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 释启鹏: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 次 更新时间:2020-10-21 21: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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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进入专栏)   释启鹏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释启鹏,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历史政治学的提出引发了中国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研究路径的历史政治学不但具有客观的分析主义特征,而且和其它政治理论的研究路径一样,还具有鲜明的功能主义特征。历史政治学首先回答了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从而为建构中国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基于政治学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助于避免因“文化转向”而导致的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这意味着历史政治学研究既追求“真相”也关怀“真理”。历史政治学的知识功能自然有其政治实践价值,那就是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解释与现实论述,并为认识合法性政治提供一套不同于理性人假设的历时性方案。

   关 键 词:历史政治学/自主性知识体系/求善治/合法性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无疑是2019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大亮点,并迅速获得了学界的积极回应。2019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关注并给予头版报道,之后该报又开设了“历史政治学专栏”,连续六期刊登海内外领军学者关于历史政治学的文章。①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中共党史研究》也将开设“历史政治学笔谈专栏”。专门的历史政治学学术研讨会已经有若干场,2020年将会有更多场次的以历史政治学命名的学术会议。更重要的是,2019年正式亮相的历史政治学已经有了小批量的学术论文。②在中国政治学界,很少有哪个学术概念甫一提出就产生如此多的、主题如此集中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大批量的学术成果正在产生之中,以历史政治学为中心的国内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另外,很多学者此前虽然未曾使用历史政治学概念,而是使用“政治史学”概念③,他们在事实上从事的就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历史政治学大有成为显学之势。正如徐勇教授所言:“历史政治学的产生不是一时兴起,更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其深刻背景在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远远超出既有的政治学的全部想象和知识体系,需要借助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它不是简单的因人而起,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④

   我们曾专门阐述过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⑤那么,历史政治学到底有什么用呢?在已经有成熟的历史社会学的背景下,为什么要提出历史政治学?说到底,这需要我们去发现历史政治学的特殊功能。本文认为,历史政治学的作用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回答政治理论的知识来源问题;二是,防止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三是,提供国家治理的经验;四是,论述政治合法性。也就是说,历史政治学至少有两大学术功能和两大政治功能。

  

   一、历史政治学与政治学的知识来源问题

   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政治学学科以及政治理论,自然应该是“历史—实践—理论”三位一体的研究,或者说政治学的知识来源或者理论来源应该来自历史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

   就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言,缺的不是理论资源。相反,是各种理论太多而难以消化和超负荷的“富氧”现象,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几乎全是舶来品。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理论、政体(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几乎都是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但其中却很少有中国元素。比如,流行的国家概念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于16世纪以来欧洲宗教政体向民族国家政体转型的历史经验而总结出来的,即所谓的在特定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机器。⑥这是描述封建制的分散化权力向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经验,而且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即一族一国的历史经验。这样的概念既不能解释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多民族问题,也不能解释作为国家前提的国民认同问题,还不能解释很多国家的无效治理问题。再比如,流行的西式民主即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讲的是个人权利、法治、代议制和多党竞争,这其实与西方文明的关键因素高度重叠,⑦因此完全可以说自由主义民主是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鉴于此,当西方人讲到政府作用时,必然是作为“小政府”的“有限政府”,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社会作用。相应地,政党也只不过是革命之后代议制的产物,是议会中的一个政治社会利益集团。这些教科书式的政治理论在中国十分流行。

   然而,被中国视作“理论政治学”的这些概念和理论,对西方而言却属于“历史政治学”的范畴。如前文的简单回顾,国家概念、民主理论、政府理论和政党理论,无不来自西方国家的历史与实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就是历史主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和很多非西方国家来说却是非历史性的,甚至与这些国家的历史经验存在巨大张力乃至冲突性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现代性意味着统一性或相似性,即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现代性概念诸如民族国家、政党、民主,但它们在实践中所展现的国家治理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内在逻辑就在于,这些流行的概念或表达出的制度形式与很多国家的文明基因存在着紧张关系。

   这就意味着,在我们拥抱现代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现代性的多元性,而且现代性并不必然从16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在这个问题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洞察力值得重视,他认为秦汉是最早的现代国家。⑧秦汉之制两千余年,中国因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存在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这样的文明体显然不是简单的民族国家理论所能解释的。因此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文教”高于宗教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文明型国家。⑨

   认识到中国的“文明型国家性”而非“民族型国家性”,就应该知道,很多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就很难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比如,民主的概念不是讲二元对立的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协商式的社会和谐,所以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更受欢迎;政府责任不是有限的,而是民本思想中的“无限责任”,所以才有全面消灭贫困计划;政党也不是西式政党的竞争政权的选举机器,而是如何把国家组织起来和治理好的政治组织,所以才有“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等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建设自主性政治学或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在研究历史中发现和提炼政治学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历史有其独特属性,那就是政治史属性。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也可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一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衰。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⑩能够连续存在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体,自然蕴含着政治学理论的宝贵资源,只不过丰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未能系统地被表述为学科化、概念化的政治学理论而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国运式微,对中华文明自我挞伐之风盛行。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实践中,最终是“中国学派”改变了中国命运。在这个过程中,转型后的梁启超第一次把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提升为民本主义,并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民主思想。钱穆先生则力倡大一统政治的优势,批驳“多头论”,并谓中国之“礼治”就是事实上的法治。有学者认为转向后的梁启超和钱穆是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11)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真正赢得胜利、改变中国命运的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宏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这种成熟尤其体现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12)上述各家各派价值取向不同,政治诉求差异更大,但共同的基础则是以中国历史为出发点的认识论,或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政治学。历史政治学不但可以用来诠释那个时代的学术纷争,也可以在社会科学脉络上回答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

   当下,基于中国历史或比较历史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理论成果。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史研究,认为“协商政治”是中国政治中最深厚的政治传统,这回答了“协商民主”为什么在中国能够得以流行(13);有学者基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出包括了治理价值、治理维度和治理方法的“治体”概念(14),这远比西方政治学中的政体概念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有学者立足比较制度变迁研究,提出了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政党中心主义概念(15),被认为是中国政党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受到学界重视。(16)中国学者基于历史研究的政治学概念,无疑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内涵。

   未来,要建设作为社会科学基础学科的自主性政治学,需要在政治学原理体系意义上对政治学最基本概念和方法做历史政治学的重构。除了需要重新解释政治文化理论、国家理论、政府理论、政体理论、政党理论、民主理论、现代化理论等最基本概念外,首先需要结合中国政治史或比较历史重塑“政治”的概念以及研究政治学的方法论。当下流行的“政治”的概念,是行为主义盛行时期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的“对权威性价值的分配”,用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通俗说法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以及如何得到”(17)。这种观点就把政治视为界定宪制结构下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不问政治的目的性价值。事实上,中国政治史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如何分配只是政治的终端性过程,起始性过程是解决国家性或国家认同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基于当代西方历史经验的政治定义,不能用来解释很多国家的历史与现实,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就是理解政治不可或缺的资源。

   与政治的定义相关,是如何研究政治的方法论问题。不论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其论证的都是个体主义世界观的合理性乃至神圣性,这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所倡导的个体解放的历史哲学。且不论其自身的政治解释力如何,如果用这套历史哲学基础上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去解释文明语境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必然是缘木求鱼,甚至是指鹿为马。中国社会关系中的集体主义众所周知,可以称为家庭伦理本位,可以称之为“仁爱”,也可以称之为阶级关系,总之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主义”。可喜的是,无论是中国政治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研究,我国学者都系统地提出了关系主义的研究方法。(18)

   只要回到中国政治史,很多流行的概念乃至方法都需要重新界定。当然,这种历史政治学研究并非狭隘的“本国中心主义”,基于世界史的比较历史分析同样对发展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列强之间的“百年和平”,产生了所谓“实力政治”“均势”等关键词;但是,“百年和平”的另一面历史是当时的列强对非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论的历史。这样,历史政治学可以起到防止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倾向。

  

   二、历史政治学与避免历史研究碎片化问题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19)。在这本堪称“年鉴史学的宣言书”中,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展现了历史学何以通过深度与广度彰显其魅力。但在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者却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他们反而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20)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但总体来看,这一趋势与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有着密切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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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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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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