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谋略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改造

——在三元学社、文明中国培训班上的发言综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53 次 更新时间:2006-12-22 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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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  

  

  我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谋略民族、权谋民族。在这里我主要从谋略的观点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特点,因此,可能会给人否定传统文化的感觉。其实,我对传统文化的优秀方面是主张继承的,对糟粕方面是批判的,我对传统的东西有褒有贬,而且我主张以传统为基础、以现代文明价值观为核心来构筑“现代中华文明”,如果不能与传统结合,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公平无法在中国生根长大,这就是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悲剧所在;相反,如果一味地推崇传统,文明之树上只能长出人治、专制、愚昧的苦果,所以要融通古今中西,重铸“现代中华文明”,这是我的一贯的态度。

  中华民族表面上是道德民族,其实是谋略民族。谋略一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翻译成strategy或tactics,但谋略并不等于战略或战术,谋略的特点是不循规则、不择手段,它是正与奇的结合,有治国正道,也有出奇制胜;它还是道与术的结合,既有高瞻远瞩,又有权谋权术甚至阴谋诡计的东西。西方人喜欢读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用的是逻辑推理,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中国人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充满了毒气、毒招、暗箭,变幻莫测,防不胜防,无规律可循,这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最近有所谓的国家形象工程的弃龙争论。一些反对者认为,西方的龙跟中国的龙不一样,中国的龙应当译成Long或Loong,以区别恶魔般的西方龙dragon。我倒觉得,世界各民族在远古的时候文化也是惊人的相似,中国龙与西方龙区别不大,只不过,龙逐渐成了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图腾,龙所代表的威严、力量、恐惧感、神秘性、变化莫测、见首不见尾,等等,早已化作了血液骨髓融进了中国人的灵魂躯体之中。龙的化身——帝王之专制与阴谋的政治,或者说暴力与谎言的政治,也早已被中国人所习惯;专制统治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神出鬼没也正是龙文化的体现。不过,中国人却把龙看作吉祥物,又是舞龙,又是唱龙,因此现在也没有必要去强行改变龙的地位,作为折衷,以后可以将龙、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有成语:“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等,龙与凤总是相伴出现的,也都是帝王或王后的代表,其地位可谓不相上下。但是凤凰(雄性为凤,雌性为凰)显得更为吉祥、美丽、温顺、和平,且有凤凰涅槃的故事,如果龙与凤凰共同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寓意中华民族在新世纪获得重生,凤凰也可化解龙的张牙舞爪的形象。以后可以称中华民族为“龙凤民族”、“龙凤子孙”、“龙凤传人”。

  困扰西方人的是大自然的风云变幻,在战胜大自然的过程中,西方人发展起来了逻辑理性;困扰中国人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在适应激烈生存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人揣摩出了谋略权术以及龙庭之术。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谋略民族的原因是:1、生存资源紧张。中国人口一直为世界第一。2、人治、专制制度。人治、专制的特点就是非程序性政治、暗箱操作的政治,由此衍生出极其复杂的官场文化,人们推崇不择手段的“手腕”。3、长时期的内战。有人统计,自B.C.841年“共和行政”、中国有确切纪年以来,中国55%的时间陷入了内战,譬如春秋战国内战就达550年。长期的战争磨练了中国人的兵法谋略的智慧。4、中华文明是大陆型文明、农业文明。由于土地不能移动,中国人依家族、村落长期居住在一块,人口没有流动,而且,小农滋生了专制、官本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成为谋略、计谋产生的沃土。5、世俗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少有的非宗教民族,我们几千年沉溺于福禄寿喜,沉溺于世俗的吃吃喝喝、功名富贵,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几乎没有“道”,只有“术”,有的只是一个个工于心计的猥琐的臣民。

  中国人的人生是谋略化的: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外表与内心最大程度地背道而驰。古代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往往具有仕与隐(当官或者退隐)、入世与出世的两面性,一方面入世:吃文化,福文化,富贵文化,功名文化,家庭文化,官本位文化发达;另一方面出世:时刻想着功成身退,急流勇退,李白称:“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苏轼称:“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中国人在官场的时候想着退隐,是为了避免专制政治中的兔死狗烹,是为了躲进精神的避难所。但是,中国人并不是像印度人那样悲观厌世,真的出家,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乐观民族,有的哲学家概括为乐感(乐观感性)民族,古人在隐居的时候又像诸葛亮躬耕南阳那样,时刻关注天下大事,时刻准备出山,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所谓的“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诸葛亮说:“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孔子说:“隐居以求志”。可见,中国人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随时转换,谋略化生存的,所以,孟子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中国社会也是谋略化的:中国社会的辩证法是物极必反、物壮则老——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老。由此,中国式的逻辑是做事要从方面开始,以达到正面。老子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领导者要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他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与人争蝇头小利的人,最后天下谁也争不过他。

  不仅中国人表里不一,中国社会也表里不一。古代中国“以德治国”,实行“德治”,但现实却愈加成为“无德之国”,为什么?因为人治制度假设人人都是“君子”、“性本善”,但官员们却做不到,于是“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所以,“君子之国”会演变成“小人之国”,也就是说,在没有民主监督、法治规则的情况下,社会将走向反面,这就是社会的辩证法。所谓中国是“道德之国”,其实是“谋略之国”。

  谋略民族是没有真理、正义的概念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极少有人坚守真理、正义?自古以来,中国人只有“正气”观念——为社稷、为皇帝而献身的观念,却没有客观的“正义”观念。有人问孔子,儿子偷了羊,父亲是应当揭发还是隐瞒呢?孔子说:应当隐瞒。孔子所谓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都属于人间正气意识。庄子说:“齐是非”——“是”等于“非”,“非”等于“是”;白居易说:“脸上除去忧喜色,心中泯灭是非心”,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这些都是中国人没有真理、正义意识的表现。在人治的专制的国家“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强权即是真理,当然没有正义的容身之地。

  谋略还表现在中国人的境界方面:西方人征服大自然,追求知识;中国人征服人间社会,追求境界。冯友兰分境界为四个层次:本能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我称之为“宇宙境界”:是超越道德、功利的境界;在宇宙境界中只需要做平常事,“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最高境界的人只是如同常人,顺应世俗,外圆内方,“平常心是道”,“佛即在家中”;“大谋不谋,大智不智,大勇不勇,大利不利”——最大的谋略是没有谋略,最大的智慧是运智于无形之中,最大的勇气是不逞匹夫之勇,最大的利益是不争夺蝇头小利。

  中国兵法更是充分表现了谋略:亚历山大大帝反对诡计,西方军事家在近代之前甚至反对偷袭。但是,中国的兵圣孙武却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兵以诈立”,“上兵伐谋”,“利而诱之”,“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中国哲学文化也处处表现了谋略: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家始祖鬻子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文子主张:“应时权变”,顺应时代,权谋变化。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正是“道”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所以,“曲则全”——委曲求全,抗日的时候汉奸多如过江之鲫,人们的哲学观即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韩国人“韩奸”却很少,这不能不说与文化有关。

  古代中国的政治也是阴谋诡计的谋略政治:专制主义政治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序政治、阴谋政治、谎言政治。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儒法互补的,公开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是法家的阴谋权术。韩非子说:亲戚妻子,可以作为人质;对于大臣可以“行饮食”——在食品中偷偷放毒。鬼谷子说:“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圣人暗箱操作,愚蠢的人张扬外露;“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暗地里谋划,所以神乎其神;成功于阳光下,所以光明正大。鬼谷子还说:“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予”——想张开反而要收敛,想高高在上反而要置身下层,想夺取反而要假装先给予。比如,楚汉相争时,韩信趁机要当“齐王”,刘邦听后差点大怒,幸亏张良暗中踢了他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立即封韩信为“齐王”,派人送去玉玺,如此稳住了韩信,成功地消弭了一次分裂。等到刘邦夺取天下之后,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

  古代中国的经济管理也是高度重视谋略的:商家之祖范蠡原是越国大夫,辅助越王勾践复国后被越王猜忌,他于是下海经商,“三致千金”——三次成为千万富翁。范蠡用的是“计然之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天旱时花钱造船,发大水时花钱造车。这与普通的人的做法正好相反。范蠡正是靠着先人一步、不与人趋、反向思维而经营成功的。另外一个商祖白圭认为商人的素质是“智、勇、仁、强”,“智”表现在“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也是反向思维。司马迁也说:“富者必用奇胜”。

  中华民族成为谋略民族的危害是:政治上无规则,无程序,无法治,暗箱操作,不择手段;社会上无真理,无正义,无道德,无信用可言;人们表里不一,言不由衷,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内耗巨大。

  如何从谋略民族向法治国家转变呢?我想简单地讲几句。

  第一,要建立私有财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没有财产的私有,就没有现代文明,就没有现代政治。从现实上来说,现代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因为财产国有而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资源控制权的分散,那就没有权力制衡。只有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不是一个人的手中,不是全部在政府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广大人民的手中,才能够打破官本位,建立起讲规则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第二,要不断地完善法治。胡温政府十分重视法治,宣布要建立“法治政府”,这是一个进步。尽管我们现在人治还是主要的,有的时候法治只是一个手段,它是为人治服务的,但是我们要努力不断地减少人治,把原来掌握在各级官员手中的权力逐渐交给市场。现在我们国家制定了《行政许可法》,各级政府都必须按照行政许可法,放松管制。

  第三,建立公开的政治,透明的政治,讲规则的政治,讲程序的政治。发达国家90%以上的信息都是向人民公开的,所有的老百姓办一个很简单的手续就可以查阅政府文件,官员不能阻挠,否则可能被判刑。发达国家权力机关的会议,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的核心机密之外,所有的会议都必须公开举行,老百姓可以旁听。只有公开、透明、讲规则、讲程序的政治才是非权谋的政治,才是现代政治。

  或许要经过100年的脱胎换骨,中华民族才能从谋略民族凤凰涅槃为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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