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权 王承禹:从务实主义到理论供给:中国政治学转向的关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8 次 更新时间:2020-10-13 2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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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权   王承禹  
还需要从学术共同体内部改造传统的学术研究传统。在此基础之上,再谈论强化政治学理论供给的操作技术才有意义。

   (一)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优化科研体制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科研经费的分配、资助和管理体制,提出把社会捐助作为政府资助的补充。首先,需要优化官方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中国的科研管理、资助体制始终是政府主导的,政府需要加大对政治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目前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相比获得的资助相对较少,应不断扩大对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资助。此外,科研管理流程要符合理论创新的客观规律。近些年来,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逐步引入美国式学术评价标准,产出周期长、影响因子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与方法驱动的经济学、统计学学科相比,显然没有优势,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三世界”,不利于学术的长远发展,诱使大部分学人转向产出快、产量高的研究领域。因此,基础理论类课题的申报、检查、结项过程的评价指标设置应富有针对性,资助方应对理论创新过程保持足够的耐心和包容性。中国政治学亟须探索和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其次,鼓励横向课题为载体的校企合作。众所周知,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美国政治学研究能够在世界上居于领导者地位,正是因为它受到了社会各方面强大的资金资助。事实上,现有科研管理体制允许高校拓展横向课题,但由于政治学往往关注于“庙堂的学问”,导致和市场接轨能力较弱。政治学在专注核心议题的同时,也需和社会组织、企业进行有效的合作。这不仅是政治学积极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更是为自身发展拓展空间和挖掘资源。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和恒源祥集团的“制度与习惯”联合课题是校企合作的成功典范。课题将制度与人类习惯的内在联系作为研究重点,包括制度与思维习惯、制度与社会习惯、制度与生活习惯、制度与工作习惯、制度与娱乐习惯五个子课题,课题既利于政治学的基础研究,也利于企业开启“品牌文化”的探索之路。围绕受资助的课题,成员取得了诸如《晚清“制度与习惯”的因应变革模式》和《多元的习惯与折中的制度——以伊朗案例管窥》等政治学成果。为了激发高校开展横向课题的积极性,政府应该允许和引导高校在职称评定标准中逐步承认横向课题特别是产生了高质量成果的横向课题。

   (二)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强化学术自律

   学术自律是学界持续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知识的重要条件,学术自律既体现为尊重前人的研究,遵守知识生产的规律,又秉持对人类政治生活的关怀,保持学者的独立思考。

   一是遵守知识生产中的基本规律。首先,需要细致爬梳、反思、批判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从提出问题、界定概念、运用方法、分析论证到写作表达都应遵守社会科学的基本学术规范,而且经过科学分析、严密论证、严谨逻辑呈现的研究结论应经受得起学术共同体的检验。

   二是避免知识生产中的急功近利。在重视政治科学和经验研究以及强调学术分工和科研产出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关注政治的价值取向问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众多政治思想家都把政治生活之价值置于社会构造和发展的核心地位。政治学强调的这些价值取向对于人类的政治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专业化”已然成为学科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趋势和现实,但政治学研究理应持续关注这些基本的价值问题和方向问题,这既能促进学科的良性发展,也能助推实际政治的发展。

   三是警惕知识生产中权力的过度干预。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存在过两种相关传统,一种是君王向学者寻求政治意见的传统,另外一种是君王一意孤行、乾纲独断的传统,后者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常态。正是在这种悠久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形成了权力支配与接受权力支配的议政定势。此般思维习性沉积下来,“为权力着想、循权力谋划、被权力所用、受权力奖惩,似乎成为政治思考的当然轴心”。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在关注政治实践的同时,应该保持一定的学术独立与自主,基于客观的研究和内心的良知,审慎公正地给出关切社会利益的知识性方案。

   (三)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挖掘思想资源

   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原创能力以充分发挥其“引领实践”的能力,并使其不再困顿于“朴素的经验主义”和“过度的务实主义”的研究泥淖之中。具体的解决之道蕴藏于中国政治学的思想资源之中。

   一是吸收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务实主义传统之下,尽管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说体系和学科体系,但中国古代不乏伟大的政治思想和思想家。这些思想可以成为充实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张维为援引《盐铁论》以论述国有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功用。潘维通过解读“民本传统”,力图描述出中国的民主传统。还有一些研究者显示出更为远大的学术雄心,他们尝试以儒学为根基,重塑国家德性和民族精神,进而实现宏大的知识体系结构。中国政治学人必然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熏陶,但完全立足于传统政治思想来阐释当代中国政治也是不妥当的。因此,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国政治学既要继承和发扬,也要具有批判意识。

   二是总结当代的中国政治实践。当今中国正处于变革的时代,亦是理论创新的时代。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创新,研究方法的选择影响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石。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学的新方法理应与以往的旧路径相反,贴近实践和经验,对政治实践进行直接的现场观察与理论概括,提炼出蕴藏在实践和操作层面的政治知识体系。此外,还要进行长期的观察、分析和比较,最终提炼出更有普遍性和系统性的政治学新理论。首先,从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提炼理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完全拘泥于某种舶来理论的框套。因此,伟大成就背后隐匿的现实基础、决策过程、效果评价等需要中国政治学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并供给更为丰富璀璨的思想资源。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炼理论。目前的“四个意识”“四个全面”的表述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丰富了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库”。但当前政治学一些陈朽的概念和老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发展的新风貌、新气象、新风采不相匹配。中国政治学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政治实践的新动向,对崭新的政治现象进行及时精准的追踪研究。

   三是借鉴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政治学的指导理论,但从学术体系看,当代中国政治学实际上是以西方政治学为基础的。因此,中国政治学带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习惯尾随西方政治学;另一个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习惯采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两大特点在特定时期助推了中国政治学的确立、发展。但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及其限度,在对西方学术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首先,切不可用西方政治概念来生搬硬套式地概括和阐释中国经验,必须认识到西方学术概念的限度;其次,可以创造性转换西方政治概念,以代替域外政治概念,并明晰其在中国语境下之准确概念定义;再次,要将西方概念与本土经验联系起来,在对两者进行糅合的同时对西方概念进行“扬弃”,锻造出符合中国政治具体实际的政治概念;最后,概念转换要注意去意识形态化,以与中国政治发展与治理创新相兼容。

  

   五、总结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长足发展,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滞后于政治实践的矛盾日益凸显。既有的政治与学术、本土与国际、人文与科学为主题的政治学转向讨论对于学科发展颇有益处,但过度偏执一端的讨论带有“虚假性”,会造成学术资源的消耗。这些论争实质上涉及中国政治学理论生产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政治学转向问题的讨论应该转移到如何强化理论供给这一根本议题上来。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古代中国,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士大夫阶层的依附特性和政学相通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政治学的务实主义传统,清末民国期间的救亡图存任务使这种传统得以延续。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发展的时代际遇使这种传统继续传承,而不健全的科研体制加剧了学术研究中的务实主义倾向。为了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健全课题的资助和管理体制,鼓励校企合作的横向课题研究,需要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中遵守研究规范、研究规律和道德操守,需要从古代中国政治思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和西方政治学术思想中汲取养分。

   本文基于务实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不足的成因,因此提出的转向策略是较为有限的。事实上,强化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全方面的考虑。例如,还需要考虑到学科设置和跨学科交流等方面。首先,需要优化政治学内部的学科设置。人才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的基础和前提,人是研究理论、检验理论、发展理论的主体。为了培养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深厚历史基础的人才,必然需要健全科学的教材体系和学科体系。如果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政治学的教材体系日渐健全,与此同时,也应该推进政治学学科体系更加科学化。改革开放初,中国政治学为重建学科标识,刻意拉开和国际政治的距离,造成如今中国政治学各子学科间交流甚少: 研究国内政治的不关心对外关系,研究中国外交的不研究国内政治。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往往都是作内政、外交一体化的研究。因此,通过健全学科体系将两者联系起来至关重要。在将来,虽未必会有作为独立学科的世界政治学的出现,但可以通过其他交叉学科的设置,使得中国政治学者自觉运用全球视角来解读国内政治问题。其次,需要处理好政治学和其他的学科关系。未来的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基于问题意识,重新勾连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借鉴和吸收多学科的理论资源,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再如孕育于社会学的“社会治理”概念也被引入了政治学。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对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强化“四个自信”意义重大,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重大,而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能力是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反思和总结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归纳和指出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仅仅是强化中国政治学理论供给的起点,提升中国政治学的理论水平需要政府、政治学人和社会各界的长久努力,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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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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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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