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飚 颜廷武:中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70年:回顾与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00: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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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飚   颜廷武  
在保持50个体系总量不变情况下,通过合并小体系、适当新增部分体系、新增部分岗位和试验站等方式,进行了体系内部的结构调整与功能优化。

   作为农业科技领域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在提升农业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农业竞争力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的50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截至2017年,共取得130项标志性成果和328项重大成果,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科学研究水平和产业技术供给能力,有力支撑了国家粮食连年丰产、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持续增收。

   (3)农地三权分置。农地三权分置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土地制度创新。农地三权分置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丰富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其中:土地集体所有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土地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土地经营权人对流转土地依法享有一定期限内占有、耕作并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实践问题引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规范。1978年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新型土地制度形成,将集体垄断的农地产权制度转变为集体所有权和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世纪90年代至2013年,国家陆续调整承包土地不可流转的规定,以适应城乡要素流转格局和土地规模经营需要。结合前期各地三权分置探索,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关规定将农地三权分置从指导思想转为实际操作,拉开了改革序幕[10]。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明确了“三权分置”的提法,提出要“科学界定‘三权’内涵、权利边界及相互关系,逐步建立规范高效的‘三权’运行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农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拓展了承包地物权体系,巩固了承包经营主体的财产权利,有利于细分农地产权结构,降低市场交易成本,重构了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上,农地三权分置有助于维护农民财产权利,实现土地权益的多元共享,促进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助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优化社会权力关系,形成农村多主体合作治理局面[11]。

  

   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前瞻

   经济社会发展与时代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研究选题。伴随着我国改革步入深水区,在农业农村领域也推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政策举措与发展主张。作为具有理论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特点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其研究与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发展方向,深化研究领域并推出新的成果。在经济与管理学科领域和农业科技领域,以1998年1月到2019年4月的中国知网(CNKI)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库为数据源,采取以“农”为关键词的高级检索方法,共检索出7313篇文献,经过文献计量和通过对关键词聚类分析,从中提炼和归纳出农业经济管理研究的前沿与趋势,认为在以下几大重点领域内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仍有许多值得深化和拓展的空间。

   1.减贫与发展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扶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凭借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的重大意义,贫困问题势必保持较长时间的研究热度。在理论层面上,贫困的治理机制探讨经久不衰。“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人力资本理论在“扶智”上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积累,而“扶志”问题依然有待解决。针对贫困人口中的“懒汉”问题,基于学科交叉的认知来科学分析其贫困心理、内生动力与外部贫困文化,将是贫困理论的重要突破方向[12];围绕“三区三州”等为代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低水平均衡陷阱”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有待理论深挖。现实层面上,扶贫机制与返贫预防有待优化,尤其是针对2020年全面脱贫后的新贫困问题,涉及标准制定、城乡统筹的贫困治理体系建立、基于权利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扶贫投入的财政金融改革等诸多内容[13],均需要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2.农地制度安排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土地作为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要素,其制度安排及变迁事关重大,备受各界关注。新一轮农地确权对承包地的制度安排直接关乎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如“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势必给农村内部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发展带来冲击,相应亟待补充围绕乡村治理与城乡要素流动影响的研究;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与制度创新,如何正确评价改革成效、科学评估改革推广的社会经济影响是摆在学界与政界面前的现实问题;规模化经营发展潮流下,有关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农业合作社经营为代表的规模经营模式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对而言,资本下乡办农业企业和国有农场统一经营仍停留在政策倡议层面,有关的经营机制设计、经营绩效比较有待研究跟进。与此同时,如何平衡规模经营与小农生计、安置被挤出的“落后小农”这一现实问题也有待研究补充。

   3.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

   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日益凸显,推动了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围绕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环境影响评估仍是研究热门,包括量化气候变化、外源污染等环境因素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测度农业生产活动引发的面源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冲击,以及评估耕地保护、休渔禁渔等农业政策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农业之外的广义环境问题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选题,要求立足国家层面,评估评价土地、水、矿产、森林、草地和海洋海岛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政策对生态系统的整体与局部影响,论证如何协调自然资源资产与经济增长、实现资源永续开发。相关研究愈发强调经济学与农学、资源环境科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的跨学科合作,将生态环境演进融入经济社会分析框架,构建包含资源环境约束与气候变化冲击的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开发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动态模拟资源与环境政策的综合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14]。

   4.食物安全与消费研究

   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引发的需求推动、耕地和水资源引致的供给束缚共同作用下,食品经济问题愈发突出,尤其是关于从量转质的食品安全探讨将愈加激烈。理论层面上,食品经济的内涵应该与时俱进,打破传统由生产到消费的单一供应链条,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辐射复合型功能网链,在食品市场分析模型拓展中引入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以明晰政府和市场双方力量在现代食品体系中的角色职能。应用层面上,围绕食品价格波动,农业生产力增长速度放缓引起的供需间不平衡、价格波动时期决策者的决策行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面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等都是食品经济有待回答的应用选题;围绕现代食品生产体系,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中国食品生产、物流与营销发展是全球趋势;围绕食品营销,食品企业的伦理道德、食品消费心理与行为、食品营养与安全等领域研究仍有待深入[15]。

   5.农业科技推广研究

   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围绕农业科技推广问题,未来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涉及高校科研机构为主体的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农业企业的创新激励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何去何从等问题的探讨,作为面向社会经济转型现实研究议题,其研究主体更多是扮演政府智库角色的机构与学者。二是农业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分析。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的不断发展,使得对技术效率的测算分析不再局限于国家或地区层面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而是拓展至微观层面农户、农场和农业企业等单元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及把创新成果视为产出的农业科技研发效率,并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效率的内外部因素。伴随大数据时代数据获取上的便捷化,农业企业有关的科技研发与技术进步评价分析将是今后的发力点。三是围绕农户的特定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农技推广问题需在内容上引入跨学科的社会经济因素以拓展经典的微观经济行为解释机制,在方法上基于情景选择实验的问卷调查和现实中开展农技推广的随机对照试验也将是新的发展趋势。

   6.农村金融供给研究

   伴随农业规模化经营的纵深实施,如何破解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愈发重要。当前对农村金融的发展模式梳理和发展绩效评价研究居多,结合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未来农村金融问题仍有较大拓展空间。制度层面上,亟须探讨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制度和投融资体制机制优化,完善金融支农的激励政策,引导证券、保险、担保、基金和期货等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流入,以实现各类金融机构回归实体经济、助力“三农”发展;金融供给层面,针对贫困农户的普惠金融需求、非农就业为主家庭的消费金融需求,专业化、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生产需求以及农村家庭对投资、理财、保险等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需求,实现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供给是需要细化的研究方向;在数字金融时代,如何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借助金融科技降低交易成本、规范新兴数字金融机构发展,仍有待理论、实证和实践各个层面的积极探索[16]。

   原文参考文献:

   [1]吕志轩.食品科学学科体系与食品经济管理研究框架——兼与相子国教授商榷[J].德州学院学报,2013,29(1):20-23.

   [2]于晓华,郭沛.农业经济学科危机及未来发展之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5(8):89-96.

   [3]陈佑启,邹金秋.中国农业资源区划数据集[J/OL].中国科学数据,2018,3(2).(2018-06-19).DOI:10.11922/csdata.2017.0008.zh.

   [4]萧冬连.中国农村改革是如何率先突破的[J].中共党史研究,2018(8):18-30.

   [5]黄季焜.六十年中国农业的发展和三十年改革奇迹——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J].农业技术经济,2010(1):4-18.

   [6]徐大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回顾与前瞻[J].商业研究,2009(7):197-200.

   [7]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J].农业技术经济,2018(3):4-15.

   [8]张卓元.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9]华奕州,黄季焜.粮食收购双轨制改革与粮食生产:以小麦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7(11):59-66.

   [10]高帆.中国农地“三权分置”的形成逻辑与实施政策[J].经济学家,2018(4):86-95.

   [11]孙德超,曹志立.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J].经济问题,2018(1):1-7.

   [12]谢治菊,李小勇.认知科学与贫困治理[J].探索,2017(6):127-135.

   [13]陈志钢,毕洁颖,吴国宝,等.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2020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J].中国农村经济,2019(1):2-16.

   [14]仇焕广,陈晓光,吕新业.农业经济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方法探讨[J].农业技术经济,2018(1):17-23.

   [15]李莹,周东旭.“未来二十年食品经济领域最受人关注的研究课题”国际研讨会综述[J].农业技术经济,2010(4):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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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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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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