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鸣飞:钱大昕《元史稿》故实考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 次 更新时间:2020-10-26 1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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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鸣飞  

   摘    要:

   钱大昕是乾嘉时代史学巨擘,尤以元史见长,相传在其身后留有遗著《元史稿》一部。日本学者岛田翰在江浙访书时曾见到残帙,在国内引起过一定影响。然而通过道光间学者毛岳生过录钱大昕批注可知,钱大昕所作的工作只是在明修《元史》的基础上改订文字,删省传记,又补入《元史艺文志》与《元史氏族表》等而已,并非新作一部《元史稿》。岛田翰自称曾见到钱大昕残稿一事固不可信,钱大昕之子钱东壁、钱东塾所作《行述》所谓有“纪传志表皆已脱稿”的《元史稿》也是夸大之辞。

   关键词:钱大昕; 《元史》; 毛岳生; 乾嘉汉学;

  

   作为清代乾嘉汉学的代表性人物,钱大昕在史学方面的造诣与贡献自然不必赘述。关于钱氏的史学研究,其中又以元史研究创获最多,影响最大。钱大昕不仅在《廿二史考异》中有《元史考异》,且有《元进士考》《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等专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关元碑的考证也有可观篇幅。此外,众多元史史料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等等,也都是由钱大昕最早揭示出它们的史料价值,才开始为后世学者所重视。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意义上的元史学科建立之前,钱大昕是在这一领域成就最高的学者。

   在钱大昕的诸多元史成果之中,引起学者最多兴趣与关注的,当属传说中的《元史》未定稿。钱大昕曾著有《元史稿》一事,自钱氏身故以后,曾广为学者所知。自晚清民国以降,有关钱大昕《元史稿》的传闻,也时有出现。如日本学者岛田翰曾著有《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自称曾亲眼见到钱大昕所撰《元史稿》残本二十八册,以及钱氏手批《元典章》,且《元史稿》多取自《元典章》,“多未发之秘”1。岛田翰之说在中国影响甚大,反复被学者转引。曾有学者撰文,指出钱大昕所藏钞本《元典章》今在国家图书馆,所谓钱大昕手批《元典章》恐属子虚乌有。2然而岛田翰所谓曾见钱氏《元史稿》,是否确有其事,则尚未辨明。故此笔者考察钱大昕《元史稿》传说的来龙去脉,认为不仅岛田翰亲见之说不足据,而且当时所谓钱大昕有《元史稿》一百卷之说恐怕均不可靠。有关钱大昕有《元史稿》残稿传世之说,实则一系列传闻之辞的夸大与误会造成。特撰此文,望博雅诸君指正。

  

   一晚清民国以来关于钱大昕《元史稿》的传说释疑

   岛田翰在其《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中,自称曾见一十七种稀见之书,均为明清时代名家手稿,读来令人心驰神往。其中钱大昕《元史稿》名列第二,岛田翰称:

   《元史稿》,竹汀毕世精力所注,元元本本,可称一代之信史。所谓文减于前、事倍之者。竹汀身后,外间传本希少,其存其佚,盖如在如亡。全书百卷,缺卷首至卷二十五。3

   此后又在钱氏手批《元典章》之后提到,“典章灿然具备,可以订补明修《元史》之草漏,钱氏《元史稿》多采之”4。这篇文章在当时中外学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从韩儒林在1940年发表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可知,连伯希和也受到岛田翰此文影响,认为钱大昕《元史稿》可能尚存世间。5其他目录学者如范希曾、陈乃乾等均在著作中引用岛田翰此说,6于是钱氏《元史稿》手稿仍有传世之说,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学者之间持续流传。不仅方诗铭、周殿杰著《钱大昕》,张涛、邓声国著《钱大昕评传》等著作中均有讨论,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中介绍史料,也提到此事,更有学者围绕这一问题撰写专题论文。7以上学者都对岛田翰的记载信之不疑,然而这部备受期待的《元史稿》残本却始终未出现在人们视线中。

   相比较而言,日本学者对于岛田翰这篇文章,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比如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提到钱大昕《元史稿》时就说“据说他作有稿本《元史稿》,但那是不确切的。已故岛田翰氏说他见过此书,但也不肯定”8。之所以内藤湖南对岛田翰之说多有保留,是因为岛田翰在日本学者间名声不佳。长泽规矩也对他的《古文旧书考》早有批评,以为其说不可遽信:“他喜欢写一些乍一看似乎确有其事,再读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对明眼人来说是很容易辨别的假话。”9《古文旧书考》是岛田翰生前已经刊行的专著,尚且颇多不实之论,《江浙间所见所获名人遗著》一文收录在《访余录》中,此书是岛田翰因盗卖金沢文库《文选集注》事发而饮弹自戕之后,由田中庆太郎为其辑录剩稿而成。10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在岛田氏生前并未发表,我们也无法了解他写作此文的目的与背景,但从一些表述来看,这篇文章充满疑点。比如他提出钱大昕《元史稿》多采《元典章》,可是我们在钱大昕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钱大昕对于《元典章》的利用并不充分,《元史考异》中引用《元典章》仅有六次,《十驾斋养新录》则只有两次。由此可见,虽然钱大昕是较早重视《元典章》史料价值的学者,但他对于《元典章》的研究深度尚有不足。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钱大昕在《元史稿》中会多采《元典章》之说。

   在岛田翰自称曾经见到钱大昕《元史稿》二十八册之后,民国学者也注意到钱氏《元史稿》的踪迹。杜维运在《钱大昕之史学》一文中转述牟润孙先生的见闻云:

   《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著录宝山毛岳生批校监本《元史》,即系以朱笔照钱氏史稿钩勒添补,丹黄殆遍,每卷后均有毛氏识语,述明照钱稿移写之时日。牟润孙师在北平时,曾读其书,且尝过录数卷,为维运详言之。日人岛田翰著《古文旧书考》附《江南访书余录》云于江南获见钱氏《元史》稿本十数巨册,其说决非虚构,惜其后未见有人道及,今恐不可问矣。11

   依杜维运的转述,牟润孙曾见到北图所藏毛岳生批校本《元史》,其中过录有钱大昕《元史稿》内容,并详细记有移录时间,似可看作岛田翰之说的旁证。然而牟润孙本人1980年4月在北京大学讲座时,说法却与杜维运的转述微有差别:

   钱大昕……曾撰《元史》,日本人岛田翰《古文旧书考》附《江南访书录》说他确在江浙某处看见钱大昕的《元史》稿本。宝山毛岳生将钱氏修改过的《元史》过录在刻本《元史》上,是天津李氏藏书,我在抗战前看到

   过。12

   牟先生晚年讲演所说是“钱氏修改过的《元史》”,说明只是钱大昕在一部《元史》之上订正舛讹,并非是钱大昕所作的《元史》稿本,杜维运所记却是“照钱氏史稿勾勒添补”,则直接取材自其《元史》稿本,两者性质大不相同。到底是当初牟先生讲述略有夸张,还是杜维运记录失实,现在已不得而知,解决钱大昕遗稿的全部焦点,似乎都集中在了毛岳生的批校本《元史》上面。13

   毛岳生这部批校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底本为明刻北监本《元史》,上有朱学勤结一庐、徐乃昌积学斋等藏印。毛岳生在此本天头地脚等处用墨笔过录钱大昕《元史考异》、汪辉祖《元史本证》等考证,间有毛氏本人的意见。在每卷卷末,毛岳生都记有过录及校勘的时间,如卷二末记有“五月朔日辰刻录竟

   生甫”,卷四末则记有“五月三日申刻校录竟

   生甫”。其中偶尔记有当时交往活动,如卷一末记有“道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校录。三月朔日,自嘉定至苏州元和县官舍时,姚石甫摄知是邑,邀余来日为黄潜夫校《日知录集释》,又为作序文、凡例,共六日始毕。生甫”。其中事关钱大昕者仅有一处,在卷三末云: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自吴门归,借钱先生辛楣删改本,斠二十日毕此册。岳生记于休复居东之学说斋。14

   从“钱先生辛楣删改本”可知,毛岳生得到的是一部经过钱大昕批校的《元史》,而非杜维运转述的钱大昕个人创作的《元史稿》。在毛氏过录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毛岳生凡以朱笔写作“钱氏曰”或“钱氏云”之处,均为过录钱大昕的批校,还包括钱大昕增删《元史》之文。这部分钱大昕的批校,一部分已见于《廿二史考异》,也有一部分属于读书随札性质。关于这部分钱氏批校,我们下文会继续讨论,这里暂不展开。但由这些批校可知,毛岳生所见经钱大昕删改批注的这部《元史》,并不是我们理解中钱大昕创作的新《元史》。也就是说,自岛田翰以来,晚清民国围绕钱大昕《元史稿》下落的传闻一直不绝如缕,然而这些传闻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失实之处,让人无法采信。为什么后世学者会坚持认为钱大昕创作过这样一部《元史稿》?这一说法是从何而来呢?

  

   二钱大昕《元史稿》传闻的衍成

   关于钱大昕有《元史》遗稿的传说,最早出自钱氏之子钱东壁与钱东塾二人。就在钱氏身故之后,钱东壁与钱东塾所撰《行述》中提到:

   府君少读诸史,见《元史》陋略舛讹,欲重纂一书,博稽载籍,暨金石文字,正其谬戾,补其缺佚。又以元人氏族最难考索,创为一表。而后人所撰《元史·艺文》,亦多未尽,更蒐辑补缀之。其余纪、传、志、表皆已脱稿,惜尚未编定。是年目力少差,以考证纠缪诸条次入《考异》,而《氏族》、《艺文》二书,缮成清本。15

   这段话提到钱大昕重纂《元史》稿本,基本内容已经完成,只是未经写定。同样的说法在《行述》最后也有提及。在介绍钱大昕著作时,钱东壁与钱东塾将钱氏著作分为已刻、未刻、未成、所校四类,其中有“未成者《元史》若干卷”16一句。由于东壁、东塾兄弟与钱大昕分属父子,这种说法自然被学者们所接受。嘉庆十一年(180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板成之后,段玉裁为此书作序,亦称“所著书多刊行于世,生平于元史用功最多,惜全书手稿未定”17,显然是受到上引《行述》的影响。此后,钱氏弟子黄钟为乃师刊刻《元史氏族表》,跋文中也提到“明初诸臣修纂《元史》,开局未及匝岁,草率蒇事,其中纰谬颇多……先生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已数易而尚未卒业”18,亦与《行述》之说有关。但是,钱大昕曾孙钱庆曾在续纂《竹汀居士年谱》时,引用《行述》时则做了一些微调,把“其余纪、传、志、表皆已脱稿”改为了“多已脱稿”19,显然对自己祖父和叔祖的说法有所保留。江藩则为了解释钱大昕《元史稿》的下落问题,提出“因搜罗元人诗文集、小说、笔记、金石、碑版,重修《元史》,后恐有违功令,改为《元诗纪事》”20。由于《元史稿》与《元诗纪事》体例显然不同,故这一说法也为学者不取。21

   在钱东壁、钱东塾兄弟所撰《行述》之后,钱大昭之孙钱师璟在《嘉定钱氏艺文志略》中再次提到钱大昕的《元史》稿本,“《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处”22。此事在光绪七年(1881)程其钰修《嘉定县志·艺文志》中叙述甚详:

   《元书纪传稿》:《元史》疏略,大昕别纂此编。道光初,其孙师康官祁门教谕,巡抚陶澍索遗书,师康以此稿与之。时大昕门人上元汪恩知安庆府,澍属恩校刊。病没,不果。未几,师康亦卒,是稿遂佚。23

   按照《嘉定县志》所记,钱大昕《元史》稿本在道光以前均由钱东塾之子钱师康保管。道光年间,钱师康将书稿交付汪恩校订,结果汪恩与钱师康相继染病去世,书稿遂不知所踪。后世学者大多相信钱师璟与《嘉定县志》的记载,认为钱氏遗稿的散佚发生在道光年间。然而在这一事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钱东壁、钱东塾两兄弟在《行述》中提到钱大昕的《元史》稿本时,并未说明详细卷数,只提到“尚未编定”和“未成者《元史》若干卷”。到了钱师璟撰写《嘉定钱氏艺文志略》时,就已经变成了“《元史稿》百卷”,忽然有了确定的编次与卷数。岛田翰自称所见钱大昕《元史稿》百卷,显然与钱师璟所谓的百卷本《元史稿》有关,这也是后世学者对于岛田翰曾亲眼见到钱大昕所撰《元史稿》信之不疑的由来。

虽然钱氏之子、侄孙、曾孙都在强调钱大昕有这样一部《元史》稿本,然而从钱大昕自述来看,这样一部书似乎并未完成。钱大昕自述有志于改订《元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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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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