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1 次 更新时间:2020-10-19 21: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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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朗  

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

作者:王建朗 


   “远东慕尼黑”是国内史学界指责英美等国为绥靖日本而不惜出卖中国的一个长期沿用的说法,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所出版的一些论著中这一提法仍不时可见。尽管对于这一重要概念的严肃的认真的专门研究迄今并不多见,但它却被作为定论而得以广泛沿用。因此,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我觉得极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科学的考察,以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结论。

   综合以往各家所述,构成“远东慕尼黑”的主要内容包括:1939年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英日有田—克莱琪协定及封锁滇缅路事件,1941年美日谈判等。本文拟首先对太平洋会议问题作一考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太平洋会议就是“远东慕尼黑”被作为铁论而载于所有的史书。然而,一个非常有趣而又值得史学工作者反思的现象是,尽管众多著述都指责了太平洋会议,但却没有一本书或一篇文章能具体地告诉人们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提出的,它要讨论什么问题,它为什么未能开成?甚至连太平洋会议究竟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提出的,许多著述也未作交待。一些论著还给了读者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似乎是英美在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

   学界未能对这一史事进行最基本的考察,恐怕既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也有史料搜集困难的原因。坦率地说,直到撰写这篇论文时,笔者所能搜罗到的仍然太少太零散。对所谓“太平洋会议”仍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图象。好在本文的目的并不在非要去搞出个完整的太平洋会议的图象,在是在尽力运用现有史料勾画出一个即使有残缺但大体清楚的轮廓。。鉴于笔者所能见到的资料终是有限,我也期望能由此引出掌握着更多核心史料的同仁参与讨论,以使太平洋会议的图象比较真实完整。假使如此,纵然笔者的看法被推翻,于抗战史研究也是好事。

   一 太平洋国际会议的提出与反侵略阵线的策划

   首先,对“太平洋会议”的名称必须作一界定。在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中,与中日冲突有关的国际会议的名称是经常变换的,直接称之为“太平洋会议”的场合并不多,如果只对以此冠名的会议进行考察,便无法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笔者以为,所谓太平洋会议只是一种通称,系指与太平洋事务有关的国家参加的以解决远东问题为议题的国际会议。这样,我们所接触到的可以被称为“太平洋会议”的会议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根据既有条约而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九国公约是1922年由英美法中日等九国在华盛顿订立的,其主旨是保持远东的稳定,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是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与领土行政的完整,共同维护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政府一直以九国公约的这一原则作为争取国际社会制日援华的武器。1937年秋在布鲁塞尔曾经召开过九国公约会议,中国虽未得到实质性的援助,但获得了会议在道义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人们所说的“太平洋会议”,当主要是指这一会议。二是在现有条约之外专门召集在远东有重大利益的主要国家参加的规模略小一些的会议。为了防止发生遗漏,笔者将这两种会议都放在“太平洋会议”的讨论之列。

   太平洋会议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举动,它与这一时期列强在中日间的调停、欧洲与远东局势的发展及反侵略阵线的筹组等都有着密切关系,撇开这些问题去谈论太平洋会议是无法说清楚的。因此,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这些问题作一综合考察,时间范围确定在1939年1月至9月欧战爆发。

   关于提出召开太平洋会议的时间,许多论著含糊其词,未作交待。著有明确时间的,其说法也不一,大致有两种:一说是1939年1月英美与国民党政府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一说是1939年4月。对于前者,笔者尚未发现有充分材料。唯一的线索是, 国联行政院在1939年1月间召开例会, 出席该会议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打算在会议上提出再次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要求,但这一主张在会前的磋商中未为英法所接受,故未在国联正式会议上提出。(西蒙致日内瓦英国代表团, 1939 年 1 月 13 日, 《英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第3辑第8卷,英国皇家文书局1955年版,第391—392页。) 1月2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案,表示拒绝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要求,并“邀请国联会员国,尤其与远东有直接关系者,于适当时期,与其它具有同样利益之国家,采用协商办法,以研究中国代表于1939年1月17 日在行政院会中所宣布之提案,俾能采取有效办法,以特别援助中国。”(朱汇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9年上卷,台北1989年版,第134—145页。)可以说这是一个毫无约束力且无时间限制的承诺,联系国联在1937年就曾作过的类似承诺,可以说这只是对中国所作出的一种姿态,而并非真的有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的意图。这次会议进程中的磋商也表明,英法对此并无任何计划。

   此外,其他人是否在正式场合提出过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的主张,笔者受资料限制, 不敢妄说。 笔者所见到的有明确时间记载的最早的一条消息是, 外交部长王宠惠在1939年3月8日对美国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王提出英美等国应召集九国公约会议,以谋求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如果会议不幸失败,则应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王世杰日记,1939年3月1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台北1990年版,第46页。)

   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在此时重提召开九国公约会议呢?这与国民政府对英美态度的估计和远东局势的变化均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自日本于1938年秋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后,英美对远东的态度均有积极的表现。1938年12月和1939年1月间 ,美英法政府先后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指责“东亚新秩序”有违九国公约,表示不承认日本的所谓“东亚新秩序”。英美还先后宣布战时第一笔对华贷款。对于英美的这一态度,中国国内朝野人士均颇为振奋。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讨论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大家“对于英美法之日趋积极感觉兴奋”。(蒋介石致胡适,1939年1 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 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蒋介石并预言,不出两年,即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将会挺身而出,设法解决中日问题。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抗战,自会促进国际盟约、九国公约的联合使用。正是在对英美寄予比较乐观的看法的形势下,国民政府才重新提出了召开九国公约会议的主张,期望英美在这次会议上能有比上次会议更为积极的表现,促成对中国有利的结果。这是国民政府提议开会的背景之一。

   背景之二是,日本军队扩大侵略,国民政府认为日本已显示出针对英美的南进的苗头,英美有可能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 日本报纸得意地声称,日军此举切断了新加坡和香港之间的航路,从而使香港作为一个英国海军基地而存在的意义已全部丧失。3月,日本提出对南太平洋的领土要求。中国政府认为, 日本的这一举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蒋介石称之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他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预言,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必将由此而突然大变。为引起英美当局的注意,蒋介石声称日军此举的主要目标在英美而不在中国,它“对于我国抗战并无多大影响,因中日战争之胜败,必取决于大陆上之军事行动。一岛之占领与否,根本无关紧要……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之最大威胁,此后战局必将急转而下,倭寇狂妄,盖已决心与世界开战矣。”(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8卷,台北984 年版,第119页。)利用这一时机,中国政府向英方提出了以义勇军援助中国抗战以维护东亚共同利益的要求,向法国也提出了在远东进行军事联防的问题。

   召开太平洋会议的要求正是在以上两大背景之下提出的。根据形势发生的新的变化,国民政府显然期望态度渐趋积极的英美对正一意扩大侵略的日本能施加压力,起到限制甚至制裁作用。此后的进展也表明,国民政府召开国际会议的主张是与寻求与英美法在远东的合作同步进行的,而这一想法的出现,与英法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又密切相关。

   1939年3月,德国公然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这对一直主张对德妥协的张伯伦不啻是一沉重打击。为了表示制止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决心,4月初,英国与波兰签订了互助协定,规定当波兰受他国侵略而决定抵抗时,英国将给予全力援助。此后,英法又陆续对希腊、罗马利亚、土耳其等国的安全作出担保。同时,英法与在意识形态上完全对立的苏联也开始进行有关集体安全的谈判。据此,密切关注着欧局发展的中国政府判断,“民主阵线或可由此而形成”。(王世杰日记,1939年4月1日,《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58页。)

   受此鼓舞,中国政府积极展开了在远东建立反侵略阵线的活动,要求英法同意将正在策划中的反侵略阵线扩大到远东。中国政府先是与法国秘密商量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合作的办法,派两广外交特派员与法国驻远东特务机关负责人频繁接触,商洽中法军事合作的具体计划。这一计划得到了印度支那总督的同意。3月下旬, 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中英法军事合作的计划草案,并决定在提交英法的同时,要求美国予以协助,以促成英法同意合作。该方案的要点是:一、中英法之军事及经济合作,应于适当时期,邀请苏联参与,并通知美国,请其作平行行动,以期对敌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之权益;二、参与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三、在军事方面中国允许尽量供应兵力、人力及物力,其它各国允许尽量调遣海空军至远东,为共同之作战。其详细计划及实施办法,由参与各国各派军事全权代表一人,商议决定,分别执行;四、在经济方面,参与各国,允许尽量共同维持各该国法币及商务,并共同对敌实施制裁。(哈里法克斯致卡尔,1939年4月13日,《英国外交文件》第3辑第9卷,第7页;外交部致胡适,1939年4月10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5页。)

   中国还积极谋求在这一问题上获得策划中的欧洲反侵略阵线的另一方即苏联的支持。蒋介石电告正出使苏联的立法院长孙科,要他请苏联政府在与英国进行合作交涉时,“勿忘远东,应同时提出,并望能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具体之合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亦于4月19日会见苏联驻华代办, 提出在苏联与英法讨论集体保障之际,“应由俄方同时提出共同制止远东侵略者,而予中国以有效的保障”。(蒋介石致孙科,1939年4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之第三编《战时外交》第二册,台北1981年版,第409—410页。)

4月25日,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并要求孙科亲译面陈。该电指出, 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之时,日本必更加扩大其侵略野心,远东局势必更加严重,他非常佩服苏联提出的集体安全制度,希盼苏联在与英法交涉时“特别提出远东问题之重要性,及其与集体安全制度不能分离之理,尤盼阐明敝国抗战与安定世界和平之密切关系,务使英、法均能透彻了解,俾敝国参加反侵略团结与各民主国进一步作伸张公理正义之共同努力,使欧亚问题得在同样原则下同时解决”。(蒋介石致孙科,1939年4月25日,《战时外交》,第二册,第411页。)对此,苏联的答复颇为含糊。斯大林在回电中表示, 苏联当尽其力所能及,帮助中国完成解放大业。关于远东的集体安全问题,苏未有明确表示,只是说苏联与英法的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如此谈判获有结果,则对爱好和平各国——远东国家在内——之联合组织,必成为有效之步骤,而此联合组织,正在进行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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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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