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先走一步,“杀出一条血路 ”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3 次 更新时间:2020-10-15 2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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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10月15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的诞辰纪念日。为缅怀和追思习老的卓越功勋与高尚品格,人民出版社特从2014年出版的《习仲勋画传》中摘出部分内容供读者细阅,以志纪念。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调研,并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本文即反映了广东在改革开放初期先行一步的伟大历史实践,引领读者重温这一段特殊历史岁月。转自“人民出版社”公众号。】

  

   65岁南下主政广东

   1978年初,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并当选全国政协常委。这是16年之后,他第一次走进熟悉的人民大会堂,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战友,他们久久地握手,紧紧地拥抱。

   叶剑英见到习仲勋,不禁一下子愣住了。他对习仲勋经受了这么多磨难,身体还这么康健感到惊喜。此后不久,叶剑英向华国锋和刚刚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提议,让习仲勋到广东工作。

   很快,65岁的习仲勋肩负起为祖国“把守南大门”的历史重任。动身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分别会见了习仲勋,都对他寄予厚望,一再指出做好广东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要他大胆工作,放手干。

   齐心同志回忆说:“耀邦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望五个方面称赞他,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早日出来工作……跟小平同志谈过之后恢复工作,中央决定派他到广东工作,耀邦说‘让你去把守南大门’。”

   广东是“文革”的重灾区,原本“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受损的不单单是经济发展,沿海一带偷渡外逃风更是愈演愈烈。等待习仲勋的,确实是一副很不轻松的担子。

   4月5日,习仲勋乘飞机抵达广州,当天下午就出席了正在召开的广东省第四次党代会。6日上午,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郑重表示,北方水土养育了他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习仲勋上任仅一个星期,81岁高龄的叶剑英就回到广东视察。在听取习仲勋的工作汇报后,叶剑英以六言相赠:“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

   1980年1月,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在他推动下,广州军区一些“文革”冤假错案得以很快平反。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加强军民团结,搞好地方和军队的关系。作为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身体力行,与先后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吴克华坦诚相见,相处融洽。许世友个性鲜明,常常以酒论英雄。第一次会面,许世友就想给习仲勋一个“下马威”,给自己和习仲勋各倒上三大杯白酒。没想到习仲勋三大杯酒下肚,面不改色,神情淡定,许世友从此对习仲勋刮目相看。

  

   向中央“要权”,让广东“先走一步”

   1979年4月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4月5日至28日),华国锋和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参加中南组讨论。习仲勋在主持讨论时作了系统发言,郑重提出了请中央给广东放权的要求。

   在谈了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后,他直截了当地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他形象地比喻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并进而大胆假设:“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当然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

   这是习仲勋代表广东5600万人民的迫切希望,第一次正式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请求。早在该年1月,叶剑英回到广东时,就曾对习仲勋等广东负责同志焦虑地说:“我们家乡实在是太穷啊,你们快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约5个月前,在1978年11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发言中就明确提出希望中央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吸收港澳和华侨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授权广东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决断处理的设想。这其实已经表达出了“要权”的心声,也和邓小平此时提出的允许“先富”和“权力下放”的观点不谋而合。

   1979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各组召集人汇报会,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人参加。习仲勋在汇报中再次讲道:“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开会来,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并再一次大胆假设:“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一定会超过香港。”同时,更进一步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要权”、“先走一步”和设立“贸易合作区”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积极响应和纷纷赞同。邓小平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为“先走一步”而“要权”、提出设立“贸易合作区”的设想,历史地看,这正是随后在广东和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建立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第一声呐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习仲勋的足迹遍及广东的山山水水,他反复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广东的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并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充分发挥毗邻港澳这个优势。

   在宝安县考察时,县委书记方苞告诉他,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一两年家里人就可以盖起新房。

   在普宁县,他看到三个人拉一张犁耕地,感到非常难过。他说:“解放29年了,还是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

   习仲勋连着两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授权”和“要权”以能“决断处理”涉及经济改革的诸多问题,其迫切的心情溢于言表。中央工作会议一结束,习仲勋就立即赶回广东,向省委常委传达会议精神和向中央“要权”的经过。他特别强调:“广东要求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他义无反顾地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对于习仲勋向中央“要权”以“先走一步”,叶剑英深表支持。1979年6月1日,在广州接见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时,他勉励道:“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所以,这很重要,同志们要努力。”

  

   倡建特区,“杀出一条血路”

   经济特区的提出和创办,是和习仲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春夏之交,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成的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考察后,向广东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发展建材和来料加工等。习仲勋等省委负责同志明确表示支持并开始积极筹划。

   当年10月,广东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提出了“三个建成”的目标,即将宝安和珠海建成有相当水平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旅客的旅游区和新兴的边防城市。

   1979年1月6日,广东又和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23日,广东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开始着手建立出口基地。3月5日,国务院同意两县改为省辖市。

   习仲勋在和分别赴任深圳、珠海的张勋甫、吴健民谈话时,鼓励他们要使这两个地方的老百姓先富起来。据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回忆:“他召集我们书记班子,叫我们两个人提出意见,提出班子。由我当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方苞……他早就说,你必须搞好生活,必须使人民富起来,才能够解决偷渡逃跑的问题。如果光采取截的方式,不叫人家跑,人家今天不跑明天跑,明天不跑后天跑,他还是要跑。他说老百姓讲得很清楚,因为那边富。所以我们搞了一个先富区,有习老支持,搞了一个先富区。”在习仲勋的支持下,悄然试水的“先富区”正是经济特区在实践中的“先走一步”。

   而“特区”一词再次登上中国历史的大舞台,还缘于习仲勋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著名的对话。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979年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先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作了汇报,随后又专门向邓小平详细汇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准备建设“贸易合作区”的设想。习仲勋介绍说究竟叫什么名字一时还定不下来,大家认为叫“出口加工区”与台湾的叫法雷同,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最后只好暂时定名叫“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在随后的谈话中鼓励习仲勋放手干。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在土地革命时期,不到20岁就投身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抗战初期,习仲勋为陕甘宁特区(后称边区)把守南大门,在关中特区任书记时与邓小平有过一段交往。这段关于特区的对话发生在他们之间有历史的必然性。

   “杀出一条血路”,意味着观念的突破和体制的变革,必须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必须要有一往无前的开拓勇气,必须要有公而忘私的担当精神。对此,习仲勋的谈话掷地有声:“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1979年5月中旬,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中央工作组抵达广州。习仲勋等广东省负责同志就起草向中央和国务院的报告同谷牧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共同讨论拟定了具体内容。之后,在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即发文批转了两个报告,这就是广东干部群众盼望已久的50号文件。文件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9月21日,习仲勋在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就贯彻中央50号文件作出明确指示。他说:“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他满怀信心地指出:“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如何才能“杀出一条血路”?他指出:“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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