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老国家与新社会的错位 :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2020-10-25 14: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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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治陷入了困境。先是2000年美国大选中暴露出计票危机和政治僵局,小布什和戈尔在佛罗里达的选票争执最终诉诸最高法院,一度引发了美式民主的信任危机。随后,2001年的“9·11”事件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战火从阿富汗燃烧到伊拉克,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了反美主义的崛起。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使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混乱。美国政治中的混乱局面迄今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茶党”运动,一直到2016年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为美国总统,开启了一系列“退群”“筑墙”“内顾”等政策调整,进一步引发了美国两党对立、政治极化的政治僵局。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起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引发了全美至少140个城市爆发抗议示威,并从最初的游行示威逐渐演变为打、砸、抢等暴力骚乱行为。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民主共识正在被打破,美国政治正在陷入自我分裂的“极化美国”的困境。从亨廷顿惊呼“文明的冲突”和“我们是谁”,到福山对美国所谓“否决式政体”的批判,甚至一些“反对选举”“反对民主”“把国王请回来”的更极端声音次第出现,都意味着美国自鸣得意的自由民主正在陷入深深的困惑。

  

极化的美国

  

   关于美国政治的变化及其性质,在学界已经有广泛的讨论,最初主要的分歧在于“灭亡论”和“终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必定会灭亡,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的未来必然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不少学者也发现,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寄希望于美国的革命,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追问也表明“灭亡论”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尚难实现。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看来,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历史形态,在资本主义之后已经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冷战结束以后,“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在美国的舆论中也表现为睥睨于世、独步一时的“冷战胜利论”。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让美国陷入了新的困惑。曾经高擎“历史终结论”大旗的福山也不禁感叹美国政治极化的危害,寄希望于美国来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在美国学界反思资本主义、反思自由民主的声音与日俱增,尤其是在面对中国崛起的外部压力和政治极化的内部挑战时,此种情绪越来越强烈。美国将何去何从?这是摆在美国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

  

   政治是一种公共的善。在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眼里,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是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生活方式。作为地中海文明的衣钵传人,美国继承了以尊重人的天性为基本基因的政治生活方式,其政治逻辑是“合众为一”:在最大程度地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最低限度的政治一致性。自美国建国开始,尽管也经历了南北战争、大萧条、冷战等内外挑战,但美国政治总体上运行良好,美国一直自诩为人类文明的灯塔,美国政治的争论也被广泛地理解为不同自由主义派别的争论。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作为民权运动浪潮的制衡思潮,新保守主义不断走强,从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火神派”内阁,推动美国沿着保守主义的方向大踏步前进。相比之下,无论是克林顿的新自由主义抗争,还是奥巴马的8年新政,都没有抑制住美国与日俱增的保守化趋势。尽管美国政治看上去仍然保持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平衡,但在这一平衡之下的板块极化却是一直在积蓄着变革力量,坚冰之下的政治能量正在发生着影响深远的板块位移,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民主共识”正在被 “双峰政治”的政治极化所替代。

  

   根据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的观点,极化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状态,极化是指关于某一议题的观点在理论意义上最极端情况下的相悖程度;作为一个过程,极化则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关于某一议题观点相悖的发展过程。极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可能是自发的、有利的和民主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通常情况下,极化主要有精英和大众两个层面,前者主要集中于政党、政府官员及其政策倾向的极化,后者则主要集中于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的极化。无论是精英层面,还是大众层面,当下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都是大大加强了,表现为美国两大政治阵营在社会政策和意识形态倾向上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彼此内部的趋同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投票倾向、公众舆论和投票行为上,都可以看到政治极化加强的现象。从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来看,政党忠诚度持续上升,以党划线投票的倾向不断加强,温和派议员越来越少,两党之间不仅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而且各自内部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同一性越来越高。从公众舆论来看,美国公众在传统政治分化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出现了基于后物质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的左右分化,新左派和新右派的争论在堕胎、LGBT、枪支管制、环境、宗教权利等议题上持续分裂。从美国选民的投票行为来看,“红州”(支持共和党)和“蓝州”(支持民主党)相对稳定,除了东西两岸和大城市由民主党长期主导外,内陆地区和广大腹地由共和党持续控制。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世界各国政治极化不再取决于意识形态和利益基础的左右之争,而是取决于社会差异和政治议题的认同之争、社会不平等之争,比如神圣化与世俗化、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传统与现代、城市和乡村等认同的对立。

  

趋势论,还是规律论


   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无论是基于定性的分析,还是基于定量的分析,学界尤其是中国学者主流的看法是将极化看作是美国政治的趋势,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新现象。事实上,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仅仅看到了美国政治的表面现象,没有看清楚美国政治的本质。政治极化是美国政治的内在规律,是美国政治的逻辑决定的。

  

   政治极化并不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有的政治现象,自美国立国开始,政治极化就作为美国政治的一条线索一直存在。在美国政治中,极化一直与政党政治现象纠缠在一起。虽然美国宪法中并没提及政党,美国制宪之父们也对政党十分排斥,但自从第一届政府开始,美国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以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国务卿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两大派系。他们在国会积极寻求代言人,争取支持者,最终形成了国会内部的两个对立的投票集团,而且迅速衍生到社会领域,导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提防“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

  

   此后,安德鲁·杰克逊在19世纪30年代前后创立的“政党分赃制”,更是开启了一个“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两党极化时代。这一趋势甚至引发了19世纪60年代血腥的美国内战,引发了大萧条前后两党在关税问题、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激烈内斗,这些均被学界称为政治极化。在二战后美国政治迎来了一段相对平衡的时期,长期冷战的高压巩固了美国各派的自由民主共识,“自由世界”成为美国对苏冷战的一面旗帜。

  

   当前的政治极化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受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影响,美国开始反思价值相对主义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化与政治领域的新保守主义化并行不悖,促成了政治极化程度的一路走高。很多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均表明,美国政治极化斗争越来越激烈,当下美国的极化程度是1879年以来史上最高的,在国会参众两院,党派投票的比例都超过了50%。不难看出,从更长的美国政治史角度考察,政治极化不是一个短期的政治趋势,而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规律,美国政治自始一直保持着极化的基因,其区别只不过在于程度和烈度不同而已。对此,恩格斯曾形象地描述为“为使资产阶级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政治极化并非全然是消极的,它也是美国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平衡机制。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利益集团政治国家,有着数不清的移民群体和众多的种族、宗教。对美国来说,存在的问题是众口难调,顾此失彼,必然面对“野心与野心的对抗”。美国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更加剧了利益分化的趋势,“从内战前的区域之争转化为跨区域的不同经济利益群体的斗争”。在此背景下,政党就是实现利益整合的神来之笔,用于化解“多元民主的困境”。长期以来,多元主义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典型分析范式。20世纪初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的诸多变化,激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进程,曾经主张多元主义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Alan Dahl)也修正了早先民主竞赛的“市场化模型”,部分承认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等的精英政治观,越来越强调美国的“多头政体”本质。诚如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强调的那样,美国政治是一个自我矛盾的综合体,无论是理解政治极化,还是观察美国多元政治,都不能孤立地看,它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片面地把美国看成是如花似玉的美人,或者将其批判为无恶不作的恶魔,都是不正确的。

  

   政治极化是美国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美国之所以周期性地出现极化趋势,归根到底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特征决定的,它是美国政治制度先天发育不良和后天发展不足共同造成的,与美国两党政治、府会政治、对内行民主和对外行霸道的悖论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美国复杂的“选举人团”选举制度下,美国政治的差异往往被扩大化地表现出来,所有复杂的问题都通过简单的“支持”(Yea)或“反对”(Nay)合并同类项,但美国社会中的问题并非是非黑即白的,很多时候是多元共处的。因此,美国政治极化并不可怕,也并非美国当下之乱局的根源,真正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是美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美国的国家制度能否适应社会的变化。

  

老国家,新社会


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Stephen Skowronek)在其出版的《构建一个新的美利坚国家:美国国家行政能力的扩张,1877—1920》中指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一个新的管理型国家,改变了早期“法庭和政党”的国家,并认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实现了“整个政府运行模式的系统变革”。?然而事实上,美国的国家形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国家形态是美国制宪会议上“人为制造”的理性国家。可能受斯科夫罗内克等人的影响,长期以来,很多研究美国政治的人都误以为美国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全世界都应该以美国为样板。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很多国家都把参考美国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建国方案。然而,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政治制度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无论是亚洲的菲律宾,还是非洲的摩洛哥,以及拉美大大小小的国家,照搬美国制度的“飞来峰”到头来都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的泥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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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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