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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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隐含此类观点的研究并不少。第三、第四类观点虽然被广为接受,但是它们往往是一些重要著作中的辅助性观点。持第二类观点的优秀著作除了社会科学家的一些理论探索之外(Abbott,2001;Sewell,Jr.2005),基本上都是由历史学家完成的。毕竟社会学的特色是结构/机制叙事,而不是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此外,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在多年训练后仍然对结构/机制叙事不得要领,他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能力也不会强到哪儿去。

   (三)是归纳还是演绎

   人类认知一直受到如下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得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推理演绎获得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自然科学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严格的实验条件控制来保证演绎和归纳在实验室条件下的统一,但是社会学做不到这一点。

   在常用的社会学方法中,访谈调查时访谈者和被访谈者的性质(包括知识面、性格和价值观)以及两者之间的交流方式都得不到有效控制;参与式观察所能观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能够和愿意接收的信息;历史文献方法面对的都是前人带着各种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网络方法很难对取样进行有效控制,而且研究结论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问卷调查最多只控制了问卷设计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变量,并且调查结果会显著地受到提问方式和被访者理解能力的影响;博弈论方法得出的是给定机制和前提条件下的演绎,完全不能保证任何相关社会现象确实会按照作者的演绎逻辑去发展。行动者计算机模拟法(agent based simulation)对环境、对机制、对人的行为模式都加以设定,模拟结果基本上只有启发意义。这些社会学方法有的倚重经验归纳,有的倚重逻辑演绎,但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控制实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给社会科学带来了两个十分常见的逻辑错误。第一个是把通过演绎得出的机制当作经验来总结。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尤其明显,其次是政治学。例如奥尔森(Olson,1965)的搭便车理论明明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通过演绎得出的社会机制(就像马尔萨斯方程是一个在多个假设条件下可以通过演绎得出的单种群动态机制一样),但他却煞有介事地把它描述成一个似乎是从经验现象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而他的反对者也煞有介事地试图通过经验事实来否定他的理论。奥斯特罗姆还因此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Ostrom,1990)。在生物学领域,如果有个学生想写本科毕业论文,声称想通过证据来证明马尔萨斯方程不能预测任何一个种群的动态,指导教师肯定会否定这想法(因为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来证明或否定某一通过演绎而得出的机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生物学中连本科论文都不能做的课题在社会科学中却能拿诺贝尔奖。这类现象比比皆是。当然,我并不是要彻底否定类似奥斯特罗姆的工作的意义,而只是想在方法论层面上指出这类工作的一些严重缺陷。第二个错误是对局部经验现象进行演绎。例如,黑格尔根据他非常有限的历史认识就提出了著名的线性史观,其实是走入了一个人人都很难避免的误区:把局部知识当作历史经验,把最符合自己价值观的变量和相应机制当作广义理论,把自己的眼睛所及当成了世界。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使得社会学理论的经验意义严重缺失。在自然科学中,理论指的是数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能用来解释一类经验现象的因果关系命题。这些命题的核心既可以是法则也可以是机制。牛顿定律是理论,因为它能用来解释几乎所有的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物理现象;DNA的双螺旋结构是理论,因为由这一化学结构产生的化学机制能用来解释许多生物化学现象;甚至马尔萨斯方程也可以被视为理论,因为它至少能解释在实验室条件下单个种群的增长模式。但是由于演绎和归纳的分离,社会学理论很难对经验现象给出确切的解释。

   我用库冉(Kuran,1997)的伪造偏好理论来说明社会学理论所面临的这一困境。库冉对机制做了如下表述: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早已知道其内部的问题,但是无人敢说真话,愿意迎合权威的却不在少数。这种现象越严重,该组织背后隐藏的危机就会越大。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那小孩一样突然站出来指出当前的危机,其他人往往会相机跟上,于是这个在局外人眼里还是一片太平的组织就会突然走向崩溃。库冉在演绎逻辑上没有任何错误,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经验现象也有一定启迪意义。但是,库冉却想用伪造偏好机制来解释苏联的突然垮台,这势必就会在经验层面上带来很大的问题。伪造偏好机制对于苏联的垮台来说并非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是苏联的垮台是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严重的民族问题、僵化的经济体制、衰退的军事实力、入侵阿富汗带来的沉重负担以及戈尔巴乔夫的失误都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历史既不可能重复,也不能通过实验来论证。因此,通过演绎建立的伪造偏好理论几乎不能解释任何具有一定复杂性的经验现象。

   社会学中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难以愈合的分裂导致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论”这一概念被滥用。既然传统的以机制为基础的理论几乎不能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特别是一些极其重要的经验现象,自然科学中对理论的理解在社会学中也就失去了权威。因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新概念,无论其性质如何,都可能会被标记为“理论”。其中有些概念,比如他者(the other)、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惯习(habitus)、阈态(liminality)有一定理论意义,但是绝大多数则并无意义可谈。人类学、文化历史学和定性社会学等专业方向的不少学者以提新概念为己任,空洞的概念层出不穷,而作者只能通过似是而非的复杂语言来掩盖经验感与演绎能力的缺乏和想象力的苍白。

   演绎和归纳的分离还导致社会学叙事中出现了解释派和过程派(此处应理解成笔者为行文方便而构建的理想型,不少学者在这两派之间),并由此导致社会学中结构/机制叙事和时间/情景叙事的严重分离。解释派(以社会学家为主)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通过解释不同案例之间的异同来寻找具有普适意义的机制和规律(Mahoney et al.,2003)。较为强硬的解释派学者甚至认为人的策略和自我价值论证特性是始终存在的“常量”,因而与所解释的“差异”无关。斯考契波(Skocpol,1979)的著名论断“革命是到来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这一观点。过去以解释为目的的优秀作品虽然不少,但从总体上来说,由于比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于我们马上就要涉及的机制解释在逻辑上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许多名著在经验上甚至逻辑上都是漏洞百出。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启发,而不在于提供准确的解释。支撑这些名著形成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不是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四)机制解释的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难题

   我们已经讨论了机制解释三个很难解决的紧张:微观和宏观的紧张、结构/机制和行动者的紧张以及归纳和演绎的紧张。但是对于经验现象的解释和预测来说,机制解释还有两个更为迫切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与生物学的区别出发,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生物学也是一门以机制解释为中心的学科,而且机制解释在生物学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却遇到了困难。这个困难来源于人与生物的根本区别:生物依靠本能生存,而人却是一种讲策略并且会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生物的本能决定了生物学是一门科层科学(bureaucratic science)。这里采用科层科学的概念,指的是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比如,出汗降低体温这一机制只有在发烧时或剧烈体育运动后才会启动,而且人的体温在此时降低也肯定是由出汗导致的。生命现象虽然复杂,其机制的运作规律却十分机械。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以及起多大的作用都按部就班,好像一个运行严密的科层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设计一个很好的控制实验,在理论上我们就能找到未被控制的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确切的机制性规律。

   社会现象就复杂了。人类讲策略的倾向和自我论证的能力使得社会机制获得了许多生物机制所没有的特性,其中过度决定和重要性多变两个特征给社会学的机制解释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过度决定难题

   社会机制本身就多如牛毛。此外,来自国家、公司或者组织的一些法律、政策和规定都会无意中附带产生大量机制,人类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还可以设计机制,甚至通过改变策略和组织形态把许多作用相近的机制动员起来为自己服务。其结果就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方向相近的机制,致使社会机制和经验现象之间产生了广泛的多对一关系,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都能找到多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机制(equifinality)。因此,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讲,社会现象都是过度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过度决定这一事实给社会学家自身的价值观和秉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天地。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迟缓这一现象,文化论者看到的是落后的文化(Rostow,1960),左派学者强调的是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Cardoso,1979),国家中心理论者看到的是微弱的国家能力(Evans,1995),制度主义者认为该国市场的交易成本太大(de Soto,2003;North,1981),重视教育的人士眼里则是该国落后的教育导致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只要一个人有逻辑能力,他的故事就会有自洽性。因此,在社会学中,从机制出发的解释所反映的经常是作者的眼睛和机制本身的逻辑,而不是经验现象背后真正的规律。

   从根本上讲,一个学者对哪些机制比较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个性和价值观。自由主义的真诚信徒往往会对价格规律以及各种相应机制的优点比较敏感,而对其他机制的存在以及价格规律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则比较麻木。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对价格规律的负面性、各种生产方式所对应的社会矛盾和机制比较敏感,而对其他机制则有所忽视。

   过度决定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事实:对于任何性质的社会学文章或者书籍,只要该文章是从机制角度来回答问题的,我们总是能找到另外一个机制以及相应的证据对该问题做出不同的回答。试以古德文的著作《别无他途》(No Other Way Out)(Goodwin,2001)为例,该书想解释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地区的革命运动在结果上的差异,就东南亚来说,古德文指出,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呈现如下差异:越南革命成功了;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虽然共产主义运动波澜壮阔,革命却没成功;印尼的共产主义运动则从来都比其他三个国家来得弱。对此,古德文的解释如下:造成东南亚不同国家革命势头强弱和成败的第一个因素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殖民统治方式。印尼在日本入侵前已经有了较强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因此日本人能以解放者自居,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反日的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尼的发展较弱。但是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在日本入侵前没有强大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人不但很难以解放者自居,他们的入侵还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第二个因素是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方式。法国在越南实行直接统治,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严厉镇压,并在政治上排斥地方精英,因而促进了反法统一战线的形成。而英国和美国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间接统治(在殖民地办学校、建立法制、培育当地中下级官僚、推行自治)笼络了当地的精英,阻止了反西方殖民主义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古德文的论点背后的机制和逻辑都很清晰,无可挑剔。但是要批判他却非常容易。比如,我们可以说古德文在解释中小国家革命运动的成败时忘记了地缘政治。看地图就能一目了然:越南背靠中国,有中苏两国的直接支持,因而革命取得了胜利;而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远离中国,且在“二战”后始终处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下,革命自然就没有成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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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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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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