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 次 更新时间:2020-10-09 08: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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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  
31%降至44.04%,年均下降0.79个百分点,这超过1952—1977年间年均下降0.43个百分点的水平,2014年之后,中国就业格局已经由以农村就业人数占主体转变为以城镇就业人数占主体。同期,第一产业占乡村就业人数的比重从92.43%降至59.29%,年均下降0.8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就业出现了显著的多样化、多元化态势。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农村内部、本地化的非农产业,这表现为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快速攀升,1978—1996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2827万人增至1.35亿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放松以及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发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选择跨城乡、跨地区流转,这表现为农民工特别是外出农民工规模的快速增长,2019年底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分别达到2.91亿人和1.74亿人,农民工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和城市生活性服务业等领域。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总是从低生产率领域转向高生产率领域、从低收入部门转向高收入部门,这推动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和微观层面的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中国二元结构转化和农村劳动力流转,也带来了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已有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在微观层面,农村劳动力流转深刻改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及结构。在劳动力再配置背景下,中国农民收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收入水平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的数据,1978—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至14617.0元,如果将1978年赋值为100,则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为1945.3,超过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指数1627.6。二是收入结构从家庭经营性收入主导转向工资性收入主导。1978年以来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动,农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在提高,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占比在下降。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角度看,1983—2013年工资性收入占比从18.56%增至45.25%,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从73.50%降至42.64%。从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看,2013—2018年工资性收入占比从38.7%增至41.0%,经营净收入占比从41.7%降至36.7%,2015年之后工资性收入取代经营净收入而成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首要来源。三是农民经营净收入对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特别是农业的依赖程度渐趋下降。2013—2018年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的比重从41.7%下降至36.7%,由于第二产业相对稳定而第三产业有所提高,因此,经营净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源于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占比下降,其比重从30.1%降至23.9%,其中农业比重从22.9%降至17.8%。概言之,1978年以来中国二元结构转化首先表现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动,这导致了经济高速增长、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结构变化,这表明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是突出的,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占比提高意味着二元结构转化是显著改善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因。

  

   第二,就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而言,农业通常是农村劳动力从事的首要产业,农业生产率提高可以增加农民的经营性收入,扩展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的选择空间,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从农业生产率与减贫的关联角度看,相对于其他农村居民,农村贫困人口对农业经营的依赖程度更高。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2018年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从业人员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为66.3%,高于整体农村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55.8%。2018年经营净收入、第一产业经营净收入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6.7%和23.9%,而占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7.5%和26.9%。可见,产业发展为中国大规模减贫提供了直接驱动力,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增长发挥了更突出的减贫作用。1978—2018年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从359.65元/人增至31960.32元/人,增速远超过1952—1977年从198.01元/人增至321.13元/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这使得农民可获得更高的农业经营收益,并能够大规模摆脱此前的贫困状态。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二元结构转化条件下才能充分实现,这是因为:在二元结构转化情形下,城市居民需求为农村的产品供给和产业转型提供了拉力,从而使农民因产品附加值和投入回报率的走高而获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种植业为主转为农林牧渔全面发展,种植业内部则从粮食种植为主转为粮经饲协调发展。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1978—2018年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产值的比重从79.99%降至54.11%,而牧业占比从14.98%增至25.27%,渔业占比从1.58%增至10.68%。此外,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从80.33%降至70.55%,而经济作物和特色作物的播种面积占比却在攀高。在二元结构转化背景下,农村中的人—地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农业要素组合方式得到进一步优化,农业经营逐渐走向适度规模、密集使用资本和技术的新业态,这也为农业生产率提高提供了支撑条件。1978—201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人均农作物播种面积从7.95亩/人增至12.28亩/人。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中国耕地规模化(南方省份50亩以上、北方省份100亩以上)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耕种面积的比重为28.6%,全国规模农业经营户达到398万户,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达到1289万人。总之,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影响农村产业结构和要素组合方式,导致中国产生了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农村减贫进程。

   第三,就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而言,二元结构转化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也意味着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无论是农村劳动力个人外出、还是举家外出,均会因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而对中国农村减贫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是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主要方式,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乡结构变动具有多重特征。例如:外出农民工的个人外出、举家外出均呈增长态势,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2008—2014年中国外出农民工从1.40亿人增至1.68亿人,而个人外出农民工从1.12亿人增至1.32亿人,举家外出农民工从2959万人增至3578万人,其中举家外出农民工对人口城市化率增长更具有推动作用。此外,外出农民工在年龄、地区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与一般农村劳动力有区别,中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流向东部地区是中国外出农民工的“基本画像”。根据CEIC提供的数据,2018年中国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40.2岁,其中处在21—30岁、30—40岁、40—50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25.2%、24.5%、25.5%。2018年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为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占比分别为55.8%、16.6%和10.9%,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优于整个农民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此外,东部沿海地区是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2017年在长三角、珠三角务工的农民工分别为5387万人和4722万人,两者合计占当年外出农民工数量的58.8%。

  

   从农民工的特征出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化率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按照常住人口计算,1978—2019年城市化率从17.92%增至60.60%,2011年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经过近百年的结构变迁,中国的城乡关系终于在2003—2010年期间出现革命性的跃迁,并从乡土中国进入城乡中国阶段。按照户籍人口计算,1980—2019年城市化率也从16.64%增至44.38%,农村人口持续下降并在常住人口的占比低于一半,这不仅意味着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可以分享城市化带来的增长成果,而且意味着政府更有条件针对农村居民实施支持和反哺政策。考虑到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主体作用,进行城乡流动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收入水平较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识别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筛选”机制,即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地域等因素严重制约社会流动的群体,往往是扶贫政策需要关注和瞄准的重点人群。在二元结构转化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前提下,中国有条件更精准地识别农村贫困人口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扶贫措施。依据2013年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时的数据,中国贫困地区和人口的基本情况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832个贫困县、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户、7017万贫困人口。《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也显示: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8年东部、中部、西部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为8.8%、36.0%、55.2%,老人和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6.5%、2.4%、1.2%和0.9%。显然,农民工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群体特征具有极强的“镜像互补”特征,二元结构转化确实因人口结构变迁效应使得扶贫政策更具瞄准性。

   第四,就财政资源配置效应而言,1978年以来,伴随着二元结构转化导致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经济增长进一步显著增强了国家财政资源动员水平,这为瞄准发展进程中的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实施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强大力量。1978—2019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26亿元增至11.04万亿元,42年增长了168.14倍,这远超过1950—1977年增长14.07倍的水平。伴随着二元结构转化背景下的农村劳动力流转,农村难以充分分享增长成果的贫困人口成为需要高度关注的群体,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而成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瓶颈,城乡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农业农村的不充分发展问题则亟待回应。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不仅通过全面取消农业税、实施新农合和新农保、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改变城乡关系,而且实施了更具瞄准性也更具有效性的扶贫政策,改善城乡关系以及实施扶贫政策均以财政资源大幅度增长、财政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作为前置条件。

从201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为特征的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政策与财政资源配置效应不可分割,例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两不愁、三保障”扶贫目标,即“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提出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中国用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财政投入力度在逐步增强,中央扶贫专项的年均扶贫投入1986—1993年为58.4亿元,1994—2000年为177.4亿元,2001—2010年为204.4亿元。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11—2019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分别为270亿元、332亿元、394亿元、423亿元、460.95亿元、660.95亿元、860.95亿元、1060.95亿元和1260.95亿元,年均518.09亿元。财政支持不仅显著改善了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且导致了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村人口的收入的显著变化。2013—2019年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由1647.53元增至3298.00元,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7.47%增至20.59%。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2018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净收入占比为26.21%,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的占比更是达到42.48%和30.91%。农村人口、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农村贫困地区低收入人口的转移净收入占比依次增加,说明中国的二元结构转化确实产生了财政资源配置效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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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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