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多重角色的选择逻辑和利益相对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3 次 更新时间:2006-12-24 01: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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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进入专栏)  

  

  张军在“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企业-从退出角度的分析”[1]论文(以下简称张文)中,给出了一个国家无法退出(中止合约关系)的分析架构,用来解释企业履约中存在的种种现象-例如效率衰退和资产流失问题。他指出,相对于企业一方而言,不能退出的国家是“弱”的,因而它无法约束、只能容忍上述问题的发生(页99)。对于国家为何不能退出,张文的答案是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就业保障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页100),它使得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国家事实上没有退出合约的权利,而且还必须承担被保障工作权利所加强的社会成本(张文注12)。这种情况使国家在与企业的关系中受制于无限责任的困扰,无法以退出的威胁来保障出资方(国家自己)的经济利益(页102)。

  从经验现象上看,(通过国有企业)“保障人人拥有工作权利的约定”是否被实践有效履行还有疑问,比如大量国企职工流向个体、集体、合资、外企市场组织、或成为自由职业者,这是否表明了国家正在从这项义务中“退出”呢?公费医疗、住房管理、教育等项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否也表明了国家从社会福利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退出”的趋势呢?如果可以这样理解,说明国家的退出并非不能、而是已经开始,只是由于对过往制度的路径依赖存在,国家的退出步骤须是审慎和有节制的。这些经验现象的发展与张文的不符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张文发表于1994年,到今天两年的时间足可以使一些变化生成,关键性的问题是,何以上述“退出”的事实并没有成为有效的惩罚威胁,促使国有企业的履约水平提高(比如资产流失减少或生产效率增加)呢?

  以下讨论是通过阅读张文及其他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引发出来的,我自己的努力是尝试对张文的分析提出一个疑问:在认识国家行为方面,单纯使用经济学(理性经济人角色)假定是否局限了我们的理解?我建议超出经济合约的范围处理国家问题,因为张文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关系的案例不能满足交易双方的角色、责任、权利、义务在合约关系下的平衡地位条件,也不能避免其中一方(或双方)的其他角色(含责任、权利、义务)对合约角色的“侵入”。本文以张文的分析作为切入点,但所针对的是-使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解释一些社会组织(比如国家)行为面临的困难-这个一般性问题。

  自由主义经济学传统对于国家进入经济领域的作用怀有相当的警惕,出于对自由和效率不良干预的担心,国家往往被看作是人为引起经济衰退的根源之一。然而,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国家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有着关键作用,这一悖论清楚地显示在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假定的制度经济学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学者们认识到了国家在界定和形成产权类型及有效性方面的作用(D. C. North,中文版,1991,页21)。作为一个组织建制,国家能够提供一个经济地(或不经济地)使用资源的制度框架,从而促进(或者毁坏)帕雷托改进的效果。这样看来,上述悖论出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究竟被分析者假定为经济行动者还是经济的第三者,这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角色,虽然它们可以相互转换。如果国家的角色是二者兼而有之,那么怎样保证二者不产生角色冲突,亦即,当它以其中的一个角色行动的时候,别的角色不会侵入,从而“干扰”经济角色的选择-将理性选择的依据改变?这个问题也是,经济行动者会不会改变自己的选择标准?“退出”意味着不改变标准的放弃,它代表一种纯交易关系的中断,在这种关系里,交易者的角色显然是特定的-即排除了其他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干系。而如果国家的交易方角色是特定的,为什么它不干脆叫做企业、经济组织、公司、或跨地域的公司集团?这样不是更能够明确它的目标所在、不是更能够充分利用退出的权利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么?

  为什么国家的角色难以被“经济行动者”所限定?原因是国家代表性范围的不可分割。一个企业或经济组织的代表边界是限定的,它可以代表一个阶层,一个组织、一个行业、一个部门,一个利益群体,这些明确的界限用来区分利益的差别,同时在结构上给这些组织一个社会性的定位(location)。而国家被要求代表所有行动单位的正当利益,包括相互竞争性的利益,国家被社会中所有经济组织期望成为它们利益的保护者,成为超越具体的利益竞争之外的、公正的竞争监督者。由于国家具有监督法律实施和控制资源的优先位置,国家参与内部经济的竞争很容易形成非对称的交易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确定财产权利的边界有影响,同时与国家的社会定位发生矛盾。国家的代表性广泛使之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和普通组织的不同在于它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且不能限制使用者的范围和条件,而任何其他经济组织的产品原则上都必须经过交换或购买方能取得使用资格,但公共物品不具有这样的性质。比如对所有权的保护是国家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这个产品谁都可以使用,然而,与国家企业有竞争利益(这表明直接与国家的代理组织、间接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存在冲突)的经济组织是否也受到国家的保护呢?再比如提供环境保护也是一项公共产品,但如果国有企业损害环境国家是否该鼓励其继续生产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呢?这些例子表明,国家不仅有经济利益,还有它被社会定位(角色)的利益,对各项权利的保护是国家角色的最重要内容(对公共物品的社会需求是国家被需要的基础),可是当国家同时又以经济行动者角色出现的时候,这个角色给予了它追求和保护自我经济利益的权利,两种角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导致了国家行动目标的冲突,这些冲突困扰着国家的效能。因此,如何使国家摆脱这种困境,寻求一种减低多种角色之间不协调关系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

  一种安排是把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系统在职能上分开,让经济通过市场组织,通过非中心化的、非政治的手段来调节。国家只是提供一些条件,让经济行动者的竞争更具公平性。国家自身不从事一般意义的生产,除非作为企业的一种辅助(在这种情况下,一定量的必要投资不再是盈利性的),换句话说,国家保证着民法的实施,保证着货币机制的有效运转,保证着非政治化的经济过程之继续存在(Habermas,中译本,1989,页195)。由于国家不亲自介入企业事务,它的“经济”收入只能通过税款,即收取企业收入的部分剩余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因此,现代国家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国家。这种安排可能适度避免上述角色紧张的现象,但是,它必须以统一而有效的税收、法治系统的存在为条件。否则,国家必定会以控制(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的方式保证岁入,来支持对收益缓慢而又重要的产业-例如教育、交通、能源等项事业的投资。总之,国家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保证自己的经济汲取能力,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是否有助于为经济活动提供效率活力和公正秩序,国家所提供的“物品”-无论是公共的,还是非公共的,事实上都是为着这一目标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承认国家的必要:

  “只要我们承认,法律的-政府的管理结构是一种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就有权要求从经济中取得部分产出。从任何标准来看,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都是无效率的,那些梦想在无政府状态下建立竞争性的保护协会,完全是一种梦想。通过集体活动来提供一种秩序看来是有生产性的,因此一种体制如果提供了这种秩序,它就应确立对产出价值的索取权”(Buchanan,中译本,1989,页237-238)。

  这里Buchanan显然是在讨论国家的公共“生产力”作用。即便如此,国家的行动仍然可以有经济意义,它可以利用合法权利将各种经济规则-比如税收政策修订得有利于自己而限制竞争性组织的机会。但这么做的风险是,可能降低利益需求带动的经济活力从而损害效率,而效率低下的综合社会成本最后还得主要由国家承担,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安置和最低生活保障就是一个例子。原因正是上面说的,国家的利益代表范围必须是超越本集团的,这一点决定了它还有着自我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比如政治整合-利益。国家的“退出”,也许符合它的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与其他目标相悖,国家则可能调整选择目标-放弃某些经济利益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是更理性的选择呢?“退出”是否能“保护”它的根本利益呢?“合约”假定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国家的“生产力”作用不是公共的,国家成为同企业组织一样的市场竞争者,从事以投资的盈利性回报为目标的经济活动,最大化经济利益的角色与提供公共物品身份的矛盾将使国家行动的可预期性(稳定性)降低,它不得不在各种目标之间犹疑变化,在各种可能承担的社会成本之间衡量。D. North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两个目的不能完全一致的矛盾:

  “国家的第二个目的包含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完全有效率的产权,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定一套基本规则保障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原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的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古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再到中世纪的采邑制,都在统治者(和它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够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D. North,中译本,1991,页25)。

  这并不是说损害经济增长是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动机,即使是促进增长的目的也可能引致相反的后果,原因是国家的优势地位使它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行为极容易导向垄断经济的发展。垄断经济是政治地获取经济收益的常见方法,垄断阻止了资源向有效率使用及管理体制的流动,降低了经济机会的广泛分布和竞争性获取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惰性和落后。这绝对不是一个促进社会普遍收益的公共产品,因为它是一个约束竞争、只保护部分产权-还可能是无效产权的结构。

  当无效产权威胁到国家生存的时候,国家面临着或者继续容忍衰退、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促进增长的选择,当它作出这一决定时,事实上,国家的经济(收益)角色不得不适度变化,这表明,纯经济角色在国家这个特殊的社会组织身上无法始终一贯的体现。当国家面临压力时,不同角色的利益价值将出现相对位置的变化,这就是说,国家的选择总是处在各种相对利益的权衡中,而且必然是变动性的。而在张文给出的“合约”关系里,国家的角色和企业一样是不变动的,因而它只有两种典型性选择:有利则履约,无利则中止,选择的简单来源于角色的单一假定,它假定了合约下双方的角色与一切非合约方面无关的条件,即合约内角色的非扩散性、合约外角色的非侵入性。

  经济学假定通常需有严格的边界,这样做的用处是使分析简化,不受其他变量干扰,以求尽可能精确,但它的问题是,没有把经济行动者放在一组社会关系中的某一位置上进行分析。交易(合约)关系被认为是只涉及当事者双方的约定,这是一个暂时排除了其他联系的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交易人的角色是单一的、有明确界限且可以分割的,即合约只涉及双方的承诺、责任、权利和义务约束,双方的地位平衡和机会平衡通过合约协调,其他的东西与此无关。这是一种专门化的角色关系,它假定在每一组社会关系中,只有一种专为这个关系而设的角色起作用。这就是上面说到的非扩散性和非侵入性假定。Parsons和Levy曾详细讨论过专门角色的行为模式,在许多社会学者那里,由“扩散性角色”(边界不清楚)到“专门性角色”(边界清楚)行为模式的变化被认为是朝向现代性的一项发展。

  根据M. Weber的传统性和理性划分,Parsons发展出一对分析性概念-扩散性与特指性(diffuseness and specificity)说明传统与现代行为模式的差别(Parsons, 1951),这种划分后来被社会学家M. Levy作了更为细致的解说(M. Levy, 1970)。这一划分虽然受到很多批评,但是它的启发性意义在于说明了-存在着角色的扩散、入侵、和冲突性的行为模式;行动的选择可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做出,也可能在多种社会关系中做出,这些关系制度化了行动者角色的若干方面,它们的规定性使行动者本身的求利特性降到次要地位(I. Craib,1984),或者说,它只能按照角色责任的规则追求利益。这里的假定和经济学的重要差别是,经济规则(合约)是双方参与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保护本方的利益不受对方侵害,而社会规则却并非由扮演者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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