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彬:抗美援朝文学叙事中的政治与人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 次 更新时间:2020-10-26 13: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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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彬  

   内容提要:抗美援朝文学的研究,首先应对其数以千计的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的整理。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第一章,它曾以英雄主义的风采表达了一个站起来的东方大国的雄姿和卫国精神。由于是审美目的性极强的战争文学,它对美军的鬼化和南韩军的淡写或缺席化,表达了是把美军作为抗衡对手,从而显示自身在国际政治中不容蔑视的分量。作为其中的异数,也有作家对战争中的人性呈现进行探索,延续了“五四”以来处于断续之间的文学的“人学”传统。

  

   抗美援朝文学与土改文学双浪并涌,构成了共和国文学编年史上气势浩大的第一章。对于这场发生在东北亚半岛上持续了三年零一个月的带有国际性的区域性战争的文学写作,牵动了一个民族的神经和眼光,属于新中国伊始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性文学生产活动。它既孕育在新中国文学的母体之内,又与新中国文学同步共生,对新中国文学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激情,激励着刚刚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奏响了捍卫新生共和国的文化动员进行曲。它作为新生共和国面对称霸一世的强敌的颠覆性战争威胁时铁骨铮铮、昂然挺立的精神表征和历史文献,尽管文学成就参差不齐,却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思想和情感,至今人们还感怀它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

   遗憾的是,这种在新中国文学中曾经浓墨重彩、影响了几代人,并成为大规模文学生产的战争文学,时至今日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几乎无人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和反思,零星的研究性文章既少又浅,仿佛那是被政治时代所淹没的昔日黄花,学术研究价值不大,那些浩如烟海的散佚在各种报刊杂志、各出版社的作品也不曾有人收集整理。这种研究上的忽视与这段文学现象对当时和现在的影响力而言,形成了不应有的鲜明反差,反差的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填补抗美援朝文学研究上的落差。

   长达近60年的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反思和调整。如果还把它统称为“当代”,那么起码应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此前的近30年为“前当代”,此后新时期的近30年为“新当代”,甚至还应把新世纪以来的几年视为只宜作跟踪批评的“当前”。对于这些不同时段的文学采取互有区别、依时递变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历史意识和现代性意识的体现。前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是建立它的文献学或史料学的规范,对其材料、现象、生产体制和传播体制进行系统的、有眼光的、尽量是竭泽而渔的清理。本着这种认识,笔者在研究抗美援朝文学的时候,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8种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党报、综合性报刊、文学期刊,进行了几乎是地毯式的全面搜集整理。清理的结果,其中《人民日报》1950—1960年,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类消息报道及文学作品6456篇,80%见于前五年,文学作品700余篇。《人民文学》于1950—1959年发表抗美援朝的作品185篇,其中小说40篇,诗歌76首,散文68篇,电影剧本1部。《解放军文艺》从1951年创刊到1959年,刊载这一题材的作品384篇,其中小说51篇,诗歌124篇,散文168篇。《文艺报》于1951—1958年发表这类散文、通讯、特写、文艺动态等70余篇。抗美援朝作品涌现的高峰期,当然是在1950年10月至1954年间。在此期间,《光明日报》的刊发量为583篇,《文汇报》的刊发量为559篇,《中国青年》的刊发量为75篇。《新华月报》作为享有“记录新中国人民历史”之誉的大型时政文献文摘期刊,在1951—1954年间,转刊抗美援朝作品数为小说7篇,诗歌11首,散文20篇,话剧4部,曲艺3部,歌曲3首,书评5篇,作家札记2篇以及一些北朝鲜文学作品,共计58篇(部)。其中包括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路翎的小说《初雪》、未央的诗歌《祖国,我回来了》等著名作品。出版社从中央到地方在50年代有91家,80年代以来有64家,参与出版了抗美援朝文学书籍。在50年代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8部,短篇小说集10部;60至70年代出版长篇5部,短篇集5部;80年代以来出版中长篇18部。共计出版小说64部。散文的出版在50年代有274部,60至70年代7部,80年代以来147部。共计出版散文集428部。散文集的出版与战争几乎同步,在1951年尚未见小说出版的时候,就出版散文集163部,80年代以来则重于纪实文学和回忆录,有61部。诗集出版集中在1950—1956年,有25部。戏曲在1950—1957年有73部,60至70年代零星出版有4部。以上数项合计出版书籍594部,加上前述各主要报刊发表的2500余种作品,抗美援朝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目录已在3000种以上。这说明新中国建立初期,继承战争年代的文学传统,已经形成了面对民族生存挑战的极其有效的紧急应对体制,从而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形成了第一条庞大的文学生产线。

   战争文学是审美目的极强的文学,为战争而写作者总是要宣扬自己一方的战争行为的合理性,并在这种合理性中灌注以浓烈的英雄主义激情。抗美援朝文学的审美目的性和英雄主义激情,是与这场战争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相联系的。朝鲜半岛南北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后两天,美国就派出了它的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损害中国统一的核心利益。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实施了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轰炸了中国的边境城市,严重危及了新中国安全。与此同时,蒋介石政权一再向美国政府请战,要求派兵加入联合国军,直接参与朝鲜战争,企图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以此反攻大陆。这就强化和激化了把“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相联系起来作为自己信念的中国作家的历史记忆,他们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在中国打内战的行为记忆犹新,觉得“今天打在朝鲜兄弟胸膛上的子弹,就是昨天打在中国人民胸膛上的子弹;今天炸死朝鲜婴儿的炸弹,就是昨天炸死中国婴儿的炸弹”①。这种强化了的历史记忆,使抗美援朝文学往往抚今追昔,由眼前的烽火追思着故乡的田园,注入了民族荣辱和存亡的痛切感受,成为战争环境中特殊的文学政治学。由此形成的文学生产体制带有国家和作家互动而合力的一体化性质,作家写作的特点带有新闻记者、宣传队和文工团的特征。中国文联曾三次组织庞大的作家队伍奔赴朝鲜半岛采访,参与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胡风、吴祖光、黄谷柳等资深人士,也有魏巍、刘白羽、杨朔、韶华(毛泽东儿媳)、路翎等少壮作家或部队作家。他们或劳军,或采访,或亲临战斗部队、前沿阵地,或到当地老百姓家做客访问,或到废墟现场了解战争罪行。将他们在半岛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散文、随笔、特写、战地通讯、报告文学、小说等形式,及时传递给国内的读者。部队作家魏巍,奉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于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赴朝随军采访,接触到了许多感怀至深的英雄主义故事,在激情澎湃的思绪中写下了很有震撼力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由于《文艺报》半月刊可能影响发表及时性,移至《人民日报》于1951年4月11日头版头条发表,开了党报头版头条发表文艺作品的特例,并迅即印发全军②。这提供了一个典型,说明作家的感动在文学生产中,如何被结构进了国家的意志。

   在考察延安文学的“文武两条战线”的原则,如何长入共和国的文学结构之时,不可忽视抗美援朝文学的纽带性结构功能。“纤笔一枝何似,三千毛瑟精兵”,这种延安领袖名句大概也是抗美援朝作家的文学理想。抗美援朝战争在武器装备上是一场非对称性的战争,美国先后投入近二百万军队,耗资830亿美元,投入陆军1/3、空军1/5、海军1/2的兵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先进武器,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兵作战。后期参战的少量空军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运输线、进行局部的空战,不能直接支援地面部队构成立体作战。这样,利用复杂的地形和壕堑战、伏击战和运动战,就成了基本的作战方式。近年网络文学《长津湖之战》,描写的新兴里战斗中,志愿军某连奉命在冰雪地里设伏,伏击撤逃途中的敌人,凛冽的寒冬,没有摧垮战斗的意志,战士们严阵以待,等待战斗的打响。战斗打响了,却无人站起来冲锋,他们永远站不起来了!整整一个连的干部战士,已经展开的战斗队形,手执武器的冲击姿态,怒目注视着前方,没有一个向后退的,全部冻死在阵地上,化作一座座晶莹的冰雕。一百多人的连队,幸存者仅仅是一个掉队的战士和传达命令的通讯员③。人在战争中发挥着超强的意志,以克服武器装备的非对称性,一场看来是非战斗的减员被描绘成震撼人心的英雄群雕。

   也许与战争同步的文学往往在崇尚力度的同时,未能在艺术上进行精致的推敲,对人物复杂的、深层的和隐秘心理的特征也来不及沉观默察,时或落入程式化和雷同化的窠臼。但是它们面对的是一群创造了历史又坚毅地支撑着历史的人,其中多有打天下、又守天下,身经百战,勇于为祖国献身的将士,因而粗豪的笔墨中每每裹挟着一个新生国家站起来了的建国雄姿和卫国精神,相当一批作品发掘着和渲染着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极限,彰显了英雄主义的生命价值和它的力度。陆柱国的中篇小说《上甘岭》,彰显的就是这种烈火人生。作为朝鲜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阵地反复争夺战,在上甘岭这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军投下了230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土石被炸成了粉末,山头标高被整整削低了两米,随意抓起一把泥土,都会发现十几块弹片。志愿军官兵在缺水断粮的坑道中生命极限受到严峻的挑战,他们已经几天没喝一口水了,“仅有的一点牙膏,也都集中起来交给伤员吃。渴得要死的同志们不得不用干枯的舌头去舔那墙壁上的水滴和湿泥。这时候,想喝尿,也没有人能够撒出尿来”④。被干渴严重威胁着的志愿军战士,无论如何也舍不得吃两个苹果,因为这两个苹果是祖国人民慰问团带来的,看见它,仿佛祖国就在身边,人民的关怀就在身边,苹果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代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来自于祖国的亲切力量,成为了一种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这种意象刻画也许略嫌浮面,但是它以闲笔描写战争间歇时,那位岁月风霜在其前额“刻下了几条深刻的皱纹”、却掩不住孩子般天真的连长,卷着舌头,轻轻地学着鸟叫,逗弄着坑道外炸断的树桩上的山雀,听着它唧唧喳喳地鸣叫,惋惜地看着它被远处的炮声所惊走⑤。这种描写,透露了一个以身许国者蔑视强敌和险境的悠闲心态。这也使得它描写激战时刻,一个战士拖着炸断的腿,以身躯代替虚土支撑机枪,直至再度负伤弥留之际,叮咛战友不要撤下身上的机枪,否则“你对不起祖国,对不起我”,因此有了更多的心理支持。上甘岭战役创造了反复争夺一块阵地,甚至敌军占领了表面阵地,我军还能在坑道里坚守43天的奇迹。以文学记录这种奇迹,就是提供一种精神财富,向世界宣告了在东方站起来了的新中国是不可欺负的,它有用血肉筑成新长城以复兴和保卫自己国家的历史尊严感。

   抗美援朝文学是共和国文学的一个起步,如果从长远的发展观看问题,它也仅仅是新生政权依然受到严峻的战争威胁的状态下的一个起步。因此不应该贬损它,也不应该止于它。从更广阔的人类文学视野反省这种与战争同步的文学,就不必讳言,同步写作在不同文学体裁上存在着缺乏的内在和深度体验的局限,同步意味着在获得及时的宣传效果的时候,牺牲了它充分的文学性的精心经营。在民族国家的危急关头,文学承担了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承担了难以避免的文学价值的付出,对此应该予以“同情的理解”。

战争期间有许多中国作家亲赴朝鲜半岛,以新闻采访的方式亲临战斗部队、前沿阵地,或到当地老百姓家做客访问,宜于写作报告文学或散文。但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北方控制区,接触的对象主要是志愿军部队、部分北朝鲜军队和部分当地的老百姓。除了停战谈判期间中国作家的足迹出现在板门店附近,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几乎没有越过“三八线”,没有接触到“三八线”以南的百姓生活和南韩部队(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也是不可能的)。这对于形成全景式的战争描写和深入的心理人格分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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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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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200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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