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尧:激活国家:历史制度主义视阈中的国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 次 更新时间:2020-10-24 10: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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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子尧  

   内容提要:历史制度主义范式下国家治理的复兴表现在,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研究中心,同时将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引入相结合。历史制度主义以历史比较方法及宏大的研究视阈审视国家治理:国家并非仅仅是泛化的、自在的、无历史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历史并对历史起着重要作用的、置于国际竞争背景下、与社会存在互动关系的,且有着自身独立运行逻辑的自为行动者。“激活国家治理”是作为独立行为者的国家自主性及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剖析历史制度主义中的国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后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 键 词:国家治理;历史制度主义;自主性;激活

   项目基金:中国法学会2018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网络虚拟财产的法理分析与制度构建”阶段性成果(CLS2018D06)。

   作者简介:赵子尧,云南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云南 昆明 650500

   一、提出问题

   国家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真正占据重要地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家视角来分析和解释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重要著作不断涌现。比如贾恩波兰科·波齐的《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①西达·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②克拉斯纳的《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③和诺德林格的《民主国家的自主性》④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大批以国家视角研究经济发展、社会分配、国家建设、国内政策的作品陆续问世,扩大了其理论影响并推进了研究的系统性。1985年,美国学者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切波合著的《找回国家》⑤一书出版,标志着国家主义范式形成。这一分析范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两方面:第一,将国家预设为一个独立行为者的“国家—社会”互动分析模式;第二,找到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的分析工具。

   “找回”国家和国家主义范式的兴起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仅仅包括通过对社会中心主义研究视角的反对,以及作为独立变量的自主性国家的引入充实了理论的多元性和解释力?是不是仅仅意味着可以用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这一新的分析工具,去认识各国迥然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些都是直观的理论呈现和方法论应用,更重要的是,发掘这些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国家主义的复兴与其说是“国家的复归”,不如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自主性的激活”。“找回国家”的有力吁求,既是对国家的全球治理主体的重建,也是对国家发挥的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作用的肯定。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凯旋,已经是一个多方呈现的事实。国家似乎迎来了一个复兴契机。⑥

   二、现代国家治理的复兴及其意义

   国家研究的复兴及其意义,在于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激活”——国家既不是社会的附庸,也不是高度整体化的利维坦,而是有着自身组织结构和与社会互动的关系结构的行动主体;历史对上述结构的形成作用极大,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各自及其相互的行动方式。这种趋现实主义的认知进路,充实了国家作为一个组织实体的主体性与时空感,仿佛理论世界中僵死的国家形象突然被激活,有了现实的质感。

   (一)重新审视国家治理:在退缩中寻求复归

   国家研究复兴的背景可以归纳为四个原因,前两个反映了国家的退缩,后两个则指向了国家的复归。第一,国家观念史的宏大背景。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国家作为权力的担纲者自然是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然而,在与观念相对的现实中,国家能量在工业主义和总体性战争时代却持续递增。两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因其在战争和极权主义建制中释放出的恐怖力量,被视作人类灾难的渊薮,加上阿伦特、塔尔蒙、波普尔对极权主义的清剿,为国家张目很容易在冷战背景下被打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整个19至20世纪的政治学研究,仍在遵循旧制度主义。核心的论点在于,国家自主性的极端重要性,国家及其制度无法被社会所影响,国家及其制度影响了社会,所谓政治输出结果并不是偏好及其政治行动的影响,而是制度和结构内涵价值的反应。⑦

   第二,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以社会中心论为研究视角。帕森斯、托克维尔、马克思张扬社会的学说,成为了美国二战后的三大主流范式:即结构功能主义、多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渊源。而国家和政府或是被当做政治系统内接纳社会需求的输入,再将其形成政策输出的黑箱,或是被视作多元利益团体提出要求并在其中相互竞争、最终妥协形成政策的平台,或是被视为经济逻辑支配着的统治阶级工具。社会中心主义的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旨在解释现实,但它们的分析框架得出的却是遮蔽经验的反历史结论。⑧

   第三,社会中心论解释力的有限性在新的经验事实前更趋显著。上述三大范式几乎无法对“凯恩斯革命”中作用不断加强的国家行动逻辑提供有力说明,而一批摆脱了殖民统治的新兴民族国家更趋纷繁的政治现实,更是让作为社会中心论衍生物的发展主义理论日渐式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验都有待新的理论来解释,引入国家变量并突出其重要性,是解释现实和理论反思的双重需要。

   第四,一场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争论,为国家主义范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普兰查斯和米利班德分别从结构主义和工具主义角度,发展了马克思在论述“波拿巴国家”中关于国家自主性的论述。这一争论根本上仍未脱离社会中心主义的范式,但它为看待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相对自主性这一重要的理论工具,也为自主性理论在国家中心视角下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二)国家能力的自主性:从零和到正和博弈

   在国家主义范式之前,有两种认识国家的方法论视角:一是发轫于英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国家观,二是诞生于19世纪德国的“国家中心论”国家观,代表人物包括龚普洛维奇和施密特。两者都是片面而极端的,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而所谓“激活国家”,涉及到国家理论的深层次问题,它与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即抛弃简单的国家社会二元论,跳出零和博弈的思路,基于共识论立场的文化观,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较为稳定和谐关系提供基础,从而赋予在治理能力中的“国家自主性”(stateautonomy)。⑨可以进一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国家主义范式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研究中心。同仅重视国家本身,认为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神物,社会于我何有哉”的国家决定论不同,这一范式注重的是“关系”。维斯和霍布森为区别得更明显,干脆把自己的研究视角称作“新国家主义”,强调“找回国家”的同时“不能将社会踢出去”。⑩因此,国家独立性的获得不是从与社会的关系中脱嵌得来的,相反,正是在与社会的比照与互动中,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体才成为可能。换言之,跳出零和博弈的思想窠臼,寻求国家社会关系的正和博弈,即将二者之间置于关系主义的境地而非单纯强调二元、两分与主从;国家治理本身就不是一种常量,它的运动轨迹取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治理所体现的自主性,乃是一种带有“共识”色彩的文化。

   第二,国家主义范式试图融合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国家主义范式将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提出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安全逻辑,引入到国家研究中,以强调国家自主性之所以形成的国际动因。历史制度主义的介入可以说是“激活国家”最为重要的一环。一方面,被特定历史塑造的各个国家形成了迥异的路径依赖和制度绩效,并深刻地影响着一国的国家能力和自主性程度;另一方面,国家作为能动的自主主体,也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少不亚于社会的作用。被历史塑造不意味着被历史套牢,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推动形成的诸多建制,已成为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吉登斯的现代性四大支柱。由此,被赋予了时空感的能动性国家获得了更趋近现实的主体性,从而可以运用于更具体的动态性历史过程分析。

   三、激活国家:推进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主义范式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如何从历史制度中走向现代文明。其中的核心逻辑在于,构建有效应对和化解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治理规则、程序及其秩序。国家逻辑是根植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共同体建设的动态演化的历史过程,而非国家权力这一主观意志的宰制。(11)国家因为其特殊位置而获得的特殊职能在于:国家不仅在国内层面是暴力的垄断者,还要在国际层面运用暴力保护国内社会,这也就是国家的两项基本任务——对内维持秩序,对外要与其他实际或潜在的国家展开竞争。(12)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独立于社会自我决策的程度,而国家治理能力指的是国家通过社会执行其政策的能力。前者是在政策制定层面探讨国家有多大独立于社会的自由度;而后者则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讨论国家通过社会达到其目的的能力。(13)两者密切联系,成为激活利维坦这一猛兽的左膀与右臂。

   (一)作为“自主行动者”的国家

   一般而言,国家会维护符合支配阶级利益的现存秩序,因为这是维护稳定的最佳途径。但是,由于国际竞争可能会颠覆国家对安全与秩序的风险预期,国家统治者很可能会因为追求安全目标,采取有悖于支配阶级的自主性行动,即便这将导致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安全逻辑及其特有的强制力是国家之所以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前提。而迈克尔·曼则从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建立普遍性规则)、职能多样性(维持秩序、提供国防、维系交往、经济再分配)和领土中心性,阐述了国家自主性之所以可能的理由,但他并未将侧重点放在国际要素上,而是强调了国家内生的特殊性,尤其是领土中心性。他强调,国家和经济组织对待领土的集中有着微妙的差异:现代经济组织是跨国界活动的,唯有国家通过其权威和权力维持特定的疆界内各要素的集中性,权力以中央政治精英为发射点辐射开来,并以领土边界为终点。(14)他通过国家权力这一与他提出的三大社会权力(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的不同属性,证明了国家的自主性。

   斯考切波和迈克尔·曼的聚焦点虽然不同,前者强调国际要素,后者突出国内成分,但都殊途同归地论证了国家自主性何以可能。在此需要对这两个因素进行补充性说明。首先是国际要素。斯考切波的论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她隐微之中引入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安全逻辑”。在这一现实主义学派的预设中,国家间的军事竞争是常态,关乎国家生存的安全目标必然是首要的。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相互依赖的趋势持续增强,但以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学者仍强调,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仍是稀缺品,大国战争的威胁仍是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底色。(15)

   其次是国内成分。国家的必要性、职能多样性和领土中心性,解释了国家的自主性权力。这意味着国家精英如果不能获得绝对的独立性,至少在原则上也有着不低于包括经济、意识形态和军事集团在内的主要社会权力组织的独立程度。以美国为例,美国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个极易受到强大利益集团牵绊、所制定的政策总是成为集团利益风向标的低自主性国家。克拉斯纳在《捍卫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书中,探讨了在国外进行原材料生产方面,到底是企业利益在短期内的怂恿会塑造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自主性的国家利益会发挥长期作用,他得出的结论是后者。虽然他的论据似乎并不充分,比如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总统和国务卿与国会等机构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们与社会压力高度绝缘。因此,可以依据他们承担的促进国际普遍利益的义务发挥自主性影响。但他主要强调的是联邦行政机构的不同部分屈服于国会影响的程度,而并未说明是不是由于政府机构的不同组织特征才决定了这种绝缘性程度的大小,从而在论述上存在欠缺。

   (二)自主性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关系

由于国家研究产生于长期被社会中心论压抑的学术环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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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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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战线》(昆明)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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