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现象及其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6 次 更新时间:2020-10-27 0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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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德志 (进入专栏)  

   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的极化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方面的极化,同时也有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并且包括了极化在全球化方面的表现。但如果说重点,这种极化的主要表现还是在文化方面。而极化比较严重的,则是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事实上,由堕胎、同性恋权利引发的文化战争,在美国不仅旷日持久,且不可调和,造成了“两个美国”(two Americans)或是“红蓝美国”(red and blue America),两个部分不仅截然相反,而且阵线分明。

   文化领域的极化开始于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从价值多元的保护开始,在尊重少数族群和多元价值方面多有建树,并逐渐为自由主义所接受,在美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文化多元的美国提供了解决方案。然而,文化多元主义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的同时也越来越超出普通民众的视野,在语言、教育、性别、婚姻、道德等问题上走向极化。在奥巴马时代,包括同性恋权利的承认和婚姻平等、美国宗教的调和、不断增加的族群多样性等问题在继续发展,?为左翼激进主义提供了基础。在与文化多元主义关注的同样的问题上,右翼保守主义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看来,文化多元不仅无益,而且有毒,只有融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文化当中来,美国才能保证传统的价值体系。他们重提“大熔炉”“美国梦”等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之前的一些口号,而这些口号正是文化多元主义流行期间的众矢之的。右翼保守主义担心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文化不断走向多元,希望通过国家的力量来阻止外来文化的入侵,尤其是那些可能与美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的文化,比如伊斯兰文化等。而要想排斥这些文化,保证美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他们的具体做法主要是两个,一是同化本国的文化多元,二是阻止外来移民的异质文化。具体落实到政策上,就有“筑墙”“禁穆”等计划的出台和实施,在国内取消了奥巴马时期一系列有利于少数群体的法令,对少数群体进行限制,停止支持堕胎,等等。其目标也是打击文化多元,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

   保守主义一向以强调道德约束,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美国传统的WASP文化受到挑战并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但是,倔强的保守主义并没有消失,尤其是极化的一翼,与自由主义激进的一翼一直保持着辩论的紧张状态。以宗教的名义反对堕胎是保守主义在堕胎问题上的常见手法。“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结果加速了堕胎合法化,但是,《曼哈顿宣言:对基督教良心的呼唤》(Manhattan Declaration: A Call of Christian Conscience)直接反对最高法院支持的堕胎合法化。在堕胎问题上的争论愈演愈烈,直接把美国人分成两个阵营,支持堕胎的人们认为反对堕胎阻碍了自由,而反对堕胎的人则认为支持堕胎是在谋杀。从道德的角度反对各种各样的同性恋,是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这些同性恋是包括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和跨性别者(Transgender)等性少数群体的总体简称。这些性别方面的权利,经过多年的斗争,在激进自由主义的帮助下,以文化多元的名义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然而,保守主义并不买账,对此给予大量的批评。他们把同性恋视为“不正常的人”,认为对欲望的放纵使他们更自私、更不健康,甚至是滥交,而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同性恋者有着不幸的家庭。

   在美国,全球化是自由主义跨出国境、建立世界秩序的重要进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取得了突发猛进的发展。美国一直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以科技创新、军事实力和美元地位形成了以美国领先为特征的全球化体系。在全球化问题上,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不遗余力地推行自由贸易,试图通过深度卷入全球化,使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这本身就带有极化的色彩,在为美国带来全方位利益的同时,也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军事支出过大、债台高筑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右翼保守主义则适时抛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实行战略退出,转向另一个极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逆全球化进程,与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起到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就是地方主义的典型体现。在美国的右翼保守主义看来,全球合作只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美国优先”才是现实的选择。不仅特朗普自己持这种看法,其班子中的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等人也主张重回单边主义立场,主张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初只是由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发起的一个协定。2008年,美国的加入使得这一协定迅速扩张,日本、韩国等国先后加入,谈判成员国扩大到12国。TPP协定以全覆盖、宽领域、高标准而著称,体现了美国自由贸易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特朗普在上任首日即表态退出TPP,并于上任后一周内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TPP。如果说这一协定反映了奥巴马政府自由贸易的理念与战略的话,那特朗普的退出则明确地昭示了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清晰立场。

   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根源

   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有着非常复杂的根源。经济方面,制造业空心化,收入不平等加剧、外贸逆差增长,这些使得美国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不断增加,为意识形态的极化提供了基础。在政治方面,政党、精英、选民等各政治主体的两极分化成为意识形态极化的直接原因,尤其是政党的极化,会直接影响到精英和选民的极化,这又会形成关联影响。选民极化又逼迫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上态度鲜明,在选举过程中选边站队,从而使得民众的意识形态出现极化。当然,文化多元是美国意识形态多样化的最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本来就在文化方面非常多元,文化多元主义更是为这一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论证。进入21世纪后,移民尤其是科技移民、精英移民的势头仍然有增无减,这也使得美国在民族、种族、宗教等方面越来越多样化,为意识形态多样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意识形态的极化。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基础上的社交媒体、自媒体飞速发展,带来了越来越个性化、极端化的信息和思想表达,降低了交流的门槛,使得原有的意识形态差异得到表达,甚至是放大,更为意识形态极化提供了原有的学校、社会、媒体所不能提供的快捷途径。人口的变化也在推波助澜,1984—2016年之间极化的34%可以归因于美国的人口变化,教育、宗教和年龄构成的变化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政党极化是意识形态极化的直接动力。在美国社会,政党会提出明确的纲领,明确表达意识形态倾向,并试图通过掌握国家权力直接将意识形态落实到公共政策当中,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形成、发展并强化的直接动力源。大量的学术研究发现,美国选民在政党问题上正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分化。1994年的时候,共和党人中有23%的人比中位数民主党人更自由,而17%的民主党人比中位数共和党人更加保守。到了2017年,只有1%的共和党人比中位数民主党人更自由,而只有3%的民主党人比中位数共和党人更保守。实际上,人们运用多种来源的数据发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越来越不喜欢甚至讨厌对手。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这也是意识形态极化的结果,两者相互作用,直接影响了美国民众中具有明确政治态度的中坚分子。

   政党极化对选民的影响也非常大。对于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这种极化,最初人们观察到的是精英的极化、政党的极化。那么,这种精英的极化是不是会影响民众的极化?答案是肯定的。相关研究表明,极化的环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的决策方式。在极化政治的背景下,极化突出了政党背书对公民的影响力,甚至降低了实质性信息的影响,使人们对那些没有实质性基础的观点具有更大信心。人们观察到,在选举过程中,选民的极化正在急剧增加。在选民心中,对对方的敌对情绪越来越根深蒂固,发自内心,己方党派歧视对方党派,这样做的程度超过了基于种族的歧视。

   意识形态的极化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特朗普有着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同时又会在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上走极端。比如,在对待非法移民的问题,对待穆斯林移民的问题,甚至是对待非洲裔、亚裔等移民的问题上,特朗普无论是明确的表态,还是模糊的默许,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纵容种族主义抬头。他明确的“美国优先”态度,对待国际贸易、国际组织甚至是美国盟国的态度,带有明显的逆全球化的倾向,也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当然,他在竞选和执政期间表现出来的民粹倾向,更是带有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由来已久,但在最近的四年中,这种极化被加速了,并带来了直接的对立和冲突。

   对诸多客观要素的分析各有各的道理,但意识形态极化的原因还得从意识形态本身来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来自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风光不再。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受挫,无法统一美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进而导致各种意识形态的纷争,最终出现极化。在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情况下,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些极化的意识形态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还是被自由主义抑制。但是,经济、科技尤其是国际贸易竞争的加剧,使得自由主义捉襟见肘,使得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有机可乘。同时,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下,自由主义开始向左转,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击下,自由主义又面临着来自右的夹击,进退两难之间,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使得各种极化的意识形态走上前台。

   同时,意识形态的极化还存在一个相互作用的机制。在20世纪60、70年代,边缘化群体争取包容性的运动将民主党推到了左边,而这种极化又会刺激保守主义,将其推向右边,使美国政治的极化不断发展,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肯定性行动)迅速发展,在非洲裔美国人、妇女解放、性革命等一系列民权运动中展示了巨大的实力。其本来的主张实际上是对少数族裔的保护,主张在教育、工作、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中保护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尊重人们在性别婚姻等方面的多种选择,这逐渐得到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支持。但是,这一运动越来越极化,出现了一种“反向歧视”,白人甚至在招生方面遭到歧视,引发了右派的强烈不满。他们的不满并不是回归平等的中位,而是极端地走向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相互激发的极端化。

   民粹主义是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极化的主要战场,助推了左右两股势力在两个方向将美国意识形态极端化。美国历史上有民粹主义的传统,大名鼎鼎的杰克逊总统开创的杰克逊式民主就带有很强的民粹主义色彩。但实际上,美国的民粹主义一直没有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现在情况不同了,在当代美国政治当中,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民粹主义的愤怒,很多选民都认为华盛顿背叛了他们,而这使得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增加。左翼和右翼都试图借用民粹主义的外衣,反建制,反自由贸易,对中间派提出批评,并激烈地反对对方。左派民粹主义从经济层面界定“人民”,更关心底层生活,希望通过各种政策促进人民福利,通过更加广泛的民主实现人民主权;右派则更关注文化层面的“人民”,运用文化保守主义处理移民、少数族裔等问题,试图将移民排除在外,进而实现国家安全。

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加剧了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极化。在性、性别、堕胎等问题上,意识形态的极化几乎一分为二地撕裂了社会的共识,而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复杂影响在后物质主义因素的作用下也更为激烈地表现在公共生活当中。在历史维度上,历时性的左右变化并没有被意识形态合理地消化;这种未经消化的分歧又被挤压到一个截面维度上,成为共时性存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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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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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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