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贤秋 吴成林:民族信任的内涵、特征与实现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 次 更新时间:2020-10-20 22: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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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贤秋   吴成林  

   摘要:民族信任是反映民族关系状况的一个概念,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相互理解与彼此信赖的一种心理态度及关系状态。民族信任具有信任主体的平等性、信任行为的目的自愿性、信任关系的多重差序性与信任模式的政策主导性等特征。民族信任具有以下功能,即具有消除民族误解的疏通功能、增进民族团结的凝聚功能、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润滑功能,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定向功能。民族信任的实现路径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提倡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为促进民族信任建立共同情感基础;坚持民族团结原则,争取各民族朝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汇聚前行,为促进民族信任建立共同目标基础;坚持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原则,促进各民族在脱贫攻坚路上相互理解、相互帮助,为促进民族信任夯实共同利益基础;坚持文化自信原则,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为促进民族信任建立提振信心的共同文化基础;坚持民族“互嵌”理念,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嵌入”,为增进民族信任夯实共同命运基础。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信任;实现路径;民族团结

   民族信任是反映民族关系状况的一个概念。判断民族关系状态,制定民族工作政策,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不能绕过民族信任。因为,民族信任是化解民族矛盾与冲突不能忽视的一个理论视角,它以其独特的功能,对于消除民族误解、增进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民族信任研究不够,导致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运用民族信任的理论储备不足。本文试图就民族信任的内涵、功能、特征与实现路径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民族信任的内涵和功能

   1.民族信任的内涵。要理解民族信任,首先必须对“信任”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任”是指“相信而敢于托付”。这一解释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相信。即对某种对象充满信心而不怀疑。第二层:托付。即把利益攸关的重要事项托付于对方。第三层:敢于。即对某种对象敢于托付的勇气。信任又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概念。在哲学中,信任是一种对某种不确定性事项的大胆确定。在心理学中,信任是对托付对象产生的一种可靠感觉,从而放心托付的心理活动。在社会学中,信任是一种对社会交往对象的行为或社会秩序状况的充分信赖,即“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1]。可见,信任是一种主观态度,传递的是对他人行为与周围事物符合自己愿望的一种积极心态。信任的依据是根据以往经验来推理,从而大胆确定自己的行为,这种确定“增加了对不确定性的宽容,从而增加了人们行动的勇气和可能性”[2]。信任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彼此信赖、相互托付的状态,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谐融洽的状况。同时,信任也表征一种信仰和价值观,“在凝聚的秩序中,信任是基于熟悉、友谊、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而形成的”[3]。

   信任拓展到民族关系领域,体现为民族信任。有学者认为,民族信任是指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信任[4]。还有学者认为,民族信任是“不同族群或者种族和平相处的至善状况”,“是处理民族族群关系的最终目标”[5]。这些观点提出了民族信任所关涉的对象及目标状态,但还是没有对民族信任的内涵作出确切界定。而要理解民族信任的内涵,还需要对民族的内涵有一个清晰认识。

   民族不仅是指人类生活的一种文化共同体,而且也指一个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综合相关研究,笔者认为,当一种共同体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在主观上具有自我认同并被他人所承认时,它是民族中的一种族群。当一种共同体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具有共同的身份标识或名称归属时,它便构成了民族。而一个共同体成为组成现代国家的一种独立政治实体时,它又是指国家。于是,民族这一词语,必然呈现出一种层次性构架:一是作为国家整体的民族,二是组成国家整体的具有明确身份标识或具体名称的各个具体民族,三是各民族的不同支系或族群。

   据此,可以对民族信任做出如下界定:民族信任是指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中表现出相互理解和尊重及彼此信赖的一种心理特征与行为关系状况。它不仅包括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信任,而且包括不同民族族群之间的信任,还包括各不同民族之间的信任。民族信任是贯穿于作为个体的民族成员、作为群体的族群及民族等不同层面的一个综合概念。

   2.民族信任的功能。信任的基本功能是简化。因为信任作为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具有“简化复杂的功能”[2],即信任通过简化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人们的合作,以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如果没有信任,日常生活就不可能正常进行。民族信任也是如此,它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具有其特有的简化功能。具体说来,民族信任在消除民族误解中具有疏通功能,通过获得各民族的理解和宽容,能够化解民族情绪,消除民族误解和民族隔阂;在促进民族团结中具有凝聚功能,有利于拉近各民族及其成员之间的距离,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润滑功能。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那么,民族信任自然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挥着重要的润滑剂作用。

   进入新时代,民族信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时代课题。民族信任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定向功能。因为民族信任所内含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信赖,能够促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消除偏见和误解,走向彼此尊重和彼此团结,从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同行同向。民族信任所强调的平等交往交流原则、相互理解与沟通原则、团结和谐原则,必然增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行同向的力量。

  

   二 民族信任的特征

   民族信任因为涉及民族关系领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一般社会信任的独有特征。具体地说,民族信任具有信任主体的平等性、信任行为的自觉自愿性、信任关系的多重差序性及信任模式的政策主导性等特征。

   1.信任主体的平等性。信任主体,是指发生信任行为、产生信任关系的行动者。民族信任主体,是指产生民族信任行为并形成民族信任关系的各民族成员、族群及民族共同体。民族信任主体具有平等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信任主体的民族成员在法律地位上和人格尊严上具有平等性。即每个民族成员个体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参加劳动及享受劳动报酬的权利,以及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等。二是作为信任主体的族群或民族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任何一个族群同其他族群都是平等交往,各个民族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遵守国家法律制度是平等的。不同民族虽然存在差别,但没有优劣贵贱之分。在民族交往中,不能因为某个民族的语言、生活习惯等问题而受到偏见与歧视。在权利享有上,不能因为民族差别的存在而实行有差别的待遇,而应该是平等享有法律所赋予的各方面的权利,各民族平等享有国家改革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缺乏平等性,则无法产生民族信任。

   2.信任行为的自觉自愿性。信任行为,是指信任主体在信任观念支配下所产生的信任活动。任何信任行为都是自觉自愿的行为。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6]民族信任行为便具有明确的自觉自愿性,并深深打上民族关系的烙印。其表现有,一是信任行为的自觉性。民族信任行为的自觉性,主要是指其自觉的目的指向性,它与民族利益相关。如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关系和谐等,这些都是民族信任行为的自觉性所在。二是信任行为的自愿性。任何信任行为都是自愿的行为。民族信任行为更是如此。由于在民族关系中,民族差别始终存在,而民族差别又导致一些民族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强烈的敏感性,任何带有强迫性和欺骗性的行为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离开自觉自愿性,民族信任便不复存在。

   3.信任关系的多重差序性。由信任行为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为信任关系。根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理论,人的社会关系往往是以己为中心,通过亲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逐步外推形成的层层关系网,就好像把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所产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7]。费孝通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理解信任关系提供了重要切入点。人际信任关系是依据亲缘、地缘等纽带,并根据纽带关系的亲疏远近确立起来的,从而呈现出一种差序化的格局。波尔塔等学者认为,信任是一种优先选择的机制[8]。也明确表达了信任关系的差序性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有强度大小和时间先后之分……并从时间顺序反映到空间范围上”,由近及远,由亲及疏[9]。

   民族信任关系由于加入了民族成分而使得这种差序化格局更加凸显。因为民族信任是基于亲缘、族缘、地缘等共同体以及利益共同体而形成的一种信任关系。而亲缘、族缘、地缘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呈现出明显的多重差序化特征。从亲缘关系来看,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人际信任,往往依据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确立。信任关系的强弱与亲缘关系的远近正相关。而亲缘关系又包括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在不同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人际信任中,由血缘纽带建立的信任关系,相比于由姻缘纽带建立的信任关系更加具有紧密性。由亲缘纽带建立的民族信任关系,分别呈现出血缘纽带的差序性和姻缘纽带的差序性相互交织的状况。同理,由族缘共同体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也依照族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呈现出一种差序化格局。由地缘共同体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也依据地缘关系的远近体现出一种差序化特征。由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依据利益关系的紧密性程度而呈现出一种差序化状况。在由亲缘、族缘和地缘共同体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中,如果没有利益关系的介入,一般来说,由亲缘纽带建立的民族信任关系最紧密,由族缘纽带建立的民族信任关系则处于其次,由地缘纽带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则处于最外围。但这种排序又具有相对性。因为利益关系具有很强的渗透性,由利益共同体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比由族缘、地缘纽带形成的民族信任关系,更加具有牢固性。当然,由于利益关系又具有复杂多变的特点,这又使得民族信任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式的差序性。于是,基于亲缘、族缘、地缘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等形成的民族信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组成了民族信任关系的大厦,并使得民族信任关系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重差序性特征。

   4.信任模式的政策主导性。信任行为的主要方式构成信任模式。信任模式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要素。韦伯将社会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大模式。前者是指基于特殊的感情如血缘、姻缘、友情等而建立的信任模式。这种信任模式以道德等非制度化的形式为保障。后者则是以信用契约或法律准则为基础而建立的一种信任模式。对契约制度的遵守成为维系普遍信任的关键。卢曼提出社会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大模式。人际信任以人际交往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为基础,又称为人格信任。系统信任则是人对群体或对机构组织及对制度的信任,它以规范准则、法纪制度约束为前提。因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从属于特殊的规则系统[8]。系统信任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信任,又称为制度信任。卢曼认为,社会信任首先是熟人之间的人际信任,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熟人关系无法应对人们之间的交往需要时,系统信任由此形成。卢曼提出的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模式理论,至今为理论界所沿袭。尽管后来也有研究将人格化信任称为“直接信任”,将基于信仰和制度产生的非人格化信任称为“间接信任”[9],但也只是在卢曼信任模式理论框架上的延伸。

民族信任则是一个涵盖了从民族成员个体到族群再到民族等不同层面的信任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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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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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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