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懿:“五个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9 次 更新时间:2020-10-21 23: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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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懿  

   摘 要:对于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从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现状来看,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最先要解决的是对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认同”的形成作深入地历史解读。通过这一解读不难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体系的建构既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更离不开正确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个认同”; 历史解读

   作者简介:孙懿(1961-),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近年来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一词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日益得到学界关注,成为一个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但综观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和未来进行关注的居多,少有学者从形成的基础层面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具体探讨。这种状况,一方面制约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基础这一层面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是探讨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旗帜下努力奋斗而建立起来的。当今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认识不仅在2018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认定,同时也出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述。关于中华民族,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都将其界定为“中国人”,并做过系统阐述。1尤其费孝通先生更是明确地说:“我将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为‘民族’,但层次不同。”2费先生将“民族”分为两个不同层次,并用“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来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引发了学界对“中华民族”进行研究的高潮,学界对“民族意识”关注热潮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关于民族意识的内涵,上个世纪民族学界有过长期的讨论,有学者将这些探讨的结论归纳为六种:“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的社会意识”;“民族意识等同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意识等同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的一切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观念形态的总和”;“民族意识是对民族自我文化特点的觉察”;“民族意识是社会意识中对民族存在的知识、意向、决策三类观念的总和”。3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探讨民族意识的论著,多是在西方民族理论的影响下,结合中国56个民族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结论,所论及的“民族意识”多数并非属于“中华民族”。因此,这些讨论尽管有参考价值,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实际上,创造“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是指称“汉族”还是“中国人”,存在一个转变过程,而导致其发生改变的原因,就是关注到了“民族意识”的存在:“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4“凡一遇到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这应该是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意识的经典表述。遗憾的是学界并没有对梁启超的上述解读给予应有的关注,从而导致了研究对象的偏离,故长期以来侧重探讨的是中华民族层次之下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薄弱环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探讨的专论不断涌现。从中国知网的检索来看,其数量从2014年的1篇迅速增加到2019年的197篇,总数也增加到了403篇。这些专论涉及的主题依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民族团结”、“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意识培育”、“多元一体”、“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各民族”、“多民族国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交往”等。5从这些涉及的主题不难看出,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探讨,关注点依然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下56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即便是有个别学者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如从“大一统”的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6但也没有作进一步的系统探讨。而有的学者虽然将研究视角指向了“五个认同”,但也仅仅是认为“厘清二者的关系和内涵,就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概念确认”,也并没有对“五个认同”的形成作出完善的学理阐述。7

   应该说,“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有着深刻而牢固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基于“五个共同”的存在,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并彻底摆脱被殖民的命运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存在一个“自在”到“自觉”的过程。8正确认识和阐述“五个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祖国、文化和民族观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来看,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的先人共同推动着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并实现了由王朝国家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并在缔造过程中结成了具有“血肉”联系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基于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共同的家园)的历史而得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天下观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中,秦汉王朝将其继承并付诸实践,其构建起来的以中原郡县为核心的“大一统”王朝疆域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基础。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割据,唐朝在汉代疆域的基础上将辽阔的北方草原地区纳入羁縻都护府管辖之下,实现了更大范围的“大一统”。五代十国虽然再次将中华大地带入分裂状态,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则不仅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而且行省体制的实施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凝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明朝取代元朝虽然仅仅实现了对长城以南地区的“一统”,但羁縻卫所的广泛设置,学校教育辅以科举在边疆地区的推广,则密切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联系,为清朝“大一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兴起于东北地区的清朝,不仅将“大一统”疆域发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土,即《清史稿·地理一》所称“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而且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通过和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将多民族国家中国由王朝国家“有疆无界”的“天下”发展为近现代“有疆有界的”多民族国家中国。9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俄罗斯、美国等都不相同,并不是通过扩张或殖民而形成的,具有“自然凝聚”的特点。即便是有些学者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对中华大地上存在的众多王朝或政权,从“民族”的角度进行不准确的解读,有了“汉族王朝”、“满洲帝国”等不同说法,但都不能否认构成中国历史主干的历代王朝的建立者皆是出自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10。也就是说,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民族缔造的“共同家园”,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即是基于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承认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中华”一词来源于星象,学界一般认为先秦时期即用来指称“华夏”。11但“中华”一词最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是北魏和南朝贬斥对方争夺中国“正统”的标志。北魏自称“唯我皇魏之奄有中华也”12,称南朝“自南伪相承,窃有淮北,欲擅中华之称,且以招诱边民,故侨置中州郡县”13。而朱元璋为推翻元朝的统治,高举的旗号即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14。如此看来,“中华”既有指称“华夏”的含义,同时也是对中国“正统”统治秩序的代称,而这一秩序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并随着“五胡十六国”、辽、金、元与清等王朝的继承和发展,补充了来自北方民族尤其是草原文化的诸多因素,得到了极大丰富,最终和中华各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融合在一起,以“中华文明”的称呼共同形成了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种,并深刻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中华文化既包括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形成的农耕文化,也涵盖了以北方草原地区为核心的牧业文化及沿海和山地的渔猎文化,更吸纳并“中国化”了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源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文化等其他外来文化因素,故在交融中发展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和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尽管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斗乃至流血冲突,但更多是和平状态下相互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近代以前,中华大地上的族群并没有当今“民族国家”之“民族”的话语体系。如前所述,中国古人将“天下”分为“中国戎夷五方之民”五个不同群体,而划分的标准是“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以及“言语”的不同,秦汉“大一统”王朝出现之后,尽管“五方之民”的认识发展成为了“夏(华)夷”两大群体的认识,但“华夷一体”的认识则更加强烈。唐代人为了“天下”稳定,曾提出了“中国,天下本根,四夷犹枝叶也。残本根,厚枝叶,而曰求安,未之有也”15 的观念。在“民族国家”话语中,这似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但“本根”和“枝叶”都是“树”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中国”“四夷”是“一体”的朴素认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存在“夏(华)夷”的划分,“严华夷之辨”也时常见诸史书记载,但“夏(华)夷”之间的转化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准的,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破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族群身份的改变,在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区分族群的话语体系下相对容易,而且通过“教化”实现“用夏变夷”,更是“大一统”王朝普遍追求的理想和具体实施的政策。迨至清朝,雍正皇帝面对“华夷”纷争,站在“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这一高度,撰写《大义觉迷录》,“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16。其努力消弭“华夷”界限的企图十分明显,而正是在最高统治者的这种积极推动下,中华各民族在清代尽管依然存在汉、满、蒙、回、藏“五族”的划分,但却实现了由清朝的“臣民”向“国民”身份的转变,“国民”一词17明确出现在了清朝“宪政”改革的诏书中。梁启超面对中华各民族这种身份的转变,借用了日语中的“民族”概念,遂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一称呼,用于指称“中国人”。而顾颉刚则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学理上作了进一步阐述:“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倒,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181989年,费孝通先生则用“多元一体”,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阐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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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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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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