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周易》与现象学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4 次 更新时间:2020-10-25 2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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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天理”在现实生活中甚至演变为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29,即成为帝制时代皇权、父权、男权的辩护辞。

   宋明理学的“天理”观念之所以必须解构,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超越的观念,而是因为它是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观念,是用人性即人的有限存在去取代神圣超越者。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权力主宰者自命为“圣人”而充当了超越性的“道统”的代言人,“以理杀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还原“德性”观念

   “天理”观念尽管具有超越性,却非外在的真正的超越,而是所谓“内在超越”,这就是宋明理学家所讲的“性即理”“心即理”。“心性”乃指人性,儒家哲学又称之为“德性”,它不仅被视为先验的本性,而且被视为宇宙的本体,于是人这种有限的存在者得以僭越超越者。其实,所谓“内在超越”的先验“德性”不仅不具有神圣性,甚至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从而带来严重的问题。郑家栋指出:“在一种神圣价值要通过凡俗价值来体现的文化形态中,现实层面的变动更易于引发某些基本价值的崩解,而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本应当代表理想性追求的社会批判失去了某种超越的尺度。”30 这是因为,人总是具体的人,是凡俗世界之中的人,亦即在特定权力体系下的人。作为神圣代言人的儒者,不过是君主之臣属。这就必然导致权力对于神圣超越的僭越,即某种权力本身成为至高无上的超越者,进而“以理杀人”。其实,原初的“德性”观念应当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甚至开始转向内在超越的《中庸》也承认“天命之谓性”。显而易见,这里的“天”仍然是一个外在而神圣的超越者,而我之“德”或“性”乃得自“天”,即并非超越者。“德性”之所谓“德”,原来并非先验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活实践的概念。笔者曾讨论过:

   樊迟问“崇德”,孔子答:“先事后得,非崇德与?”这里说到“先事后得”,“事”是先行的。“得”即是“德”,是指的德性,即作为形而上学的根据的性;性有所得,故谓之德。然而德之所得,得自何处?许慎解释:“得,行有所得也。”德是得自“行”、即“行事”的,亦即得自生活的。由此可见,孔子的意思是说:假如没有先行的生活本身的“事”,哪里来的形而上的“德”?(《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252页)

   儒家心性论“性”观念的还原必须回到孟子,因为他阐明了“德性”是怎样“得”来的。人们往往以先验论的成见误读孟子所说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而忽略了这里“心”字的特定含义。此“心”就是“四端”,孟子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燃)、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上》)

   “四端”并非后儒所言作为先验德性的“四德”(仁义礼智),而是德性的“发端”即其来源,所以孟子将其比喻为“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朱熹明确指出,四端并非“性”,而是“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礼、智,性也。”31 这就是说,“性”是由“情”而来的,并非先验的东西。此“情”乃是生活情境,是“事情”与“情感”的“无分别相”。32 当然,孟子最终将“性”确立为形而上的本体,从而使儒家走上了内在超越之路。但在他那里,本体之“性”毕竟不是先验的,而是通过对“情”的“括而充之”才得以“立”起来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先立乎其大者”(《孟子·告子上》)。简而言之,本体之性其实源于生活实践、生活情境、生活情感,这就是“德”之为“得”的本义,即“性日生而日成”33。

   3.重建“天命”观念

   中国早期的“天命”,是指的“天”之“命令”“口令”(“命”字从“口”从“令”)。尽管“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诗经·大雅·文王》),但因为那是“道言”而非“人言”34,所以“大音稀声”(《老子》第四十一章)。然而,“天”确实是在向我们发号施令,圣人以耳听之、以口言之(“聖”字从“耳”从“口”),即充当天人之际的中介——神圣超越者的世俗代言人。由于“天”是神圣超越的,所以“天命”才是必须敬畏的,故而孔子强调“畏天命”,从而“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上述对“理”的解构与对“性”的还原,指引我们最终回到当下的生活情境,并在此大本大源上重建神圣超越,这就是“至命”即通往神圣超越之“天”及其“天命”的必由之路。不过,这并不是要让人们简单地回到《易经》之“天”或“帝”及蓍筮,而是要让神圣超越者“重生”并且走向现代性。上文讨论过观念之“生成”与“奠基”的区分。就观念的生成而论,神圣超越者的建构乃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就观念的奠基而论,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必须接受神圣超越者的规训,才不至于“以理杀人”。

   综上所述,哲学在轴心时代以宗教的对立面出现,否弃了外在神圣超越,而走上了人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之路。这在取得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今思想的根本任务是克服理性与信仰的对立,这意味着神圣超越的哲学重建。对此,现象学“解构→还原→建构”的思想方法和《周易》“古歌→形而上者→形而下者”的建构路径都有深刻的启示,后者“理→性→命”的命题结构亦可用以阐明重建神圣超越的具体步骤。

   注释

   1 [德]海德格尔著,陈小文、孙周兴译《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 [美]理查德·罗蒂著,黄勇译《后哲学文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参见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4 [美]蒯因著,江天骥等译《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页。“本体论”和“存在论”同样是“ontology”的汉译。

   5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3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6(1)[德]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7(2)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8(3)[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7页。

   9(4)参见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第74页;牟宗三《陆王一系之心性之学(三)——刘蕺山的诚意之学》,载《自由学人》1956年第3期;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第30-31页;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汤一介《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10(5)[德]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11(6)这里的“哲学”是广义的,并非海德格尔所谓“哲学的终结”那样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

   12(7)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增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生活儒学讲录》,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从“生活儒学”到“中国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生活儒学与现代性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13(8)参见[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著,王炳文、张金言译《现象学运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14(9)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编者引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页。

   15(10)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奠基问题——儒学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及其所解释的康德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6(11)[宋]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

   17(12)[德]胡塞尔撰,倪梁康译《逻辑研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18(13)参见黄玉顺《回望“生活儒学”》,载《孔学堂》2018年第1期。

   19(14)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载《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20(15)冯友兰《新原人·境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

   21(16)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4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22(17)[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3页。

   23(18)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1998年,第76页。

   24(19)[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3页。

   25(20)[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载《十三经注疏》上册,第36页。

   26(21)这里涉及“圣”与“王”的关系,即超越者及其代言人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27(22)[德]康德著,庞景仁译《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页。

   28(23)参见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载《原道》第十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24)[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载《戴震全书》卷六,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154页。

   30(25)郑家栋《从“内在超越”说起》,载《哲学动态》1998年第2期。

   31(2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页。

   32(27)参见黄玉顺《儒家的情感观念》,载《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33(28)[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载《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300页。

   34(29)参见黄玉顺《我们的语言与我们的生存——驳所谓“现代中国人‘失语’”说》,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第323-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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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周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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