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锋:重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价值与地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2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0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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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锋  
在笔者看来,如果通过《手稿》与马克思后来被世人公认的经典著作(譬如《提纲》《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之间的比较研究,能确认二者核心思想、主要观点的一致性、后者对《手稿》的思想继承性,那么,所谓的“《手稿》‘不成熟’或‘不科学’”的论断就站不住脚了。

   第三条原则对于澄清《手稿》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也是极有裨益的。乍一看,这条原则令人费解。笔者为什么要提出“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呢?笔者的用意是什么?限于篇幅,笔者这里不打算繁琐论述,只希望用寥寥数语,就将问题说清。第三条原则的要点是,在“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或者以此为依据,来谈论《手稿》的哲学价值、历史地位。至于“对马克思毕生著作和革命实践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整体把握”,这是为了确保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的领会或揭示是准确、可靠的。道理极为浅显,如果要判断《手稿》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它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著作,那么,不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精神实质”,或在此问题上陷入片面理解,是绝不可能对《手稿》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判断的。

   第四、第五个原则对于科学判断马克思《手稿》的“历史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众所周知,《手稿》被许多批评者指认为一部旧哲学思想(比如费尔巴哈思想)占优势的旧式哲学著作。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需要辨析的重点是,究竟是旧哲学思想,还是马克思自己正在形成的新哲学思想,在青年马克思的《手稿》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处于“主导”地位?《手稿》的核心思想、主要观点究竟是直接来自旧哲学(比如费尔巴哈哲学),还是来自马克思自己?马克思的这些核心思想、主要观点是否超越了费尔巴哈等旧哲学家?显然,这些问题的“真相”直接决定了《手稿》的哲学地位。第五个原则对判定《手稿》的历史地位也是极有价值的。不过,这个原则难免激起《手稿》一些批评者内心的抵触、抵抗。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运用这个原则(“借鉴马克思本人对其早期著作的评价”)的结果,将会导致对所谓的“《手稿》‘不成熟论’‘不科学论’”的否定。这是《手稿》的许多批评者不愿面对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自己的早期著作评价颇高⑤,所谓的“不成熟”或“不科学”,从来没有成为他对其早期作品的评语。作为自己的思想进程的唯一亲历者、“当事人”,他的相关回忆或说明无疑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对后人判断其思想进程,评价其早期著作具有巨大价值。在笔者看来,《手稿》的不少批评者对待“权威”本身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许多人对马克思早期的《手稿》持否定态度,往往是“权威效应”(即学界权威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范式的某种引导)所致。这里,笔者要反问一句:既然你相信批评或否定《手稿》的学界权威,那么,作为其思想历程唯一亲历者的马克思,这个最大的“权威”,他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权威评价,你怎么就选择了无视呢!难道他人或后人比马克思更了解其思想轨迹、思想历程,比他更有能力对其作品的“思想史地位”作出判断吗?

   关于《手稿》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这里再略作说明。在《手稿》的研究中强调“价值中立”,其学术意义极其重大。鉴于学界《手稿》研究的现状及弊端,无论怎么强调这一原则都不为过。“价值中立”的原则,其要点是不带“先入之见”或价值偏见,不戴“二手资料”的“有色眼镜”,独立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按照学术精神,独立评价、谨慎定性马克思的《手稿》。这里强调的不过是“独立思考”“不迷信他人”这一学术研究、学术评价最基本的品格。似乎这个基本要求,人们不难做到。不过,令人忧虑的是,由于现实因素的复杂性,“价值中立”在我国学界的《手稿》研究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践。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在学界的某个“知名学者”成名之前,在他的学生时代(本科生、硕士生阶段,甚至博士生阶段),他就把学界中关于马克思《手稿》及其历史地位的某种流行的解读范式、权威见解作为某种不容质疑或不必质疑的“思想史知识”(甚至“思想史的常识”)接受下来,而此时他尚未深入接触马克思《手稿》的文本,没有进行任何有深度、有质量的阅读。鉴于思维的惯性及惰性,他后来很少反思自己既有的认识、学界流行说法的可靠性,极少反思权威见解的“可信度”。当他成长为所谓的“知名学者”后,他以“学术权威”的身份,继续传播他信以为然的“权威见解”的观点,或者在“二手资料”的基础上,按照“二手资料”的解读范式,对原有观点进行阐释或论证。目前我国研究者对马克思《手稿》的所谓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多数是违反“价值中立”原则的。完全遵循(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存在的)或基本遵循“价值中立”原则来认识、定性马克思《手稿》的研究者,在我国学界少之又少。要提升学界《手稿》研究的质量,必须改变这种状况。严格来说,只有按照“价值中立”原则,自觉开展独立、客观的学术探索,在面对《手稿》文本时,清除任何“二手资料”的学术影响,研究者才谈得上在进行真正意义、符合“学术精神”的《手稿》研究,对该著作的公正评价才具备了最基本的前提。

   笔者认为,长期以来遭受批判、责难,其价值、地位被严重低估的《手稿》,应归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范畴,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术地位应受到认可。不仅如此,作为一部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早期著作,《手稿》还应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者那里,获得额外的、特别的尊重与重视。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重大的原创性、开创性意义,“哲学贡献”巨大,“哲学价值”极其突出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离开或无视《手稿》,我们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发展,无法理解他后来的所谓“经典著作”“代表性著作”。《手稿》是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著作”的理论基础、思想起点。后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几乎均受益于《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观点,均与《手稿》有着某种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联系。下面笔者从各个具体的方面,谈谈马克思《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

   (一)《手稿》的“原创性、开创性哲学贡献”之一:首次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劳动史观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重要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对马克思与他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经典的描述和界定:“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3]。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手稿》历史观的某个标志性论断与恩格斯的这一经典描述、经典界定紧密联系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手稿》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精神实质”上的高度一致性。在《手稿》第三笔记本,马克思在评判宗教神创论思维方式及其论调时,表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流露了他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性看法:“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2]。这一重要论断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核心理念(“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的历史,应当以生产劳动为线索来理解整个人类发展史”)的初步表达,《手稿》历史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把人类整个历史看作是一部“劳动史”,看作人类通过“劳动”自我延续、自我发展的一部连续不断的历史,青年马克思正是用“劳动”的观点、用劳动史观来拒斥宗教神创论,论证人类来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在他看来,感性、现实的生产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延续、自我存在的有效途径,用“生产劳动”这一人类社会内部的经验现象,足以说明人类如何自我延续、自我发展,根本不需要也不应从人类外部去寻找什么超自然因素(指“神”)作为原因,来解释“人类何以存在、如何存在”。⑥

   (二)《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之二:首次揭示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内涵,系统表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要点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概念,其科学内涵恰恰是在被指认为所谓“不科学著作”的《手稿》中得到初次展示的。在《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生产、劳动已被马克思明确界定为一种“实践”活动。不仅如此,“实践”的科学内涵已初现:按照《手稿》的理解,“实践”是人类有意识地、能动地改造客观的外部对象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马克思在《手稿》中描述道,“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他还提出,“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这些表述表明,《手稿》已基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内涵,并且,马克思已准确揭示了“实践”的若干重要特征:受意识指导、能动性、对象性、改造外部客观对象。此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构架、核心要点在《手稿》中也已基本形成。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不仅明确承认并强调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物质前提、自然界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制约⑧,而且重视并强调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外部物质对象的改造作用(参看本段引述的《手稿》相关表述),肯定外部自然在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改造下发生的“人化”现象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奠基之作”这个称谓,应归之于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而不是写作时间稍晚的《费尔巴哈提纲》或《德意志意识形态》。⑦

   (三)《手稿》的“原创性、开创性哲学贡献”之三: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科学界定“人的本质”,系统揭示人的存在方式

以往我国学界的主流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说明、科学界定,是由马克思在1845年的《提纲》中实现的: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的科学观点,从而实现了人学革命,在《费尔巴哈提纲》之前,他对“人”及“人的本质”的理解与旧哲学家一样都带有“抽象”色彩。其实,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探索经历了一个过程,《费尔巴哈提纲》的人学观点不过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类似思维方式、类似思想的延伸,而不是对以往思维方式及观点的否定。其次,《费尔巴哈提纲》只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谈了“人的本质”,并未从“生产劳动”的视角把握“人的本质”,这种谈论方式是不够全面的。况且,从“社会关系”视角谈论“人的本质”并不是《提纲》的“思想专利”。在更早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就有类似的表述了⑩。从“生产劳动”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及其本质,这是《手稿》的原创性哲学贡献。该著作用“劳动”“生产”或“实践”来把握“人”及其存在方式,鲜明地把劳动、生产理解为人类的“生命活动”,理解为人的“类生活”“类特性”,理解为人的“本质”[2]。《手稿》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使人类根本超越了动物界,劳动对“人”而言,具有根本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劳动对“人”而言的标志性、象征性意义超过人的其他任何活动、任何特征)。值得重视的是,《手稿》不仅首次以“生产劳动”为视角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的本质”,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首次系统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处于《手稿》学术视野中的“人”,绝不是什么“抽象”“虚幻”的存在物,而是有血有肉,从事各种活动(其中首先是生产劳动),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存在物。在《手稿》看来,“人”有多种存在方式:人在“活动”中存在;人在“关系”中存在;人在“自然”中存在;人在“意识”中存在;人在“需要”中存在;人在“历史”中存在。[1]就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系统把握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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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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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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