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延: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9 次 更新时间:2020-10-13 2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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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延  

   综上所述,陈寅恪的史学研究非常关注构成制度节点的历史事件以及在文明存续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集团”,他通过对特定“社会集团”在宏观结构中的位置的剖析和他们在政治过程中行动的考察,在理解其政治浮沉与关键政治实践的基础上,勾勒出作为“本位”的民族性的实质形态,以及这一实质形态在具体社会历史变迁中的演进历程。因此可以说,这一研究路径既突破了结构与行动的藩篱,也在“经验”与“观念”之间建立起内在关联,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古典社会学意涵。

   (三)制度与民情:“民族本位”与“文化自觉”

   渠敬东(2015)曾指出,从社会学的诞生之初看,这是一门分别将观念与经验、现实与历史、制度与民情、国家建制与民族融合、强行划分开的所谓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从而奠定一种既有经验生命,又有精神传统的总体科学。在社会学的理论意涵中,制度与民情乃是文明的一体两面:没有对习俗与礼仪的讨论,也就没有孟德斯鸠(2009)对法律秩序与政体类型的社会基础的经典研究;没有对北美殖民地市镇自治传统这一民情状况的考察,托克维尔(2013)也就无法完成对美国民主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如果缺少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与大众政治文化的实质理解,马克思(2001,2015)也无法透彻剖析当时法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斗争。

   由此可知,陈寅恪史学研究中“文明发生学”的问题意识,正是藉由对民情和制度的总体理解而实现的。在陈寅恪的研究框架中,宗教形态、学术思想经由士人群体的著述写作和经世实践以俗文学、本土宗教等多种方式为载体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伦理形态相适应,并最终成为中国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而在冲突不断、民族交融的中古历史情境中,在诸社会集团相互角力的政治斗争与权力更迭这些表面现象背后,恰恰是胡汉交融、制度衍生与文明存续的历史进程。陈寅恪通过对社会集团的血缘世系、文化惯习的考察和对政治事件与制度演进的重新阐释,对文明发生学问题做了总体性回应:在具体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形态,究竟是由具有何种精神气质的“社会集团”在何种具体情势下带入历史实践的,同时,这一文明形态又具有怎样的内在理念、制度要素与民情基础。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中,制度与风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正是在隋唐这一钜劫奇变之际,在制度更易、文化冲突、民族交融的历史情境之下,社会风俗的变化成为历史的必然结果,同时改易后的社会风俗也成为塑造未来制度与文明的基础逻辑。

   如本文开篇引文一所言,陈寅恪始终强调华夏文明在“吸收外来输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本民族本来之地位”,后来学术界也曾以“民族本位”来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进行理解和概括。然而,陈寅恪所谓的“民族本位”并非血统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而更多是文明史意义上的民族性问题。正如陈怀宇(2013)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问题上,陈寅恪有着较为鲜明的赫尔德历史主义色彩。因为在赫尔德看来,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实体,同一民族的人说共同的语言, 生活在共同的地域, 有共同的习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传统。

   由此,我们才能理解陈寅恪史学研究在论域上的“庞杂”与“多样”:无论是宗教思想上的碰撞还是民情风习上的冲突,抑或是社会伦理上的调适与政治权力上的争夺,这些都在具体历史时空中在文明的意义上塑造着“中国”的“民族性”。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史学研究中对于“民族本位”的关注,又同费孝通晚年以“文化自觉”为核心的学术省思有内在关联。周飞舟(2017)指出,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第二次学术生命”学习和思考的总成果,这其中既有对农村发展和民族关系等现实问题的思考,也包含对个体与社会关系、个人与文化惯习的理论省思。费孝通(2009)所提出的文化自觉,强调要能够理解有五千年历史和独特伦理形态的中国文明与中国社会,实质上是在整体上反对将东西方关系看作“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单线进化论”思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2004)提出要扩展中国社会学的研究界限,将中国本土社会的历史、文明、人心秩序等纳入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并以此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陈寅恪立足于“民族本位”,着眼于“文明发生学”问题意识的研究传统不仅有古典社会学的深刻意涵,同时也构成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陈寅恪游学欧美,无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抑或是东方学,乃至赫尔德的历史主义,都颇具功底,并深谙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体系与理论传统。但陈寅恪在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之时,并未单纯套用某种理论视角与概念工具对中国绵延的历史、文明与社会进行“切割”或剪裁,而是深入中国思想体系、社会风俗与制度形态的内在机理,同时又充分重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类型的交融碰撞过程,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层次分明的具体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明发生”的总体面貌。不仅如此,尽管陈寅恪并未像其他学者那样明确指出究竟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构成“现代中国”的关键变节点,15但他却以绵延的时间观和演进的文明观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不古不今之学”的实质意涵,不再只以“怀古式”的情怀和“纪念碑式”的尊崇来面对包括陈寅恪、韦伯等在内的经典研究传统,而是将其作为我们重新激活社会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与思想生命力,开拓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研究新局面的思想资源,进而回应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的学术担当与时代命题。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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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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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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