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0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2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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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 (进入专栏)  
从小被父母和祖父母宠坏了”。这个回答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仅在家长子女关系下才有意义的特殊机制:家长越宠子女,子女就越缺乏自理能力。其实,社会学杂志发表的大量建立在机制解释基础上的文章所刻画的都是一些只在某些具体案例中起作用的特殊机制。

   二战以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会采取进口替代策略来生产原本要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的工业产品。为了保护新兴产业,这些国家都会对本国产业进行大量补贴,并对国际同类产品加收关税。其结果是虽然这些国家能生产一些新产品,但是它们的产品质量相对较低,造价高昂,难以与国际上同类产品竞争。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总结出如下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保护壁垒越高,被保护产品的成本就越高,在国际上也就越是缺乏竞争力。这也是一个特殊机制,因为它只针对进口替代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问题有效。

   这一例子和前面的那个家长子女关系的例子刻画的都是特殊机制,但它们所揭示的规律却很相似,并且可以抽象成一个与原有案例无关的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任何形式的保护都会降低个人或者组织的自立能力和竞争力,并且形成被保护方对保护方的依赖。以上例子是想告诉读者,在发现了一个特殊机制后应当怎么通过抽象思维来获取更具有普适性的机制,从而增强研究的理论意义。

   (三)特殊机制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普适性机制适用范围更大,也会受到更多关注。但这并不绝对。威尔逊是闻名全球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他的名著《真正的穷人》(Wilson,1987)想解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人解放运动后,美国黑人的总体处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解释是:随着美国对黑人的歧视减少以及城市的去工业化,原来住在紧邻市区的黑人社区里的黑人精英大量移居到以白人为主的郊区,使得传统黑人社区的穷人失去了社区领袖,不但没有了学习对象,还失去了和主流社会人士接触的机会。黑人社区的境遇因此变得日益糟糕。威尔逊的分析背后是一个悖论性的关系:美国白人族群平等观越强,黑人精英就越可能搬离受到贫困和犯罪困扰的黑人社区,黑人社区中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的境遇就会变得越差。显然,威尔逊提出的只是一个和美国黑人社区穷人境遇有关的特殊机制,但是此书一出版就暴得大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个例子说明,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即使答案仅仅是一个特殊机制,也可以获得很大的关注度。

   与做美国研究不同,仅做中国研究的中国籍社会学家在美国较难立足。假设有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博士生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论文,想讲一个与《真正的穷人》类似的故事:随着大量的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村有知识的青年进城,中国农村成了“6199部队”(儿童和老人)的留守地。这一改变大大减少了中国农村的文化资本,导致农村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如果这就是论文想传递的信息的话,在美国也许连论文开题报告都通不过。即使开题报告通过了,凭这样的论文在美国也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个中原因很简单。对于大多数美国社会学家来说,中国故事只有在能论证或者引出一个具有一定普适性的机制时才有意义,否则谁会在乎一个只是与中国情境相关的特殊机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籍博士生来说,能通过经验研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并找出一些特殊机制,其实也就很不错了。但是,这样的博士论文对于做美国研究来说是可以的,对于在美国做中国研究却远远不够。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中国学者得靠统计方法在美国高校立足,毕竟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

   在极少数场合,一个特殊机制的影响甚至会大大超过它背后蕴藏的普遍机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就是这么一个例子(Said,1978)。东方主义给我们讲了如下的故事:西方学者在研究“东方”伊斯兰文明时都带着一种欧洲优越感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偏见。因此他们的著作往往会把“东方”描写成一个原始、非理性、暴力、专制和落后的地方。他们的研究不但过度强调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不同,并且长期为欧美帝国主义服务。萨义德的理论表达的是一个特殊机制:西方学者对“东方”的偏见越强,他们的研究和分析就越不靠谱。但是,它的背后却蕴藏着一个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人们在阅读一个文本或异域文化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知识框架与该文本或文化进行比对,并把自己头脑中的框架作为理解该文本或文化的基础。一个人大脑中原有的知识框架越强大,对某文本或者异域文化的理解可能就越偏颇。这其实就是一个著名心理学机制——阅读即猜测(reading is a guessing game,即阅读是读者把心中已有的框架与阅读文本进行比对的过程)——的特殊表达。本文读者中肯定有许多人听说过萨义德这个名字和东方主义概念。但是,虽然阅读即猜测是心理学领域一个广为人知的常识,我敢断定本文读者中知道这一机制的人不会太多。原因很简单:阅读即猜测的普适性使它与具体社会情景的链接相对松散,而东方主义的特殊性使它能和当时趋于上升的新左派学术和政治产生紧密关联,从而成为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学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后殖民文化研究和中东研究的起点。

   (四)涌现机制

   社会学中有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整体主义(methodological holism)之间的争论。方法论个人主义者坚持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应该是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而方法论整体主义者则认为解释社会现象时只需要在该现象出现之前的种种迹象中寻找原因,而没有必要诉诸个体的意识和行动。笔者想在这儿提出涌现机制(emergent mechanisms)的概念。大家可能对涌现性质(emergent property)的概念更为熟悉。如果一些更低层级的社会现象在叠加后发展出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性质,该性质就是涌现性质。一般来说,涌现性质产生是因为出现了叠加前所没有的涌现机制。涌现机制概念也许能帮助我们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看似重要其实意义并不大的论争。

   某商品供不应求大家就会抢着买,该商品就会涨价;反之,某商品供过于求就会滞销和跌价。价格规律机制的确是个体意识和行动的直接结果。与价格规律相同,前文提及的搭便车机制或偏好伪装机制以及大量其他社会机制刻画的也都是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与其直接后果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方法论个人主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有道理的。

   也有许多机制虽然与个体行为有紧密关联,但是却与个体行动时的意识没有直接关系。这些机制描述的是一些很难从一个和数个个体的行为中直接得出的因果关系。因为它们只有在更高的社会层面才会涌现,因此笔者称之为涌现机制。组织社会学中有这么一个机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组织之间的性质越接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长期竞争会使得同类组织在性质上逐渐趋于不同。这是一个涌现机制,因为无论组织中个体怎么想和怎么做,这一机制都会存在,并且这一机制只有在组织竞争时才会得到呈现。笔者曾指出,部落联盟(而不是帝国)才是古代草原上稳定的国家形式(Zhao,2015)。这个观点的背后蕴藏着如下的因果关系:古代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帝国的税收和控制只对定居者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游牧者不断随着水草生长而长距离迁移给帝国的有效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能让各部落在迁徙、草场范围、抵御共同外敌等问题上协调的部落联盟就成了较能持续的政体形式。我所阐述的也是一个涌现机制,因为该机制的存在与各个部落成员的意识无关,并且该机制只有在部落和国家层面上才会呈现。

   有了涌现机制的概念,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争论意义就不大了。简言之,我们面对的是两类社会学机制:第一类刻画的是个体的意识和行动与它们导致的直接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类机制的产生不但与个体的意识和行为无关,并且只有在更高层面上才会涌现。方法论个人主义仅适用于前一类机制,对后一类机制来说,从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出发来分析世界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会把我们引入各种误区。

   (五)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

   机制可以分为正反馈机制和负反馈机制两个大类。如果一个系统有信息输入端(A)和接收端(B),所谓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将导致A值降低的一类机制。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馈又将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负反馈机制具有自稳定效果,由负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也被称为智力系统。正反馈机制则具有不稳定性,由正反馈机制主导的系统因此被称为无智力系统。在这里,我想与读者分享一个对于理解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社会学原理:主宰生物世界运行的主要是让生命系统趋于稳定的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于人有通过策略取胜和论证自我行为正确性的能力,主导社会发展的就成了正反馈机制。

   体温升高我们会流汗,体温降低我们会发抖。这都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血糖浓度提高会让体内胰岛素释放,胰岛素的释放会使得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生命体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但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不仅是稳定,还有权力和成功。个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对权力和成功有强烈欲望的人士的追求就成了社会变迁的最大原动力。人的这一特性使得社会发展不再遵从生物世界的原则。具体来说,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理论),要么是那些能在更大范围内产生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市场发展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的负反馈机制都来自宗教和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力量。这些意识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压抑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然而,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有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理性的政府决策就变得艰难,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耶克是有洞见的(Hayek,1944)。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对社会机制的正反馈特性缺乏清晰认识,因而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也显得天真和简单。社会机制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的观点:(1)文化延续必须要由各种制度来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2)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历史不会有终结;(3)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当今的问题解决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麻烦”。

   动物是没有智力的,但其生命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时刻牢记。

  

   四、机制解释的问题

   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分析在西方受到了阿伯特的批评(Abbott,2007),但他的批评却不得要领。比如,阿伯特认为理性选择假设是机制解释的最大弱点。但是前文中已经指出,涌现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与个人的意识并无直接关系。此外,大量的对个体行为乃至人类社会形态有影响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方式也与个人的意识没有关系。

可是,机制解释的确存在着许多在诠释学(hermeneutics)意义上的紧张,也即对案例的局部性观察与案例本身作为一个客观整体之间的紧张,以及从局部资料中抽象出来的解释框架与事物内部真实的因果关系之间的紧张。具体来说,这些紧张主要是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紧张、结构/机制与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归纳性机制分析与演绎性机制分析之间的紧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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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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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京)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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