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的“泛教育”倾向虽然还比较隐晦，却在时时刻刻地放大其影响。它的产生一方面是近三四十年“学习社会”“终身学习”“知识服务”以及“创新”“创业”口号的概念化和商业化后的效应。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大量出现，以及对新技术的过分依赖，也在支撑着“泛教育”倾向的悄然蔓延。

“学习社会”“终身学习”以及“知识服务”本身都不天然地排斥学校的存在和学校教育。因为“学习社会”指的主要是社会对于学习的提倡以及学习的热忱和渴望，它的引领者还是学校；“终身学习”是指个人不断学习（“修行”）的过程，它也不排斥学校老师作为“师傅”将个人“领进门”的良苦用心。而在互联网时代产生的“知识服务”，其所依赖的主力仍是有知识的那部分人，这部分人又多数集中在各类学校之中。

但将这些东西概念化和商业化以后，不仅词义在发生转换，实际的行为也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学习社会”成了“在社会中学习”，故不必进入学校读书照样可以成才。商业领域流行的“让博士、硕士为你打工”，也变成一部分不愿意读书、读不好书的人的自我标榜和自我吹嘘；而“终身学习”似乎就是纯粹的自学，无须他人指导；至于“知识服务”则成了网络公司进行商业运作的手段。

概念化仅注意字面意义，商业化只关心商业价值，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将教育的内涵泛化。不论是为了面子，还是为了利益，实际的结果都是将学校的作用缩减，将学校以外的影响扩大。

“泛教育”倾向对中、小学校的影响不甚明显，是因为中、小学校的教育都受到义务教育法的保护，大学则不一样。虽然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一直在增长，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一直没有中断，但对于国内大多数青年来说，上大学仍属于锦上添花，非必然如此，必须要读。这也给“泛教育”倾向提供了膨胀的空间。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对大学地位的外在的消解，那么一定有内在的消解，这些有关大学的自我消解也不容忽视。

人们现在最容易看到新技术给大学带来的变化，但很少反思在一味趋新的过程中，教育功能的日渐弱化。从“电化教学”到PPT软件在教学中的硬性推广，再到网络或在线课程，甚或慕课和微课的盛行；从各种补习班到教育培训公司，再从实体的公司到虚拟的网上教育平台，时代进步的脚步仿佛从未停止，大学都在汲汲于追赶，生怕落伍，生怕被淘汰。

客观地说，网络或在线课程增加了大学课程的覆盖面，扩大了大学的社会影响，并且也部分地体现出大学的社会责任。但是，也应该看到，所有的网络或在线课程都是着眼于普及的，内容上也总是在适应普及的需要，它与大学教育所追求的提高与深入无关。

另外，网络或在线课程也永远是隔着屏幕进行，所有讲授都是标准化的，内容上每次都相同不说，无法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及时的调整、有针对性的讲授，达到古人所谓因材施教则是不可能的。而面对摄像机，多数教师的表达方式都是小心谨慎、字斟句酌，没一句多余的话，往好里说，就是记录下来像一本标准的教科书；但切实地看，整个人就像是一台预先编好程序的机器，没有生气和活力。

过分依赖技术和工具也出现在大学的科研上。文科的研究越来越缺乏思想性，而理工农医等学科为追求数量所发表的SCI收录的期刊论文，则多是在利用实验设备进行仅有技术价值的平行研究。

这里面的共性就是只有工具、手段而没有“人”。本来，没有了“人”的因素应该是谈不上教育的，但在“泛教育”的思维下，任何的工具和手段都可以体现“教育功能”。因此，在大学里课堂上老老实实地讲一辈子课，却抵不过承担一次教学改革的项目；讲课再多，也不如带领学生获得一次奖项。后者凭借承担项目或者带领学生获奖就可以轻易地享有“先进教学工作者”的称号。

工具、手段和技术永远是辅助性的，它既不能成为主流，也不能替代主体的人来承担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大学不能因为要顺应时尚，谋求数据的增长和排名的提升，就先自我消解，把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拱手让人或遗弃殆尽。

应该看到，到目前为止，大学中最有教育价值的场所仍然是课堂，课堂的主体和主导力量仍然是教师，因此，怎样提高每一位一线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积极性才是管理者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基本认知和共识，有关改进教学、提高教学水平的提倡和呼吁的意义和作用将十分有限，大学的前景也实在是堪忧了。

(刊《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2019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