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20-11-01 0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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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  

   作者简介: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出现的大量翻译、引进西方汉学论著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曾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正面推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那就是“一味追求和模仿”西方汉学风格的“汉学心态”。造成汉学心态的原因比较复杂。如果试图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走向深化,那么走出汉学心态、重建学术自信,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任务。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无不是站在以西方为主体的立场之上,既有意无意地受到其本民族不同历史经验的影响,又受不同地区汉学学术传统的制约,因此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解读存在着明显不足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唐宋城市史研究等为例证,可以探索出一条走出汉学心态之惑的可能途径,即发挥本土学者在掌握历史资料方面的长处,更具体、更细致地重构史实。在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重新解释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自觉可能也就在其中了。

   关键词:汉学心态;学术自信;史学理论;唐宋历史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我国学术进步最为显著的一个历史时期。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广泛地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西方汉学对它的推动与影响相当明显。

   对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观察与研究,局外人的“话语权”有时甚至超过本民族学界,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奇异的事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难简单评判。不过,研究古代历史对于深入理解民族文化,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如果我们希望中国古代历史这个研究领域今后能够得到持续的与实质性的进步,认真分析、思考这一现象,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本文试图以笔者熟悉的学术领域——主要是唐宋历史研究为例,对这种现象的表现、原因与利弊稍作分析,并就如何树立学术自信的路径略陈己见。

  

   一、理论饥渴与汉学心态

   笔者此前曾撰小文,指出当前史学界存在着一种“理论饥渴”的症状。①所谓“理论饥渴症”,指学者痛惜本学科可用以指导学术研究的理论方法有所不足,渴望引入新说的一种焦虑心态。这首先可以从近年来学界对探寻新理论方法的不绝呼声来观察。有学人甚至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理论范式未见更新的状态,描述为一种“理论危机”。②也有学者反思30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认为其中的一个不足就是“史学理论的匮乏甚或缺失”。③当时,笔者虽然点明了“饥渴”的各种症状,却未及深入分析其成因,只是简单提到,传统理论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理解上的教条主义,造成了新一代学者对它产生疏远感等。同时,学者困惑于如何推动学术发展的心理压力,也是产生“饥渴”现象的一个原因。其实如果稍加深入,还可以发现,经典理论的主体内容,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一些总体性的宏观结论,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历史理论”或曰“史观”。④它虽然在理论信仰的层面给了学界以指导,不过宏观理论与落实到可供具体“操作”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史学理论”者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经典理论中属于具体研究方法的那部分内容,大多是关于某时某地具体史事的结论,一方面,理论界一向认为这些具体结论对于历史研究虽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涉及研究不同方面的人类社会活动,其中有一些,经典理论的积累较为丰厚,例如关于经济学就是如此,但也有许多方面,或者涉及不多,或者是在社会演进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经典理论无法给予我们现成的答案。

   经典理论无法包揽一切,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将以往的人类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但由于这一研究对象许多必要信息的缺失,以致很难归纳演绎出一整套针对当时人类社会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方法,以形成一种“历史的社会科学”——如果可以如此命名的话,所以不得不经常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人类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学科。历史学常有待于这些学科研究的进展,提出新见,以便得到帮助。可是及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学科,发展比较迟滞,其所能够提供给历史学借鉴应用的学术资源,也就极为有限了。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但近代史学并非传统史学的自然延续,而是20世纪初年在西方学术影响之下构建起来的一门新的人文学科。长期以来,因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发展很是缓慢,及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相当不成熟,甚至一些基础性的学科规范,都不甚健全,亟须参照一些成熟的学科,引为借鉴,以有利于提高。

   于是,出现了大量译介西方汉学研究成果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我国学术思想开始“走向世界”的历史时期,“文化热”方兴未艾,知识界与出版界联手,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著作。其中有几种大型译介丛书尤其引人注目,例如从1981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至2012年共出版14辑600种。在海外汉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则首推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开始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截至2013年,这套丛书共译介西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161种,既囊括了费正清等名家的代表作,也推出了一些作者相对年轻但在丛书主持者看来其论说不乏价值的著作。近年来更按专题,推出了“女性系列”、“海外学子系列”、“环境系列”等子系列。至今每年仍推出新书十余种,在知识界与出版界享有盛誉。在此之外,其他一些出版社分别推出的各种译介西方汉学著作,面广量大,比较重要的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中文本、中华书局的《世界汉学论丛》数十种,各省市出版社也大都推出过数量不等的译介海外汉学的著作,例如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等等。三十余年来,虽未见有人作过精确统计,但如果说这样的译介著作已超过千种,估计不致过于夸大。

   专著之外,各类学术杂志也多开辟专栏,或撰文,或传译,介绍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专业研究机构陆续被建立起来,展开对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这些机构大多办有专门研究、介绍海外汉学的专业期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汉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汉学》,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主办的《国际汉学集刊》,以及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汉学研究》等。这些机构还经常性地组织召开关于海外汉学的专题国际学术会议,出版学术专著,讨论、介绍海外汉学。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译介工作的推进,国内学者接触了解西方汉学学术成果越来越方便,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出现了重视、借鉴西方汉学的现象。、

   在上述多方面的推动之下,西方汉学开始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产生持续性、全方位的影响。正如《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主编刘东曾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引进的不仅仅是一批书,而是一个知识领域、一个学术传统。当今中国学界,几乎罕有人不受这套书的影响。”④这种“影响”表现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的方方面面,其对学术的正面推动意义不容置疑。在各个专题具体研究之外,最有意义的,一是有助于基础性学科规范的确立,二是对一些新研究领域的开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以“新史学”为标榜的社会史,或是以“华南学派”为重要代表的历史人类学,还是常常搅动学界一池静水的个别争议性议题的提出,例如所谓“新清史”的说法等,无不如此。2004年,邓小南在梳理国内宋代史研究学术史时,就曾指出:“近年来,我们在研究方向、取径,乃至议题的选择方面,许多是受海外学界的影响。”⑤所以有学者这样说:“在我们看来,我们一直是在做中国自己的学问,其实背后却受到国外汉学治学模式的很深影响,它在不断地重构我们的学术。”⑥

   可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矫枉过正是最为常见的认识路径。在“几乎罕有人不受”其影响的格局之下,一些为推动者所始料未及的现象于焉产生。这就是刘东所说的“现在国内有些学者研究中国也净是汉学意识,年轻学子更是惟恐学汉学家的风格学得不像,这恐怕也是问题”。⑦张西平这样界定所谓的“汉学心态”:“西方汉学作为主导世界文化的欧美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学术界对它的接受也显现了另一种特点:汉学心态的出现。这就是对西方汉学的一味追求和模仿。”“急切地套用西方汉学著作中的学术术语,照搬西方汉学的研究方法,这已经成为当前文科研究中,特别是在传统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一些看似很新潮的著作,看似很玄妙的理论,如果我们深究一下,几乎都可以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著作中找到原型。”⑧一些尽管相当不经、却比较能迎合民众心理的西方学者的论点,经过一些文化人士的鼓噪,其影响甚至已经溢出学界,波及到了社会,例如关于“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即是。⑨

   影响过于强化所带来的“一味追求和模仿”,以及以西方学者的论说为标准的现象,当然不仅无法对学术研究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更有可能反过来阻碍它的发展。因此,有学者甚至将对这种复杂影响的评判,提升到了文化上的“自我殖民化”这样严重的程度。⑩在一些具体的研究取向上,类似的批评也不少。典型的例如葛兆光批评近年来西方汉学流行的区域研究方法,认为它“至少在欧洲,对于民族国家作为论述基本单位的质疑,我相信,是出于一种正当的理由,因为民族国家在欧洲,确实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建构起来的”。但在中国,由于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与欧洲存在差异,这种方法虽然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却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不能不令人担忧。(11)

   在西方汉学被大量译介三十余年、目前势头仍未稍见消减之时,针对其在我国学界所产生的复杂影响,冷静客观地评估这一学术潮流,并站在学术本土化的立场上,就如何推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走向深化,提出自己的思考,是这一学术领域每一个具有责任心的学者不应回避的任务。

  

   二、西方汉学的主体性与其特点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

   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并且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最早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传教士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导阶层与欧洲不同,并非僧道等宗教人士,而是儒士。基于这样的认识,为了更有效地传播“上帝福音”,他们开始将传教对象集中到士人阶层。利玛窦从着僧服到儒服的“易服事件”即为典型案例。传教士还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信息中,尽量放大中国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管理的“开明君主制”国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得以借用耶稣会士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12)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轶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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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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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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