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不可高估理性的力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6 次 更新时间:2020-10-10 0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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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 (进入专栏)  
运动的主力是学生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不仅犹太裔的教授被解职,犹太学者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甚至像爱因斯坦、赫兹、哈伯这些犹太裔科学家的名字都不能提。纳粹党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数学”“德意志化学”;任何国际期刊的内容包含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就取消订购,连英国出版的《自然》杂志也不例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全国十九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学生们按照纳粹意识形态标准,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清单上的书一本一本从各种图书馆搜出来,然后堆在公共广场付之一炬。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种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他总是对的”。在战争即将结束,俄国人已经到了柏林大门口,纳粹败局已定的时候,一位受伤的二等兵还说:“领袖最近刚宣布,我们必胜。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我相信希特勒。”

   正因如此,纳粹德国战败并不足以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真正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的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让德国人了解了真相。没有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历史很可能在德国重演。

  

   群思陷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一直保持中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才参战。即便在当时,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美国参战,日本必败。所以,“珍珠港事件”令丘吉尔和蒋介石都欣喜若狂。

  

   难道日本政府的决策者就看不明白这一点吗?他们当然看得明白。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上谈到对美国开战决策时,铃木贞一(战时任企划院总裁)回忆说:“海军打心底认为与美国开战必败无疑,只是不愿意公开表态。陆军未必真想打仗,但又激烈反对从中国撤军。外务大臣坚定地认为,不答应从中国撤军,与美国交涉断无希望成功。因此,首相若想避免战争,仅存的办法要么是让海军大臣正式公开其真实想法,要么是让陆军理解海军未公开的意图,并同意撤军。我看得出首相很为难,因为从他个人来讲,他觉得自己无力说服海军或陆军。”(伊恩·布鲁玛:《创造日本:1953—1964》第五章)

   这样,一群聪明人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让日本走上一条自取灭亡的不归路。这就是“群思陷阱”导致的结果。

   “群思陷阱”(groupthink)指的是群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现象:群体成员追求“和谐一致”的愿望导致了一个非理性的决策。这里的关键是,和谐的愿望!这种愿望产生了不惜一切代价达成一致的倾向,每个人以团体的立场为自己的立场,不同意见被隐藏起来,或者被置之不理,因而群体表现出高度一致。为了和谐一致,人们甚至忘了群体本来的目标。

   在群体中,个体之所以不愿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压制自己的良心和理智,首先是因为他渴望被群体成员接受,不想成为另类,不想成为团结的破坏者;其次是因为他没有把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不愿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和“固执”;第三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既然决策是大家的意见,即使错了,自己也不需要对此负责。

   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埃文·詹尼斯最早对群思陷阱做了系统研究。他认为,具有如下特征的组织最容易陷入群思陷阱:(一)高度追求和谐团结和团队精神;(二)不重视个体的表达自由,不鼓励创新;(三)领导人行事专断,自以为是;(四)群体成员由提拔任命,背景和信仰过于同质化;(五)成员之间信息交流不畅,个体处于孤立状态;(六)决策缺少程序规范;(七)面临强大的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威胁,决策要解决的问题既复杂又紧急;(八)近期决策失误多,降低了个人的自尊(Irving L. Janis,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2)。

  

   前面讲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决策,事实上,在其原著中,詹尼斯把“珍珠港事件”中,美国的措手不及作为群思陷阱的典型案例。驻夏威夷的美国海军将领有一种共同的错觉:日本人不会进攻夏威夷。所以即使来自华盛顿的警告也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一场战役,日美双方都陷入了群思陷阱,日本人的群思陷阱把日本送上自取灭亡的不归路,美国人的群思陷阱让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

   以上我们分别分析了四个非理性决策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陷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甚至经常是共同发挥作用。如何减少非理性决策导致的灾难?最有效的办法是权力和资源的分散化,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利约束权力。在竞争性市场中,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但每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没有人有机会持续地犯灾难性错误。像埃隆·马斯克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作为企业家,只有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为他的决策买单,他的商业帝国才能生存和发展;即使他因为决策失误而破产,社会也不会损失太大。但如果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就非常可能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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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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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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