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教授；杜欢，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201620）。

内容提要：更高程度的民主以更先进的科技文明作为基础，这由民主自身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共同决定。从比较视野来看，工业文明条件下诞生的代议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条件下，同样需要协商民主等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来弥补其全面性的不足。全过程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特征，同时也是人民民主发展的本质要求。从理论逻辑来看，全过程民主具有“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的基本特点，并且最终体现为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制度优势。智能文明的发展可以为全过程民主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坚实的技术支撑，这就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命题。在智能技术的助力下，全过程民主能够更好地将中国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并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案和选择。

关 键 词：全过程民主/智能文明/人民民主/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政府推动企业家精神培育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BZZ087)的阶段性成果。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对于中国民主政治作出了新的深刻论断：“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所有的重大立法决策都是依照程序、经过民主酝酿，通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产生的。”①这一重要论断所提出的“全过程的民主”是对人民民主的最新总结，同时也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对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提出的总体要求。从理论上来看，在人类社会进入智能文明的背景下，全过程民主的发展也将具有更加普遍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理论逻辑出发，深入分析智能文明发展对于全过程民主的背景性意义，并由此探究全过程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能技术基础和实践路径。

一、技术文明迭代与民主的全过程性发展

对于民主进行基本的溯源性考察，可以发现民主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决定了民主的实现需要社会进步和文明作为支撑，因此民主的真正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民主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支撑，并且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主政治日益呈现出对于“全过程性”的要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根据希腊时期的词源考察，民主中的人民(Demo)具有两种意涵：“广义来说，人民包含了社会中的所有成员，至于狭义中的人民，指的是非精英阶层。……由广义的‘人民’施行统治，是民主的目的(Telos)。”②按照这种界定，人民分为广义的“全体人民”和狭义的“非精英的人民”，两者的差异便导致了一种“目的式”(Telic)的民主观念：即民主应当致力于克服存在于精英和平民之间的不平等。由此，民主就成了一个达成目的的“过程”，即缩小精英与平民的差距，让民主扩及更多平民。由此可见，民主本身从一开始就设定了让民主拓展至全体人民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这种目标的实现程度则取决于人类自身的社会结构、物质条件和文明程度。质言之，民主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民主概念本身的这种歧义引发了关于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巨大争论，同时也决定了民主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西方民主的起源地古希腊，虽然产生了以公民大会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实践，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所青睐。相反，这些古希腊思想家都将民主作为一种变异的政体，认为民主会导致极端的“暴民统治”，和极端的“寡头制”一样，都属于“变态政体”③。这种主张实际上包含了对于民主实践主体——平民的政治判断，即一般的平民限于其理性程度等具体原因而无法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因此应当严格限制民主的范围。

这种关于民主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契合当时的文明条件，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了历史的主流，使得民主在经历了早期希腊直接民主的实践之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自身所包含的精英与平民的权力差距逐渐缩小，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也逐渐惠及更多社会阶层，而民主政治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从具体实践角度来看，民主的核心问题也逐渐转化为一种程序性问题，即如何让尽可能多的民众产生共同的民主意志。正如查尔斯·泰勒所指出的：“人民要先让自己有个共同‘意志’(Will)，唯有透过复杂的制度与程序，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意志。而这些制度与程序又要在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tions)中才有意义。”④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不同社会对于民主的社会想象也呈现出新的形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实践形式在西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向以代议制为核心的间接民主方向发展。

同时，科技文明的迭代决定了民主实践过程的拓展性。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同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密切联系的，而其中最直观的联系就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撑作用。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发展到智能文明，民主政治的实践方式和制度发展也呈现出越来越全面和完善的基本趋势。由科学技术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生产，从根本上为民主政治的拓展提供了物质和技术基础，而民主政治本身也逐渐向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政治制度层面进行拓展。

例如，古希腊城邦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依然是较为落后的农业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工商业，而社会制度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能局限于城邦的范围或者城邦的少数公民，其辐射和影响范围也是极为有限的。究其根本，在农业文明时期，政治实践受制于技术条件的不足和社会生产的分散性，无法对大规模社会进行有效的统合，因此统治权力往往集中于少数的政治和社会精英手中，而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在这种农业文明条件下，根本无法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即便产生一定的民主实践，也仅仅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之中。因此，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古典思想家往往都排斥纯粹的民主制，而将理想的政体寄希望于贵族制或王道政治上；中国的政治思想家虽然更强调民本政治，但“以民为本”的主体还是帝王和官僚阶层⑤。

相比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面貌。工业文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其根基就在于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电气化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变革所引领的两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工业文明。正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科技迭代和文明进步的条件下，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才真正产生并迅速扩展，并且将古典的直接民主转变为现代的代议制民主。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核心理论基础就在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于民主所提出的著名论断：“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⑥这种“程序性定义”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接受。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研究民主化问题时就依据了这种民主定义：“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⑦从理论上看，间接民主在形成民主意志的程序上，突出了选举和投票的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体现了民主的进步。但是代议制民主自身的时代局限，也为民主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内在需求。

二、工业文明与代议制民主的历史进展

最早开启工业现代化进程的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完备的工业国家，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英国在较长历史时期内的领先地位。同时，工业文明的发展也促使英国产生了以选举为基本程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并由此成为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模板”。作为阐发代议制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约翰·S.密尔(John S.Mill)并不否认“能够充分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体人民参加的政府”，但是现实条件往往无法让所有人亲自参加公共事务，因此“一个完善政府的理想类型一定是代议制政府了”⑧。现代民主政治所面对的是整体性动员起来的社会大众，因此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社会大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础上达成一定的政治妥协，同时又能保证政治秩序的问题，而代议制民主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一种政治安排。从历史角度来看，代议制民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性。关键就在于，此前的制度设计无法有效地把大众的意愿集合在一起。而代议制民主所秉持的“委托—代理”原则和制度，可以通过选举投票实现民众阶段性的权力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将其权力委托给代理人，进而由代理人进行政治决策。

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较好地实现了议会制这一重要的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并且通过殖民扩张使得这一制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流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模板。随后，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政治上则形成了列强争霸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接近并在某些方面超过英国，并且逐渐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美国的开国元勋以总统制和共和制的制度设计限制了纯粹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近代以来以人民主权为基本主张的直接民主。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给美国带来的巨大成功，又使得以总统制为代表的代议制民主逐渐成为西方政治制度发展的模板。与此同时，围绕选举和投票产生了现代政党政治，各个政党派别围绕争取民众选票和支持而展开的政治竞争，便成为了西方民主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逐渐形成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两党界分，为了争夺选民，两党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是在议会之外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逐步形成了现代的群众型政党，将政党组织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来进行竞选。

但是，即便是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代议民主制，也同样因为工业革命自身的不足以及工业社会初期的复杂矛盾而呈现出种种乱象。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社会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社会阶级，而社会主义学说和各类批判思潮也随之风起云涌。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议会民主制的批判。当时很多人都将民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方兴未艾的议会制度。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种对议会制的过度痴迷，不仅夸大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功用，而且还会掩盖其阶级本质和削弱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议会制背后的社会实质，即社会中的阶级分裂和严重的社会矛盾，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并不是议会制，而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进步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议会制的批判，实际上树立了民主政治的新目标：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真正的、实质性的人民民主，而非仅仅满足于具有阶级局限的代议制民主。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能力，而代议制民主在政治竞争、群众动员和民众抗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实现了进一步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背后的阶级矛盾。这集中体现在选举权利的逐渐扩展上，即民众逐步实现了全民普选权。这种普选权的扩展，实际上也回应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促进了民主权利逐渐普惠至一般平民。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构成了工业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进步。如果说代议制所选举出来的议员、总统等政治精英代表了农业文明遗留下来的传统，那么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一般民众则代表了工业文明条件下民主进一步拓展的新兴力量。这两种政治力量通过选举制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平衡，但远远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所呼吁的实质性的权利平等。特别是由于西方民主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固化为选举程序，因此导致在选举间歇期间，一般民众对于政治精英的决策和执政状况缺乏监督，同时也对一般的政治过程缺乏有效的参与，这也就形成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局限。然而，这种局限是工业文明造成的。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流趋势都是为了弥补代议制的这种缺陷，并促进民主在形式、过程和覆盖面方面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从历史发展不难看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转型是随着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而逐步进行的。根据亨廷顿的总结，民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民主化长波出现在1828—1926年，而第一次回潮则是1922—1942年；第二次民主化短波出现于1943—1962年，而第二次回潮的时段为1958—1975年；继之而起的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之后⑩。从工业革命的角度来看，第一波民主化出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整个时期，这一阶段民主化的成果是西方主要国家完成了民主化的过程，并为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发展树立了西方模板。无论是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美国的总统制，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而这种传播无疑与两次工业革命具有密切的关系，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交往条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和动力。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主化的回潮和第二波民主化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西方代议制民主依然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传播。

三、信息文明与代议制民主的替代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化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实现了革命性发展。由此，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以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20世纪40年代自美国兴起，随着战后和平时期的到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次科技革命的持续时间较长，早期主要以信息通信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主要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信息技术革命进入到互联网的革命性发展时期，人类社会通过互联网技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人类文明进入到信息文明时代。

从历史时段来看，在第二次民主化短波接近尾声和第三波民主化开始的同时，信息社会正在逐步发展并日益凸显出其巨大的社会变革力。这一时期的民主化仍然以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传播为基本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现代化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政治话语权，而因民主化出现的新兴现代化国家正处于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也容易接受以西方为模板的代议制民主。但是，对于这些刚刚完成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有的国家甚至仍然处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发展阶段。因此，这一时期的民主化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复和波折。从根本上看，这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包括科技水平、生产力条件、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具体状况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

反观西方世界，特别是在西方民主国家内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出现各种批评代议制民主的理论。这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特别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社会统治的精英化、寡头化的反思。由此，选举或竞争民主也就越来越被认为是民主“‘最低限度’的定义”(11)。而西方学者也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替代性的民主理论，例如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等人自1970年来所提出和发展的“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佩特曼看来，“直到参与式民主得到仔细的检视，参与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得到批评，我们才能够知道民主理论中还有多少‘未竟的事业’，或类似的事业”(12)。这种理论的基本着眼点，便集中于改变选举式民主的精英化取向，为平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权利提供更广泛的程序和过程。这种民主理论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逐渐集中表现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ories)的兴起。协商民主的思潮伴随着共和主义民主的复兴，都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和修正。换言之，这些理论家都希望可以唤醒传统的共和主义或者古希腊政治中直接民主的一些因子，从而弥补代议制民主或选举式民主的固有缺陷。

综合而言，当代政治理论流派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代议制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信赖大众，实行的是精英统治，政府往往被少数政治精英所把持，普通民众则被排斥在外。其次，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初级民主，仅仅是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状况而采取的临时性选择，一旦社会条件成熟就应当向着直接民主的方向努力。再次，代议制民主具有虚伪性，并不能够给广大民众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有直接民主才可能允许所有人参与政治并且给所有人以自由。这种对于民主发展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实际上说明了民众广泛参与日常政治的重要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发展的本意是超越政治排斥，建立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制度安排。如果公民只能以民主选举的方式向代表赋权，而不能通过选举之外的主动方式影响政策过程，这将造成民主政治的异化。”(13)

更为重要的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恰恰与信息文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信息文明的早期代表是以电视广播和卫星通信为主的信息传播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这一阶段的民主政治同普通民众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人们可以通过便利的通信技术和媒体传播迅速获得政治信息并对政治过程进行监督。约翰·基恩(John Keane)曾经以传播技术来划分民主发展的历史阶段，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建立在印刷文化的基础之上，而在信息革命和媒体技术的支撑下，新的民主形式应当是参与更为广泛的“监督式民主”(Monitory Democracy)(14)。实际上，早在信息革命初期，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已经提出：“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他工具，一个受过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15)随着信息革命进入到第二阶段，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人类生活形态的巨大变化，这种革命性影响具有非常强烈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在互联网技术的条件下，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媒体更加容易形成，这就使得个体越来越成为民主活动的中心，而无需事无巨细都通过委托代理人来实行。在这种背景下，民主政治发展和新的民主思潮都是围绕着被唤醒的个体而展开的，并逐渐推动西方协商民主等理论的形成，为直接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

由此可见，这些针对代议制民主的替代性选择，具有共同的理论导向和实践特征：一方面要弥补选举期间民主政治参与的不足，将民主程序和民主实践扩展至政治过程的更多方面，而不仅仅局限于选举政治；另一方面则是要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各种政治过程之中，提高民主的普遍性和覆盖面。不难看出，这种民主的发展和对直接性民主参与的强调，是与信息文明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换言之，在工业文明时期，每个人所享受到的政治公共产品也犹如工业革命所提供的产品一样，整齐划一且成本低廉，同时又可以保障每个人都拥有基本相同的初级权利。但是，这样的产品并不能够满足每个人的精准需求，也不能保证更高的质量和品质。而在信息革命的背景下，政治公共物品开始能够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满足不同个体或群体的政治诉求，这是信息革命为人类民主政治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性变化。

进而言之，在信息文明时代，民主政治正在向着更加普遍和全面的方向发展，这一方面是在回归民主的本源性意义，同时也是在新的科技文明基础之上开辟了新的景象。在此前的发达工业社会，社会运行和管理的基本特征，是每一个人犹如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表现的那样，成为社会机器的固化零件。或者说，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16)，在既定的选举框架下机械地做出投票的举动，而不去思考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和社会的整体福祉。但是，在信息文明社会，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政治主张都有条件在现实政治中充分实现，他们可以不再通过代理人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随地地参与到政治进程当中去，这就是信息革命给民主的“全过程性”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需求和希望。随着人类社会向着智能文明阶段迈进，全过程民主的实践更迎来了新的前景和空间。

四、智能文明与全过程民主的中国特点

信息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新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基础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迅猛发展，推动人类站在了智能革命的门槛之上。由智能革命所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这次革命中最重要的技术是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等。智能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智能技术和超级智能技术。智能技术的主要作用在于推动未来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尤其是避免了传统的劳动力局限，使得由人创造的机器可以仿照人的思维模式和生产方式去生产新的物品。而区块链技术则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将对人类社会的关系重塑造成革命性的影响，并且有助于解决智能技术所带来的隐私问题、安全问题和公平问题等。在这两种主要技术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将迎来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即智能文明阶段。目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民主政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经在西方世界引发了相应的学术讨论(17)。

从前述历史比较的视野来看，在智能文明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也将会朝着全过程民主的方向继续发展和完善。工业文明条件下诞生的代议制民主在信息文明和智能文明的条件下，需要更多的民主形式和程序来弥补其不足，并且将民主实践扩展到更广泛的人民主体上。尽管西方国家掌握了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流话语权，仍然强调所谓的选举和代议制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但是民主实践及其技术条件已经要求超越选举和代议制民主，向更为广泛的实质性民主方向发展。这种实质性民主一方面需要消弭政治精英和平民大众之间的权力差距，另一方面也要消弭社会各阶层在社会财富和地位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而这种追求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于民主政治和人民民主的主张，同时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需要由经济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基本判断。马克思指出：“在民主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与它本身的意义不同的意义。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18)让每一个民主环节真正成为“整体人民”能够参与和掌握的具体过程，乃是人民民主发展的基本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秉持的人民民主理念和正在发展的协商民主实践，正体现了这种对于“真正民主制”的追求。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应当在民主政治领域顺应智能文明所带来的变革趋势和内在要求，进一步推动全过程民主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在智能革命中所取得的优势同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全过程民主的发展效能。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但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路径依赖和历史难题。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使中国逐渐赶上了世界现代化的脚步，并且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革命性发展中逐步走到世界的最前沿。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拥有活跃的市场和极其庞大的用户数量，为大数据的生产和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此，在智能文明初期，中国首次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时站在智能革命的门槛上，具有了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科技竞争的基本力量。相较而言，美国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掌握了一系列人工智能的高端技术创新以及标准制定的主导权，但是中国的主要优势则在于海量的用户数据、统一活跃的市场和政府的大力支持(19)。因此，中美双方在智能技术发展的主导权方面已经开始了日益明显的争夺，但是从更为广义的智能文明的发展角度来看，中美或中西之间的竞争并不仅仅体现在新兴的智能技术上，而更多体现为智能技术影响下的社会政治的发展上。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新型民主模式应当向着全过程民主的方向发展，从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固有缺陷，真正推动民主政治向着更加全面和实质的方向发展。

整体来看，在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到新的智能文明的背景下，应当充分利用智能技术和相应的社会条件，推动全过程民主这一更高实践形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同时兼具智能社会基础和全过程民主条件的中国将变得更为重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制度建设则可能成为全过程民主的新典范。全过程民主是基于“中国式民主”的最新理论总结，契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全过程民主的核心要义在于“全过程性”，基本问题就在于将民主原则贯穿于政治实践的全过程，将民主程序内化于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将民主权利普惠至公民个体和作为整体的人民。具体而言，基于中国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全过程民主，具有以下方面的基本制度特点：

第一，全过程民主具有“全局性”，体现为五大民主形式的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参与的民主过程总结为五个方面：“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20)相较于以往的四大民主，这一表述增加了“民主协商”，从而表明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和监督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五种主要形式。这五大形式涵括了民主实践的基本方面，形成了各种民主形式相互支撑和互为补充的基本格局。例如，作为中国民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协商民主以“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来弥补票决与选举对抗的不足，可以充分拓展民主实践的空间和有效性。从更广义的角度而言，“中国的民主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选举上，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21)。在政治制度领域，全过程民主也体现为不同党政机构和制度模块之间的相互支撑，既涵盖了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基本政治领域，同时也涵盖了各个行政层级。

从全局性的角度来看，对整个社会和政治进程进行准确的宏观调控以及对于具体的公共事务进行精细化的科学决策，长期以来都存在相当的技术难度。但是，通过新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算法，可以对社会中复杂的决策因素和变量进行更好的捕捉和判断，从而更大程度地优化整体性的民主架构和决策模式，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在智能文明新的基础上，人工智能的要义在于算法将人类的规则进一步固定化，可以通过机器模型来简化人的决策模式，从而提高运作效率，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全局性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

第二，全过程民主具有“全程性”，构成程序性与实质性的有机统一。民主实践需要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安排，同时更需要在实质意义上保障民众的民主参与。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看，民主并不是一选了事，也不是一票了之，在选举和投票之后仍然需要保障民众的基本民主参与。因此，全过程民主强调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包括政府产生、官员任命、政策决定、政策执行、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都需要贯彻民主原则和民主实践。例如，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方面，中国的民主实践就特别强调民主程序和民主实质的统一。杨光斌认为，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共识民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注重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22)。因此，民主既需要严肃的规则和程序，同时也要使程序并不仅仅局限于选举和投票，还应当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得到体现并真正落实。

然而，真正实现“全程性”需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在不增加过多决策和协商成本的基础上，更大程度地拓展民众参与的民主程序。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最重要的功效，就是大大降低民主参与和民意集合的成本。智能技术不仅能够有效提高投票和统计的效率，同时也能够提升协商的效率。例如，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分析民众表达的观点及其关键词，进而通过相关的算法将民众的意愿进行更有效的加总。传统的立法听证无法以较低成本对民众的意愿进行有效的集合，但在智能技术的支持下，不仅可以增加民众参与立法的互动性，同时也能够提升意愿加总和个体性分析的效率，且目前的技术条件已经完全可行。中国对人工智能进行初步规划时，便明确提出要“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畅通政府与公众的交互渠道”(23)。

第三，全过程民主具有“全民性”，促进各阶层民众权利的有机统一。全过程民主的主体是人民，就人民的内涵而言，既包括作为公民个体的人民，也包括作为整体的人民。人民民主所强调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权利，同时也强调作为整体的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始终强调民主的全民性，这是一种更加全面和彻底的民主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全过程民主不仅体现为形式和程序的全面性，更体现为对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充分尊重和保障。由于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依然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因此，不同阶层和地区的民众在民主需求、民主参与和民主权利上的实际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这种状况不应成为中国民主发展的障碍，相反，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通过全过程民主的实践促进民主权利在全民范围内的有机统一。

因此，全过程民主既需要服务于作为整体的人民，也需要服务于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工业文明只能提供规模化、“千篇一律”的民主，公民只能通过选票来表达政治诉求。而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可以利用信息数据和算法的力量做到“千人千面”，即更加精准地把握每个公民的政治意图和公共服务需求。在此基础上，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可以得到充分实现。此外，应用智能技术的公共服务还可以做到个性化和精准化，在算法设定上对于弱势群体进行倾斜和援助，从而促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有满足了不同地区、阶层和类别的群体需求，民主的“全民性”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五、全过程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智能前景

上述三个方面的主要制度特点，实际上是对我国所坚持的人民民主在形式、程序和范围等方面的基本总结，而这些特征均可以用“全过程”这样鲜明形象的概念来加以概括。归根结底，全过程民主实际上是人民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层面的基本表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实质民主的追求。综合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和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实践可以看到，中国制度自信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的民主发展符合人民民主的本源要求，在国家治理层面建构全过程民主的各种制度体系和程序政策。正是由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形成的“全过程民主”具有上文阐述的理论品格，围绕全过程民主所构建的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开展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便具有了深厚的理论根源和鲜明的制度优势。在智能文明日新月异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民主政治将呈现出更鲜明的时代特征，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样，我们也需要深入研究全过程民主的理论、制度及其重要性，从全球比较和智能文明的视野深入认识全过程民主的制度特色和发展空间。

第一，中国制度建设将更加充分地贯彻全过程民主的原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列出了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目标和任务(24)。这些制度建设最终要实现的便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而归结到最基本的原则上，就是要贯彻人民民主的原则并将其体现到制度建设的全过程之中。有学者认为，全过程的民主的基本优势包括“重形式程序的闭路循环”“强调实质内容的全面有序”“提倡不同层级的上下联动”“强化各类主体的关系耦合”以及“彰显国家治理的良好成效”(25)。因此，中国的制度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围绕着全过程民主的特征和原则进行的，最终也需要充分发挥全过程民主的鲜明特色和基本优势。可以说，全过程民主是中国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制度能够体现出巨大的制度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深入研究全过程民主的理论生长点及其技术基础。全过程民主是对中国民主政治新的理论总结，并且会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呈现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一是在中西比较的理论视野中探究全过程民主的本源，充分发掘其理论实质和先进性；二是提升全过程民主的学理化高度，并由此引领和超越关于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争议。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发展不仅要对民主本身进行进一步的学理化研究，更要深入研究智能技术对民主的影响以及如何运用智能技术支持全过程民主的进一步有效实现。同时，应当更具前瞻性地重视区块链在民主效能提升中的作用，因为区块链的本质便是人类社会交往的规则重构。目前来看，区块链2.0的主要表现便是智能合约，而社会整体的契约程度可以在智能合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对于未来的民主运作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制度的治理效能是体现全过程民主优势的根本旨归。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充分实现中国的制度优势和不断提升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熟和完善的基本内涵。西方民主制度片面追求“选战取胜”乃至恶性竞争，对施政和治理过程缺乏有效的民主参与和监督，由此在很多国家造成了社会撕裂、效率低下和政治动荡等恶性后果。而中国在稳健的制度建设中逐步发挥全过程民主的巨大优势，实现了社会团结、治理高效和政治稳定，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在制度实践方面的基本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八个标准(26)，这些标准的核心就在于全体人民的有效参与和制度效能的发挥。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日益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民主制度是否能在整个政治过程中发挥出治理的效能，是否能够体现出制度的有效性。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将全过程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更强大的治理效能，将会是未来我国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所在。

因此，应当结合智能文明的特性积极发挥全过程民主的制度优越性。全过程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制度实践的效能，而效能的发挥则有赖于具体的程序和技术：一是人民民主和实质民主如何在程序和操作层面得到更切实的实现，并且有效降低民主程序的运行成本；二是不同领域和不同层级的民主制度和机制如何实现协调和有机统一，实现信息的高度统一和运作程序的有机统一；三是如何借助智能技术和算法进一步拓展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实践的覆盖范围并提升全民的民主参与程度与质量。在这些机制性问题上，智能技术和区块链技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智能技术的本质是更高效率的加总，能够把民众的意愿进行更好的汇集和分析，但是人们可能会担心其算法是否公平，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特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区块链技术的本质是分布和多中心化，作为区块链构成性技术的分布式账本和加密技术可以将有效的资源分布在不同的超级节点之中，然后通过加密技术进一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区块链技术与民主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智能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相结合，将在民主的全过程实践以及治理效能的提升中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全过程民主的制度实践可为全球发展贡献新的方案。全过程民主是一种更先进、更具实质性的民主实践，而中国围绕全过程民主所构建的基本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将会在未来发展中体现出更大的制度优势。优势体现于比较，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制度比较将会成为未来全球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和优化全过程民主的制度实践，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中国制度优势的彰显来对全球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改变制度上的“挨骂”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过程民主实际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民主在操作层面的特征和经验，而从技术层面来探索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则能够产生更广泛的借鉴意义。同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对于人工智能实现更好的治理，也需要更加灵活和包容的国际合作(27)。而对于智能技术发展的全球协调，同样也需要进一步拓展民主治理的国际空间。

因此，应当在智能文明的背景下稳步提升全过程民主的效能，进而主动探索中国制度优势的全球性意义。可以从全过程民主的制度实践和操作技术层面入手，积极总结中国民主政治的有效经验和制度措施，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手段和模式。当然，这种“主动出击”的关键在于，中国需要采取更加稳健的步骤和手段，应当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发挥技术优势和制度效能来解决实际问题，进而形成积极的经验总结和示范效应，最后通过国际传播来稳步提升中国之治的吸引力。可以预见，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将会伴随着智能文明的发展而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理论特色和制度优势，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秉持的人民民主理念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能够凸显全过程的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在智能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中国应当把握民主发展的理论前沿和智能技术发展的时代脉搏，深入推进智能技术与全过程民主的有机结合，通过不断提升民主实践的整体制度效能，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智能文明的民主典范。

民主的发展程度与科技文明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基础有着密切的关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判断，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要由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来决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具有深刻的历史规定性。代议制民主在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民主的本源意义。因此，在进入信息文明之后，新兴民主理论都在重新讨论民主的本质和内涵，其核心取向便是将民主实践拓展至政治生活的更多方面。智能文明的发展，为民主这种“全过程性”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而中国则在人民民主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方面取得了相应的优势。因此，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可以借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智能技术的支撑，进一步实现其“全局性”“全程性”和“全民性”。当然，目前人类刚刚站在了智能文明的门槛上，未来仍然需要克服诸多的挑战和解决诸多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尽管全过程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初具规模并显示出一定的制度优势，但是全过程民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完全实现依然需要一个历史过程。智能文明为这种历史过程提供了基本要素，中国需要把握这种时代趋势，进一步将全过程民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为智能时代的世界民主政治实践提供更加丰富的方案和选择。

①《习近平：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新华网2019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6412.htm。

②[加拿大]查尔斯·泰勒：《当代社会中的理性》，蒋馥朵译，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23-24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④[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中的理性》，蒋馥朵译，联经出版公司2018年版，第19页。

⑤在中国的传统中，“民主”的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即“民之主宰者”，所指的便是“帝王或官吏”这样的政治统治精英。参见《辞源(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860页。

⑥[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⑦[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页。

⑧[英]约翰·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5页。

⑨[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页。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26页。

(11)[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闫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12)[美]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3)高春芽：《正当性与有效性的张力——西方国家代议民主的运行机制及其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14)John Kean,Democracy and Media Decadence,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77-108.

(15)[美]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477页。

(1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7)Dirk Helbing(ed.),Toward Digital Enlightenment:Essays on the Dark and Light Side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Zurich:Springer,2019,pp.73-98.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9)高奇琦：《人工智能、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6期。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2017年10月27日电。

(21)韩震：《全过程民主制度保证了中国道路的成功》，《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12期。

(22)杨光斌：《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领导科学》2018年第9期。

(23)《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24)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25)孙培军：《充分认识和发挥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优势》，《学习时报》2019年11月27日。

(26)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8期。

(27)Wendell Wallach and Gary Marchant,"Toward the Agile and Comprehensive of AI and Robotics",Processing of the IEEE,Vol.107,No.3,2019,pp.5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