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本章 何俊志: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与政治代表概念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 次 更新时间:2020-10-30 00: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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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本章   何俊志  

   作者简介:钟本章,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何俊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摘要: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主的实现几乎只能依靠用选举控制政治代表的代议民主模式,所以传统政治代表概念一直作为选举民主的附庸而存在。但是,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给传统政治代表概念带来了张力,其包括“非选举式公共权威的所有者”“公民代表”“自我赋权的行动者”及“无法言说者的代言人”四种类型。为应对这一挑战,政治代表理论家以建构性和一般性方式重构了政治代表的内涵,并用协商民主理论进一步改造了现代民主规范中单调的选举要素。如此使抛弃狭隘民主限定且不断展开的政治代表概念,既能获得逻辑上的自洽,又能在某种意义上满足现代政治价值对民主的规范要求。所以,政治代表概念的转向,实际上是一个从选举型代表独大,到容纳非选举型代表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代表;选举型代表;非选举型代表;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从古至今,政治代表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都具有丰富的样态。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政治代表概念缺乏共识、充满争议,因而并不构成政治学研究的主流。直到近几十年来西方学界“重新发现代表”之后,政治代表的相关研究才大规模涌现出来。其中,作为政治代表研究的起点和基石,政治代表概念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使其成为很多学者试图厘清的核心议题。正因如此,在西方学界讨论日盛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引入一些相关论述。这当中有对基础政治代表概念的介绍与分析,有对重要理论家政治代表观念的梳理与阐述,有对某些关键历史时期政治代表概念的重现与澄清,还有对政治代表概念分支流派及最新进展的关注与追踪。毫无疑问,这些成果为中国学界更加系统、全面地理解政治代表概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总结和思考。不过,纵观现有的中文文献会发现,除少数涉及政治代表概念新进展的文献捕捉到了政治代表概念的非民主性与建构性转向外,多数研究对新近出现的政治代表概念的变化情况仍缺乏把握。即便是那些关注政治代表概念新进展的文献,对政治代表概念变迁动力的分析和梳理也极为稀少,更多只是聚焦于政治代表概念新内涵的描述与介绍,及其与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的比较。有鉴于此,本文将非选举型代表的兴起与政治代表概念的回应联系起来,以作为理解政治代表概念新转向的动力。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传统以选举型代表为核心的政治代表概念,越来越无法解释选举民主日渐式微背景下不断兴起的非选举型代表,所以政治代表理论家才需要以一种更为一般化的方式去重构政治代表概念,使其得以容纳非选举型代表的存在。不难看出,这里面贯穿着一种“冲击—回应”的概念变迁逻辑。为了更好地梳理这一过程,本文的论述将遵循三段式展开:首先,概述在“冲击”之前大家普遍认可的以选举型代表为核心的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作为整体论述的逻辑前提;其次,重点梳理目前中文学界知之甚少的“冲击”的来源,即对散见于西方文献中的非选举型代表的论述进行较为系统的划分与总结,以揭示其与选举型政治代表概念的内在张力;最后,详细呈现政治代表理论家在“冲击”之后的理论“回应”,分析他们何以既解构传统政治代表概念中的选举要素,又尽量保留现代核心政治价值中的民主规范。通过基于“冲击—回应”逻辑的文献梳理,我们在厘清政治代表概念变化的来龙去脉的同时,为理解这种概念转向提供较为扎实的非选举型代表理论与现实经验基础。

   一、民主与选举: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的底色

   在现代性被开启的今天,人类理性的正名与解放,使得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第一要义。但是,面对幅员辽阔的现代民族国家,过去“小国寡民”式的直接民主,早已无法满足现代政治的要求。因此,以政治代表代替全体人民议决国家事务、以选举连接政治代表与人民主权的代议民主模式应运而生。虽然这种内含妥协色彩的间接民主也招致了一些政治理论家的批判,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其起源于一种侮辱人之尊严的荒谬制度、巴伯(Benjamin R.Barber)认为其与现代自由平等精神不相容等等,但迄今为止,代议民主仍然在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中占据主流。正因如此,政治代表概念在现代政治讨论中,一直与民主、选举这两个概念深深地捆绑在一起。

   作为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梳理代表概念的集大成者,皮特金(Hanna F.Pitkin)正是深受这一思路影响的核心代表人物。她于1967年出版的《代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一书,从日常语言哲学的进路系统分析了代表的概念和起源,并对代表作出了若干的类型学划分,其中,对“代行为”代表的解释与界定,更是一度被誉为政治代表概念的“标准解释”,为后来学者所沿用。因此,皮特金对政治代表概念的界定,基本可以认为是传统政治代表概念的原型。具体来说,皮特金对政治代表的“标准解释”包含四个方面:首先,被代表者与政治代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其次,政治代表之所以存在,源于被代表者的同意与授权,这在民主制度中体现为选举程序;再次,政治代表在接受被代表者的授权时,也承担了相应的政治责任,被代表者可在授权选举的下一次选举中,通过投票来对政治代表施以奖惩;最后,政治代表在履职期间,要实现和保障被代表者的利益,体现其回应性。

   不难看出,皮特金对政治代表的“标准解释”,可用授权、责任和回应性三个概念来加以概括,而串联、实现这三者的核心机制,便是选举。正如皮特金在书中所坦言的那样,“我们可以将政治代表设想成一个处在黑暗密室中间的东西,它有着非常复杂、螺旋的三维结构。政治理论家就好比是从不同的角度,用闪光灯为我们拍摄一些这个结构的照片”。而“一名研究者在代表概念设立的界限内所采取的立场将取决于他的政治形而上学——他对人类本性、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般理解。他关于代表的观点不会是任意选择的,而是内嵌在他的政治思想模式之中,并由后者所决定”。显而易见,这一阶段皮特金以“拍摄”政治代表的角度阐释概念,并蕴含于选举民主的“政治形而上学”之中。

   在皮特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有不少学者开始修正其关于政治代表的“标准解释”,但总体而言,后续研究只是在皮特金理论基础上的拓展,而没有质疑其基本原理。比如,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在观察美国立法代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协商民主理论,系统阐述了除“标准解释”之外的另外三种代表类型,即期望型代表(anticipatory representation)、陀螺型代表(gyroscopic representation)和替代型代表(surrogate representation);还有一批关注身份政治的学者,则试图转向描述型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的路径,探讨那些在历史上就被排斥的弱势群体,是如何通过描述型代表来重塑其在自由主义民主中的政治代表性的。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有别于政治代表的“标准解释”,但从本质上看,其仍然是在选举民主的基本框架中展开的。即便理论颠覆性强,如曼斯布里奇所加入的协商性和建构性色彩,但其研究的前提预设,同样逃脱不了选举和政治代表的深刻联系。

   当然,正如雷菲尔德(Andrew Rehfeld)所批判的,这极有可能与其理论建构的过强经验性有关。因此,雷菲尔德在纯粹理论演绎的基础上,根据代表目标是为促进整体利益还是部分利益、代表行为源于自我判断还是他人判断、代表回应性多寡三个维度,共划分出政治代表的八种理想类型,分别是:柏克式受托者(Burkean trustees)、公仆(civil servants)、麦迪逊式立法者(Madisonian lawmakers)、反联邦主义者(anti-federalists)、志愿者(volunteers)、大使(ambassadors)、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和简约式代理人(pared-down delegates)[6]。但曼斯布里奇认为这种细致的划分过于琐碎,而且主要是从政治代表视角展开的静态划分,忽略了政治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互动性。

   二、代表不一定选举:非选举型代表的四种类型

   上述许多学者对皮特金“标准解释”的修正,始终无法摆脱一个自皮特金以来就具有的思维惯性,即将民主和选举视为是政治代表的底色。这种同一思路的反复出现,似乎更加强调选举是政治代表的基本构成要件,无选举则不代表。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政治代表必须经过选举吗?

   实际上,包括皮特金在内的一些学者,后来都开始逐步反思选举与代表之间的联系。而雷菲尔德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更是直面这一问题,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这篇文章中,雷菲尔德质疑了政治代表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必然关系,认为“标准解释”在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代表什么时候是合法或民主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成为政治代表。在皮特金的“标准解释”那里,一个人可以成为政治代表的条件就是选举。但这是存在问题的,因为政治代表绝不只有民主政体之下的选举型代表,还包括非选举型代表。这些非选举型代表既可能是不经正式授权程序的政治代表,亦可能是经过正式授权程序,但并非选举程序的政治代表。总体而言,非选举型代表大概具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非选举式公共权威的所有者”。这类非选举型代表实际上就是皮特金和柏奇(Anthony H.Birch)等政治理论家曾提及的象征型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在皮特金看来,“象征”是指对抽象事物情感上的唤醒和重现。相比与被象征者的关联,“象征”的判断规范更多取决于作为第三方的“接受者”在情感上的认可与喜爱,即“接受者”是否认可A作为B的象征。以此类推,实际上象征型代表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多是“象征”与“接受者”的关系,而非代表者与被代表者的关系。亦即,象征型代表是人民接受其作为自身象征的“代指示”型代表,而非代替人民行动的“代行为”型代表,而所谓“作为人民象征”的最直接表现便是拥有公共权威。因此,当有人不经选举就获得受承认的公共权威时,其就成为了象征型代表。从这一意义上看,现实中存在的象征型代表包括:立宪制君主、权威国家领导人,以及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中都存在的不经选举产生的官员。无论这些人是以何种方式使人民认可或者是否真正受人民认可,但从结果上看,他们都是以不经选举的方式获得了制度承认的公共权威,如此便符合象征型代表的内涵。当然,这些象征型代表所拥有的公共权威及其可能发挥的影响力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诸如立宪制君主的公共权威只不过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寄托和纽带,因而其几乎不具有实际影响力;但如果是一个权威国家的领导人,其公共权威相当于整个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作为这种公共权威的所有者,自然能对方方面面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种类型是“公民代表”(citizen representatives)。他们是在特定公共领域就某些公共议题发表意见的公民。但由于这些能发表意见的公民难以覆盖某项公共事务所实际影响的公民数量,故而把他们视为被影响者的代表。所以,实际上公民代表是以某些方式被选择(selected)出来的,甚至是自我选择(self-selected)的非选举型代表。早先较为常见的公民代表是法庭陪审团,他们能代表其他公民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判决。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新型的公民代表开始出现,比如公民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利益相关者会议、专业审议会、公共听证会、公共意见书、市民调查、协商调查、协商论坛及焦点小组等。作为对选举型代表和行政机关的有益补充,公民代表有助于推动公共规范和公共产品形成过程中的沟通协商,并进而影响公共治理的合法性、能力和注意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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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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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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