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盾:“词”为何物:对现代汉语“词”的一种重新界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23: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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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盾  
因为被广泛采用的插入“的”的扩展法会把“生的肉”鉴定为词。在“生肉”这类片段的鉴定上,朱德熙(1982)等持通行定义的著作运用插入“的”的扩展法将之鉴定为词组,上文已经论述,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些著作从别的鉴定标准出发也将之鉴定为词组,下文第四节对此会有讨论和说明,此处不赘。在“生的、吃的、吃头”的鉴定上,新的定义将前两者界定为词组,将最后一个界定为词,这一结论符合母语者的语感和研究者的共识。从这一结论出发,可以进一步确定“的”是虚词而“头”是词缀,因为“生的、吃的”是词组,根据(5a),“生、吃、的”都是词。“吃头”是词,根据(5b),“头”是词内成分,即词缀。在“的”和“头”的定性上,尽管采取通行定义的著作所持的结论与本文根据新定义得出的结论相同,但通行定义并不是通过执行其所给出的鉴定标准而得到上述结论的(如果严格执行其鉴定标准,“的”不可能被判定为词)。因此,在“的”和“头”的定性上,新的定义要优于通行定义。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新定义直接执行就可以解决“的”和“头”等虚的成分的定性问题,因此无需借助剩余法,也不会出现把黏着实语素鉴定为词的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有人认为本文所使用的鉴定方法其实就是扩展法,比如本文以“很生的”来证明“生的”里的“生”可以进行句法操作,这实质上与认为“生的”可以扩展为“很生的”没有区别6 。本文不认可这种看法,本文的鉴定方法和扩展法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扩展法预设“很生的”是通过扩展“生的”里的“生”派生而来的,但本文并不认为“很生的”是“生的”里的“生”进行句法操作以后得来的。本文依据的事实是:“生的”这个组合的前一个组成成分“生”,在与后一个组成成分“的”组合之前,可以与“很”组合,“生”与“很”的组合并不影响接下来与“的”的组合(“很生/的”)。这与“生肉”不同。“生肉”这个组合的前一个组成成分“生”,在与后一个组成成分“肉”组合之前,不能与“很”组合,一旦“生”与“很”组合,接下来就不能再与“肉”组合了(“*很生/肉”)7 。基于此,本文说“生的”里的“生”可以进行句法操作,而“生肉”里的“生”不可以。但本文并不认为“生的”和“很生的”有派生关系。事实上,“很生的”是先组合“很”与“生”得到“很生”,然后组合“很生”与“的”得到的,在这个生成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生的”,因此“很生的”和“生的”不存在派生关系。本文的观点与这一事实相符。

   接下来看以“携”为代表的成分的处理。事实是:在口语中,“携”不成词;但是在书面语中,“携”可以成词。这一事实使得通行定义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如果依据口语事实,认定“携”不能独立活动,书面语的事实无法解释;如果依据书面语事实,认定“携”能够独立活动,口语的事实又无法解释。如果要兼顾口语和书面语,则只能说“携”有时能独立活动,有时又不能独立活动。新定义严格根据“携”在造句中的组合情况来对它的身份进行判定,不会出现上述尴尬局面。造句时,如果取了“携”这个成分,新定义要求将语素置于组合的过程中去进行身份判定,如果接下来取的组合成分是“带”,组合“携”与“带”生成“携带”,事实是:“携带”生成后具有句法上的完整性,“携带”是词,“携”和“带”因此都是词内成分。如果接下来取的组合成分是“仪仗队”8,组合二者得到“携仪仗队”,事实是:“携仪仗队”这个片段生成后不具有句法上的完整性,比如以“仪仗队”为并列项,将“仪仗队”与新取的某个成分,比如“军乐团”进行并列,得到“携仪仗队、军乐团”。既然“携仪仗队”生成后不具有句法上的完整性,按照新的鉴定标准,该片段是一个词组。“携仪仗队”是词组,根据(5a),其内部两个直接组成成分“携”和“仪仗队”都是词。不难看出,新的定义根据成分在造句过程中的具体组合情况来判定其身份,可以很好地处理“携”这类在不同语境中成词与否发生变化的成分。另外,上文已经指出,“携”的处理暴露了通行定义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逻辑冲突,很明显这个冲突在新定义里不存在,因为新定义明确认为词是句法生成过程中产生的单位,因此根据句法上的标准来鉴定词是顺理成章的。

   最后,对新定义中出现的“最小”这一标准做一说明。“最小”必须放到句子生成的过程中去理解与执行。举例来说,生成时若先取“研”,再取“究”,组合得到“研究”,“研究”算不算最小,取决于生成过程的下一步。如果下一步取“鱼”,将之与已经生成的“研究”组合生成“研究鱼”,因为“研究鱼”不具有完整性(可以针对“鱼”进行句法操作得到“研究/那种鱼”),所以“研究鱼”是一个词组,由此可以进一步判定“研究”和“鱼”都是词。如果生成“研究”后的下一步取的不是“鱼”而是“生”,组合已经生成的“研究”和“生”得到“研究生”。因为“研究生”具有完整性(其内部任何一个组成成分都不能进行句法操作),所以“研究生”是词,此时“研究”是词内成分。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算最小的具有完整性的片段,而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生”才算最小的具有完整性的片段。换句话说,新定义里的“最小”不是指绝对的大小,一个片段是否最小要依生成过程中的组合情况而定。这种处理可以解决“研究”这样既可以作词又可以作词内成分的情况。

  

   四 界定词的不同鉴定标准的比较

   上文讨论并比较了现代汉语词的通行定义与本文给出的新定义。在对现代汉语的词进行界定时,除了通行定义所给出的鉴定标准,文献上还出现了其他一些鉴定标准。本节的目的是对这些标准进行评述和比较。篇幅关系,本文不能逐一讨论文献上出现过的所有标准。下面仅选取通行定义之外最常被用来鉴定词的两条标准,比较它们和本文界定词所依赖的鉴定标准之间的长短。

   在比较之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词的鉴定标准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界定词的目的。如果界定词的目的不同,所选取的鉴定标准往往会不一样。概言之,有两类界定词的目的:一类是实用取向的目的,如词典编纂、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语言教学等;一类是理论取向的目的,如构词规律的挖掘、语法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在比较不同的鉴定标准时,需要考虑标准所服务的目的。服务于完全不同目的的鉴定标准,有时可能不宜比较,更无所谓优劣。这一点在学术争鸣中很容易被忽略,所以首先将之指出来。本文界定词是出于纯理论的目的,即为了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建立。本文提出的界定词的鉴定标准是服务于上述理论目的的。在这一背景下,下面讨论通行定义之外文献上经常采用的两个界定词的鉴定标准与本文所采用的鉴定标准之间的长短。

   规则性(regularity)和能产性(productivity)是文献经常用来界定词以及区分词和词组的两个标准。这两个标准是紧密联系的,一般来说,规则的组合通常能产,能产的组合一般是规则的;而不规则的组合往往不能产,不能产的组合很有可能是不规则的。文献一般认为规则和能产的语言片段是词组,而不规则和不能产的语言片段是词。如何判定一个片段是否规则和能产呢?规则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意义的组合性。规则的片段,其整体意义是部分意义之和,整体没有不能从部分意义推知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另一方面的体现是组成部分的可替换性。规则片段内部的组成部分可以为同类的成员所替换。能产则一般是通过同类型片段的成员数量来界定的,一个具体的语言片段,如果有很多与之同类型的其他成员存在,则该片段所代表的组合是能产的。对规则性和能产性在现代汉语语法单位界定中的讨论与应用,可以参看陈保亚(1999、2005、2006)。

   对很多语言片段的定性,如果以规则性和能产性为鉴定标准,会得出与本文观点不同的结论。如上文讨论的“生肉”,按照规则性和能产性会被判定为词组。从规则性的角度来看,首先,“生肉”的意义是“生”和“肉”意义的加合,整个片段没有不能从“生”和“肉”的意义推知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其次,“生肉”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可以被较多的同类成分所替换,如“生”可以被“熟、肥、瘦”等成分替换,而“肉”可以被“鱼、饭、米”等成分替换。替换后得到的片段,如“肥肉”和“生鱼”,都是与“生肉”同类型的片段。因为同类成员多,所以“生肉”这个组合的能产性高。既规则且能产,若以规则性和能产性为鉴定标准,则“生肉”是一个词组。这个结论被很多的语法著作所采纳,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这些著作或直接或隐含地采用了规则性和能产性作为鉴定的标准(当然还有基于插“的”扩展法的考量)。

   本文将“生肉”界定为复合词而不是词组。不同的定性源于不同的鉴定标准。从规则性和能产性的角度来说,“生肉、生鱼、生饭”和“生姜、生水、生菜(一种蔬菜)”等不一样,前者是规则组合,因此是词组;后者是不规则组合,因此是词。但如果从句法完整性来看,两类片段的表现完全一样:两类片段生成后都具有完整性,其内部组成部分都不能进行句法操作,所以两类片段都是复合词。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这种定性上的区别呢?

   正如本节开头指出的,对于界定词的不同鉴定标准的比较,需要把界定词的目的考虑进来。如果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比如为了词典编纂,规则性和能产性应该作为主要的鉴定标准,完整性的考量应该在其次。原因在于:不规则的单位需要专门解释,而且只能一个个记忆,因此应该作为词条收入词典,这是编纂词典的目的所在。规则单位不需要专门进行解释,也无需一个个去记,所以无需收入词典。另外,能产性很强的片段收入词典是不现实的,因为词典的容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而非能产的单位则可以作为词条收入词典。因此从词典编纂这一实用目的出发,将规则性和能产性作为鉴定词典所收词条的首要标准,是完全有道理的。在上述目的和标准下,不把“生肉”作为词典里的词条,本文赞同这种处理。

   但如果是出于纯理论的目的,即为了从理论上澄清词的性质与地位,以便于语法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完整性的考量应该放在首位,规则性和能产性则不宜选作界定词以及区分词和词组的标准。原因在于规则组合与词组、不规则组合与词之间并无对应关系。跨语言来看,词组和句子可以是不规则组合,比如说“大水冲了龙王庙、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拍马屁、敲竹杠、the shit hit the fan(大事不妙)、the cat is out of the bag(秘密穿帮)、kick the bucket(翘辫子)、beat a dead horse(徒劳无益)”等要么是句子,要么是词组,但它们都是不规则组合,因为这些片段都具有不能从部分意义推知的约定俗成的习语义。与此同时,跨语言来看,词可以是规则组合。比如英语的kindness这类由形容词加后缀-ness构成的抽象名词,片段整体的意义可以从部分意义推知,并且作为片段组成部分的形容词可以被同类的成员替换,因此这类名词是规则的组合。类似地,现代汉语的“推子、剪子、镊子、钳子、梳子、夹子”以及“吃头、喝头、看头、听头、写头”等两类名词因为具有意义上的组合性和成分的可替换性,因此也都是规则的组合。

   至于能产性,跨语言来看,词并不一定没有词组能产。举例来说,朱德熙(1979)认为能进入“我送给他一本书”这类句式的动词“是一个不大的封闭类”。据朱先生自己统计,常见的只有54个,比如“送”。换句话说,这类结构的能产性其实并不是很高。与之相对,有些构词组合的能产性却极高。现代汉语的“类词缀”(参王洪君、富丽(2006)的定义和讨论)所构成的片段,如“现代化”,一般认为是词,这类词是极其能产的,而且还在不断产生新词,如“特朗普化”等。

综上所述,根据规则性和能产性来鉴定词,一方面会把句法表现一致的片段分为两类,比如将“生肉”定性为词组而将“生姜”定性为词,尽管两者从句法完整性来说表现一致。另一方面,会把句法表现很不一样的成分归到一起,比如把“生姜”和“拍马屁”都定性为词,但两者从句法完整性的角度来看表现迥异。“生姜”生成后具有句法完整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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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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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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