千军万马突临之状,又若万炮竞放,声震天地,举邑惊惶。”17天启六年五月,各类异象更是接踵而至。“五月朔,山东济南知府往城隍庙行香,及门,官吏舆从俱各昏迷。有一皂隶之妻来看其夫,见其前夫,死已多年,乃在庙管门。”18又据《天变邸抄》载,天启六年五月初二夜,“鬼火见于前门之楼角,青色荧荧如数百萤火。俄而合并,大如车轮。”19著名史学家谈迁也将其所见之异象收入《国榷》中,说道:“玄武门火神庙守门内臣,闻乐音三叠出自庙中,见有火球滚出腾空而去。众方属目,俄东城声如霹雳,天地昏黑。”20这类富于浓厚神怪色彩的灾变事件,在王恭厂火药灾爆发之前可谓数不胜数,史料记载也是随处可见,此不赘述。火药灾突发之前的诸多异象,被视为重大异变即将到来的前兆,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是时人心理层面恐慌焦虑情绪的生动写照。

与之相较,王恭厂灾发生之后的一连串神怪事件记载,更能凸显时人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慌感。王恭厂灾发生后,朝天宫火灾起,“遥见紫衣神排空而起。先是,正殿一向锁闭,不爇香火。至是,突然火从正殿起,延烧毁前后两殿,并廊房一百一十间。”21同日,“广昌县地震,摇倒城墙,开三大缝,有大小妖魔日夜为祟,民心惊怖。” ⑦17又据朱祖文《北行日谱》载,“严秀道经锦衣卫,见黑气一道从卫前起,直透空中,风不能动”,数日后,“闻皇极殿前阶石费帑金如千,经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特之告成,甫及殿忽断”。22除了诸多有关异象的书写外,天启末年,多地还发生大风、地震等灾害。同年八月,“江南有拔木之风,古今少见”,十一月,“南京陵寝地震。二十五日,宁夏地震,六月、九月俱震,半年三震”。至七年,“正月十八日卯时,京师地震,有声起自西南,以至东北,房屋倾倒,伤人无数。” ⑨17

(二)对王恭厂灾的神异化塑造和描绘

王恭厂灾发生于明末衰世,且随之伴生诸多异象,再加上其爆炸本身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明清之际许多人不论目睹还是耳闻,都对其极尽渲染。灾变发生的前一夜及当日黎明,似乎就有种种征兆。在京师都城隍庙中,“初五夜,道士闻殿中喧嚷叫呼,绝似唱名之声” (10),至六日黎明,多人见到“东城有一赤脚僧,沿街大呼曰:‘快走!快走!’”而更为人所惊异的是,“北城察院,此日进衙门,马上仰面见一神人,赤冠赤发,持剑,坐一麒麟,近在头上,大惊,堕马,伤额。方在喧嚷间,东城忽震。” (11)在这些异象出现不久即发生了王恭厂火药灾。

对于此次罕见灾变,《明熹宗实录》记载道:“王恭厂之变,地内有声如霹雳不绝,火药自焚;烟尘障空,椽瓦飘地,白昼晦冥,西北一带相连四五里许房舍尽碎。时厂中火药匠役三十余人尽烧死,止存一名吴二。”23可见这次火药爆炸的巨大破坏力。与官方记载不同的是,在时人笔记和文集中,这次灾变多呈现神怪化色彩。明代散文家刘侗在记明代北京风俗掌故的专书《帝京景物略》中对王恭厂灾有颇为详细的记载:

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刻,北安门内侍忽闻粗细乐,先后过者三,众惊而迹其声,自庙出。开殿审视,忽火如球,滚而上于空。众方仰瞩,西南震声发矣。望其光气,乱丝者,海潮头者,五色者,黑灵芝者,起冲天,王恭厂灾也。东自阜成门,北至刑部街,亘四里,阔十三里,宇坍地塌,木石人禽,自天雨而下。屋以千数,人以百数,燔臭灰眯,号声弥满。死者皆裸,有失手足头目,于里外得之者,物或移故除而他置之。24

从这段记载来看,王恭厂火药爆炸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且颇显神秘气氛。除此之外,亦有更为离奇之事出现。“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头,纷纷而下。大木飞至密云。石驸马街有大石狮子,重五千斤,数百人移之不动,从空飞出顺城门外。”25更有甚者,“凡死伤尽裸露,衣服飘挂西山之树,昌平教场衣服成堆”26,“圆弘寺街有女轿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 ⑤25震声甚至震动乾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声如雷鸣,中外恐惧”。27


三、灾变神异化所见明末政治及社会生态

一定社会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所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且往往与王朝政治环境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末王恭厂灾的突发,且被时人赋予神异化色彩,毫无疑问,这是在明末衰世下灾变的伴生现象。天启年间,明王朝已然积弊丛生,政治混乱,加之兵连祸结、各种灾变不断,这种社会环境正是催生神怪言论的沃土。

(一)对阉党专权形势下政治乱象的怨愤与指责

自万历中后期开始,明朝政局日坏,党争炽烈。至熹宗登极,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除去王安、魏朝等政治障碍后,与熹宗乳母客氏沆瀣一气,专擅朝政。在这种形势下,朝臣逐渐分化为两大派,一派以顾秉谦、田尔耕、崔呈秀、魏广微等人为代表,史称“阉党”;一派是以杨涟、左光斗、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在东林党与阉党政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震动京师的王恭厂灾爆发。此时,明熹宗也颇感震惊,遂传谕“内阁即示工部、督察院并巡视科道及巡城御史兵马、本厂监督主事:‘速赴王恭厂巡看救火,不许稽迟。’”28同时,熹宗敕谕群臣修省,称:“朕以渺躬,御极值此变异非常,饮食不遑,栗栗畏惧。念上惊九庙列祖,下致中外骇然,朕当即斋戒虔诚,亲诣衷太庙,恭行问慰”29,希图以修省的方式消弭灾变。

但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不但视灾变示警为无物,不遵上意进行修省,反而加紧迫害和打击政敌。厂灾突发之时,钦天监周司历奏占:“地鸣者天下起兵相攻,妇寺大乱。地中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 ⑨25其占应直指魏忠贤、客氏专权乱政。魏忠贤称之为妖言惑众,将钦天监官杖责致死。在灾变迭发之时,东林党人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疏入,珰恨之,卒被逮。备受惨毒,夜半囊沙以死。”30清人张怡对之颇为同情,他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道:“时谓公初逮时,京师地震,入狱就勘,王恭厂雷火,再出讯,下冰雹,殁之日,朝天宫灾。”31很明显,张氏将灾异之谴归于阉党专权,视之为有违天意之举。

王恭厂灾突发之时,熹宗虽下诏修省,但因昏聩无能,在阉党的簇拥下,深信“东林邪党盈朝。或陷朕于不孝,或弃祖宗封疆”32,这无疑助长了阉党的嚣张气焰。“甲子以来,逆珰肆恶,凶焰益炽。恣杀忠良,天日为之无光,是以市曹怨鬼长号;褫夺冠裳,国士因而无色,系之旦夕身家莫保。海内震动,灾异迭见,人心恐惧,寝食相忘。朝廷屡下修省之明诏,逆珰全不转念于天警。”33明人朱长祚此段言论当是天启末年多数人对阉党痛恨心声的吐露。灾变出现后,南京兵部尚书王永光曾两次上疏明熹宗,将灾变视为天怒,其因由则是阉党越权用事,扰乱视听。其疏云:“上天一怒,而地震如雷,万象倾覆;再怒,而祝融为虐,朝天宫付之烈焰矣。以四方辐辏之地,半属丘墟;千官呼祝之坛,尽为灰烬。” ④33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如此罕见的灾变和各种异象,是上天对人间政治失和表示不满以灾沴谴告,这种思想正是对王恭厂灾及相关灾变进行的神异化描绘所要传达和倾吐的。由此时人感叹道:“是时逆珰残暴,信手杀人,弹章一人,立为齑粉。悬赃破产,复杀其妻子,株累无辜,以触天心震怒,灾异荐臻” ⑤33,对阉党把持下畸形政治的不满和痛恨之情可见一斑。为了避免正面抵触和批判阉党窃权乱政,时人在书写灾变状况时多对其进行神异化描绘,以表明内心对阉党肆意杀戮而不修省的深恶痛绝。

(二)对衰世背景下混乱社会状况的心理恐慌和困惑

若从这次灾变的惨烈程度来看,“火骤发沿近屋舍,因而象房震倒,群象惊逸出,不可控制”34,且“有同伴头去比肩无恙,有从空坠人头及须发耳鼻,大木远落密云,石狮掷出城外”。35由此可见,这次灾变造成的后果远较一般的地震、火灾严重,在普通小民看来,是惧怕和忧虑的。京城无数百姓罹难,“市觇之男女老幼,负者两人肩者,扶而掖者,或已毙,或尚流血。拥而号泣者,声彻于道。”36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人颇迷信鬼神之说,认为“自天地神祇,以及圣贤忠烈没而为神者,皆是也”,且“夫有物则有鬼神矣”。37人们多对厂灾的发生因由不明就里,往往出于主观臆测,并融入丰富的想象,将之视为“神怪之谴”,与深入人心的神鬼观念相结合来解释这场灾变,并进而借其表达内心的恐慌。

当然,时人这种反映在灾变神异化书写方式中对衰世的恐慌,不仅来自于神鬼观念作用下对致灾之由的主观臆测,还主要基于当时真实的社会环境状况。据《旧京遗事》记载,“国家十世宴清,京师数百里之间,物无夭札,民不疾厉。神熹之年,始不戒于火,而天降之灭,风霆变化,日有其事,然在于今而尤烈。”38至万历、天启年间,京师各主要国家机构的管理日趋松懈,上行下效,使得整个社会环境日益走向混乱。京师各衙门官员玩忽职守,规制松弛,以致监管不力。京师如此,更遑论地方官府了。明朝时期的北京乃宸居之地,四方辐辏,军民杂处,三教九流多混迹于此,到了明末更显鱼龙混杂。据陈宝良的研究,明朝时期的北京城内,“专有一批不务生理的喇唬,他们三五成群,非华衣不穿,非美馔不食,宿娼买奸,百无禁忌”39,成为社会的乱源之一。有关王恭厂灾的各种奇异事件的记载,正基于明末混乱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王恭厂灾发生后,“焦头烂额、四肢不全者甚多,男子尚有单裈、妇人皆无寸丝掩羞。”40且更为离奇的是,凡受灾死伤者皆裸露,而“圆弘寺街有女轿过,一响,掀去轿顶,女人衣饰尽去,赤体在轿,竟亦无恙。”41当厂灾发生之际,京师流氓、恶棍,甚至不法军士,多趁机制造混乱,袭杀平民,奸淫妇女,行罪恶不法之事。无疑,在灾变迭发之时,人为制造的混乱更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和恐慌。

(三)王恭厂灾下政治预言与灾异天谴说的一度兴盛

天启初年,明熹宗仰赖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文臣及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联手努力,虽一时出现升平气象,但这只不过是政治混乱和宿弊久积之后出现的表象,随之而来的是更为严重的政治乱象。阉党把持朝政,大肆迫害和打击政敌;又遇辽事大坏,在满洲铁骑的步步进逼之下,明军节节败退,迨至辽阳失陷后,“广宁至三岔河几三百里无人烟”。42在这种衰象已现的局势下,王恭厂灾爆发,京师震动。与此同时,各种水旱灾害不断,且持续时间长,南北两京皆地震,因此时人多将这一系列灾变视为国变之示警。从对王恭厂灾及相关灾变的神异化书写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时人对明王朝国家政治前途的失望与忧虑。尤其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明遗民在记述天启间王恭厂灾及其相关变异之时,因对国破家亡、改朝换代有着切身的体会,由此他们更相信天启间的巨大灾变是上天之示警,是昭示明朝走向末世的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王恭厂灾突发之际,各类灾害并作,时人多归咎于阉党的窃权乱政和倒行逆施,“说者为魏忠贤杀戮忠良之感,犹六月飞霜之异,上天示警焉”。43很明显,这是在指斥阉党乱政引发了上天的谴告,是逆天之举。而历经明清易代的人们更有着深刻的感悟,基本上都认为王恭厂灾预示着明朝气数已尽,是天命即将转移的预兆。当李自成攻占北京,清朝入主中原之际,这种灾变预警更为人深信不疑。由此不难理解,明清人多将王恭厂灾进行神异化书写,除了有其痛恨阉党专权下的黑暗政治和揭露社会现状的目的之外,还凸显着政治预言和灾异天谴的因素,意在印证明朝灭亡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在天谴预警下的必然结果。“熹庙登极以来,天灾地变,物怪人妖,无不叠见,未有若斯之甚者。思庙十七载之大饥大寇,以迄于亡,已于是乎兆之矣,而举朝犹在醉梦中,真可三叹” ⑤41,正是这种心理因素的生动写照。极为巧合的是,至崇祯帝即位时,正举行登极大典,“诸臣方呼拜,忽天鸣,窃心异之”。44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行将灭亡之际,“甲申三月十三日,孝陵夜哭,都人喧传。张藐山先生闻之叹曰:虽讹言,亦其应也。”45这些有关政治预警异象的出现与天启年间王恭厂灾变如出一辙,且不论其真假虚实,如此记载,毫无疑问是对这些末世徵应进行渲染,以突显灾异谴告在王朝兴衰更替中所扮演的特定角色。

以异象为表征的政治预言及灾异天谴说与王朝统治秩序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古人通常认为“异常现象的首要起因是人的精神状态或社会行为”46,且多流露出时人对现世社会的不满、怀疑与批判。47这种思想虽说产生于心理层面且不乏迷信成分,但人们往往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政治运作中,以解释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天命归属问题。这种思想还常与灾异天谴说相结合,甚至掺杂进鬼神观念,以表达某一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内心对王朝统治的认可抑或否定态度。在天启衰世背景下,王恭厂灾突发之际,这种灾异预言甚嚣尘上,即是很好的明证之一。


结语

在“天命论”影响下的传统社会,多种灾害的来临多使人产生畏惧恐慌心理,尤其是当一些与自然规律和人们内心所愿相悖的奇异灾害突发之时,人们往往视之为“天谴”。这类灾害,明清时人通常称之为“变”,以异象视之,并赋予其浓郁的政治色彩。而这些被视为上天谴告而降下的灾变,又往往预示着人间社会的混乱和失稳,尤其在王朝政治乱象频生以致行将崩溃之际,人们多借此来传达内心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情绪,同时揭露和批判混乱的社会状况,从而很自然地流露出身处王朝衰世内心的困惑与恐慌。

其实,不论是天命观还是自然规律,都是人类借助于外部秩序来解释社会秩序的参照,传统社会中正是将代表上天意志的宇宙秩序和规律与人间社会状况统一于同一秩序范畴之内,并将上天意志的表达作为解释人间社会统治秩序的衡量标准。这种思想观念在明末王恭厂灾突发之际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应用,时人对王恭厂灾的神异化书写,赋予灾变神秘离奇的色彩,将之视为“天谴”,旨在表达对阉党把持下的黑暗政治秩序的不满和痛恨,以及社会混乱状态下内心对王朝前景的担忧及恐慌。不难推知,对衰世局面的恐慌和对政治前途的忧虑,是深植于生活在明末人们心中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富含神怪色彩的灾异天谴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颇为流行,在明末多事之秋为人所深信不疑,尤其是王恭厂灾发生一二十年后,明王朝轰然倾覆的历史巨变,似乎正成为印证这种灾变徵应的现实依据。我们且不论这种灾变神异化书写下的种种怪异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必然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且渗透着时人对所处时代现实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真切认识和关注。透过这一历史现象,时人困惑和不安的心理世界也大致展现在我们眼前,这为我们认识和研究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1参见耿庆国、李少一等主编:《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地震出版社1990年版;刘志刚:《天变与党争:天启六年王恭厂大灾下的明末政治》,《史林》2009年第2期;梁国坚:《明天启六年王恭厂灾变之气象成因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李树菁:《明末王恭厂灾异事件分析》,《灾害学》1986年12月创刊号,等。

2顾炎武撰、严文儒等点校:《熹庙谅阴记事》,《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3刘若愚:《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记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0,74页。

4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1《帝治》,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页。

5夏燮撰、沈仲九点校:《明通鉴》卷77《熹宗天启元年》,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48页。

6夏燮撰、沈仲九点校:《明通鉴》卷78《熹宗天启二年》,第3074页。

7史玄:《旧京遗事》卷2,清退山氏钞本。

8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9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8,明万历林如楚刻本。

10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第123页。

11孙承泽撰、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31《戎政府》,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476页。

12夏燮撰、沈仲九点校:《明通鉴》卷80《熹宗天启六年》,第3157—3158页。

13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纪异》,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页。

14杨士聪著、于德源校注:《玉堂荟记》,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15吴长元:《宸垣识略》卷7《内城三》,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16金日升:《颂天胪笔》卷22《附纪》,明崇祯二年刻本。

17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辛酉七年纪异》,第71—72、72、73页。

18(10)(11)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纪异》,第75、75、74—75页。

19佚名:《天变邸抄》,转引自耿庆国、李少一等:《王恭厂大爆炸——明末京师奇灾研究》,第8页。

20谈迁撰、张宗祥点校:《国榷》卷87《熹宗天启六年》,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326页。

21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28《徵异》,第1004页。

22朱祖文:《北行日谱》,明崇祯二年张世伟刻本。

23《明熹宗实录》卷71,天启六年五月戊申,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印本,第3420页。

24刘侗、于奕正著,孙小力校注:《帝京景物略》卷1《城北内外·火神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25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纪异》,第76、76、73页。

26谈迁撰、张宗祥点校:《国榷》卷87《熹宗天启六年》,第5326页。

27朱长祚撰、仇正伟点校:《玉镜新谭》卷6《筑城》,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6页。

28《明熹宗实录》卷71,天启六年五月戊申,第3419—3420页。

29《明熹宗实录》卷71,天启六年五月己酉,第3422页。

30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5《敢谏》,第224页。

31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5《敢谏》,第224页。

32李逊之:《三朝野记》卷5《天启朝纪事》,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33朱长祚撰、仇正伟点校:《玉镜新谭》卷5《灾沴》,第77、79—80、80页。

34高汝栻:《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15,明崇祯九年刻本。

35吴伟业撰、李学颖点校:《绥寇纪略》卷12《虞渊沉上·火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36薛冈:《天爵堂文集》卷7《纪丙寅五月六日京师所觏异变始末》,明崇祯刻本。

37龚炜撰、钱炳寰点校:《巢林笔谈》卷6《鬼神》,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4页。

38史玄:《旧京遗事》卷2,清退山氏钞本。

39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按,所谓“喇唬”,清人解释即“诈骗之匪也”。喇唬这一类不务正业的流氓恶棍,在明朝京师以及地方大邑普遍存在,时常口称圣号,大白天在街上倒地撒泼,引人围观。喇唬在明初虽有零星的出现,但怯于明太祖所行高压政策,人数不多。至正统以后,喇唬势力在各大城市重新崛起,并在社会上逐渐扩大,至成化、弘治时期达到极盛。至明末,以喇唬为代表的流氓群体更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渊薮之一。

40朱长祚撰、仇正伟点校:《玉镜新谭》卷6《筑城》,第86页。

41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卷2《丙寅五月初六纪异》,第76页。

42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天启朝纪事》,第42页。

43朱长祚撰、仇正伟点校:《玉镜新谭》卷5《灾沴》,第79页。

44谈迁撰,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智集《登极天鸣》,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2页。

45谈迁撰,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智集《孝陵夜哭》,第93页。

46[英]胡司德著、蓝旭译:《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6页。

47参见余焜:《明中叶异象频发及其因素探微——以成化、弘治时期为中心的考察》,《宁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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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安徽史学. 2020年0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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