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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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  
”“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以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第一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邓小平:《在减租中退押租的办法》,195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押租或称压租,与押金意思相同,都是农民租佃土地时交给地主的保证金,因形制不同,押租分为货币押租和实物押租。

   31950年9月公布的《川西区减租补充规定》称:“为贯彻减租退押及公粮法令,地主在未实行减租退押交公粮前不得收租。”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册,内部资料,1954年,第100页。

   4(1)曹树基、李婉琨、郑彬彬:《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黄柘淞:《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与曹树基教授等讨论》,《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娄敏:《再论江津县退押运动的几个问题——对<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一文的学术回应》,《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1期;黄柘淞:《再议退押运动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的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期;徐进:《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减租退押”运动缘起的多重机制》,《学术界》2020年第2期;何志明、郑超:《制法·执法·违法:1950年代初川西减租退押中的社会动员》,《史林》2015年第5期。以下引述几位学者的观点,皆出于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引注。

   5(2)本文所讨论的川西地区,是指以都江堰灌区为核心的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丘陵区。据陈太先调查,1936年成都平原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4.8%,佃农占57.8%,半自耕农占20.66%。与租佃制度相关联者占农村总人口的75%,显示出川西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佃农社会,租佃制度是土地经营的主要方式,退押运动在该地区波及面更广、影响更大。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32447页。

   6(3)刘克祥:《近代四川的押租制与地租剥削》,《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李德英:《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刘克祥:《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曹树基、李婉琨、郑彬彬:《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三位学界前辈因所用资料不同、考察角度各异,对押租性质产生了不同看法:刘文主要利用四川各县新县志,论述地主利用地租和押租对农民进行经济剥削;李文从产权理论出发,利用20世纪30年代的租佃调查,指出押租和押扣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设计;曹文以大押佃的租佃形态为切人点,认为成都平原及四川农村存在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押租和地租的关系是土地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而将押租视为田面价。

   7(4)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第87页。

   8(5)应廉耕:《四川省租佃制度》,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794页。

   9(1)郭汉鸣、孟光宇:《四川租佃问题》,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61页。

   10(2)曹茂良:《崇庆县的租佃情形》,《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第344页。

   11(3)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08页。

   12(4)佃农因缴纳押租(原押)而导致地租率低于正常租佃的地租率,即意味着有押扣的存在。此外,押租调节地租的作用还见于增押减租(佃农增加押租导致地租减少)和减押增租(佃农收回部分押租导致地租增加)两种情形。

   13(5)周谷城:《近代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农村的崩溃》,见氏著:《中外历史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14(6)孔祥熙:《抗战三年来之财政与金融》,《财政评论》1940年第4卷第2期,第68页。

   15(7)黄柘淞认为押租随货币贬值而贬值,并系统分析了押租贬值的后果;娄敏认为佃农缴纳的押租与当时的粮价存在对应关系,因而法币贬值并不意味着押租贬值。本文认为押租与粮价或土地价格的对应关系,是指交押时的情况,但在退押、重新估定押租价值之时,则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变动的影响,尤其是在明确有押扣规定的情况下,押扣作为押租利息,基本是从地租中扣除的实物,押扣与押租的对应关系是每年都需要核算的。这也是1940年代地主普遍加押,并将法币押租逐步转化为实物押租的原因,即希望押租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尽量维持押租的原价值及押租和押扣的平衡。

   16(1)乔启明:《抗战以来各省地权变动概况》,见《乔启明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

   17(2)应廉耕:《四川省租佃制度》,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下),第795页。

   18(3)《王义告毛张氏拖欠租谷,请求终止租佃上诉书》,1949年4月22日,3-20-278,新津县档案馆藏。

   19(4)与市场化的增押减租相反,此时期地主在增加押租的同时,并未减租,甚至有提高地租之举。张杨:《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2期,第78页。当然,在押租贬值的情况下,如果地主累次加押仍未达到原押的价值,则表面上的增押增租实质上仍属于符合市场逻辑的减押增租。

   20(5)《中国农民银行租佃制度年报表》,1943年,四-404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1(6)董厚陶:《川省实施二五减租之意见书》,1946年,147-5083,四川省档案馆藏。

   22(7)曹树基认为二者应该相当,黄柘淞认为押租利率稍低(因为押租部分利息要换取耕作权),娄敏认为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存在统一的利率,且土地市场更安全。本文认为二者关系深受竞佃程度、融资难度、主佃情谊等因素影响,不一而足。

   23(8)此公式来源于曹树基计算成都平原押租利率时所用的方法。之所以乘以1.4,是因为银两与银元的兑换比率是1:1.4,1935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规定法币与银元同等兑换,即1两白银兑换1.4元法币。

   24(1)陈太先:《成都平原租佃制度之研究》,见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32514页。

   25(2)之所以选择10月份的米价,是因为川西地区8、9月份收获稻谷,舂米之后,一般于9月底10月份出售。李先治:《十年来成都市米价变动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1947年第4卷第2期,第30页。米价见李竹溪等编:《近代四川物价史料》,第368-369页。

   26(3)据1937年新津县政府调查,民间借贷利率为24%,即月利两分;1945年四川省银行的存款利率为36%,即月利三分,远远低于押扣折算年利率。《新津县金融志》,内部资料,1983年11月,第401页。

   27(4)曹茂良:《崇庆县的租佃情形》,《四川经济季刊》1943年第1卷第1期,第347页。

   28(5)王勤庄:《四川省华阳县石羊乡农田租佃之研究》,《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第337页。

   29(6)周谷城:《近代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农村的崩溃》,《中外历史论集》,第172页;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97页。本文认为押租的这两种属性并非非此即彼、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在押租不计息(既无明扣亦无暗扣)的地区,押租的主要作用是保证地租;而如果押租有息,则既具有保证地租的属性,也具有金融投资的属性。

   30(7)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9版),萧琛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08页。

   31(1)弘君:《专利》,《湘江评论》第2期,1919年7月21日,第四版。

   32(2)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713、714页。

   33(3)陈伯达:《近代中国地租概况》,见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792、798页。

   34(4)《中央关于应即停止执行“退押”口号给中南局的电报》,1950年4月14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35(5)关于中南区的减租退租运动,见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学术界》2013年第6期。

   36(6)《中央关于土改中处理退押与债务问题的指示》,1950年7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284-285页。

   37(7)《当前西南工作的五个问题》,1950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17页。

   38(8)中共中央西南局政策研究室编:《群运资料:关于减租退押问题》,内部资料,1950年10月,第25页。

   39(1)黄柘淞认为1940年代押租贬值的后果对佃农有极其负面的影响,本文与此相反,认为地主损失更重,其原因即:1940年代货币贬值的速度往往令地主措手不及、行动滞后,且押扣制度的存在使佃农规避了部分金融风险并获取了高额利息。

   40(2)晋绥分局城工部:《四川概况》,内部资料,1949年9月,第14页。

   41(3)《李主任在川西行政公署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对小组会讨论问题的解答》,1950年8月,177-4(永久)-1,成都市档案馆藏。

   42(4)《李天民同志在双流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关于减租退押问题的传达报告》,1950年9月25日,115-1-005,双流县档案馆藏。

   43(5)《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向成都市地主宣传的通知》,1950年10月5日,见《中共成都市委、温江地委文件选编(1950-1952)》,内部资料,1987年,第169页。

   44(6)《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0年7月22日,见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汇编》上册,内部资料,第10页。

   45(7)中共中央西南局政策研究室编:《群运资料:关于减租退押问题》,内部资料,第2页。

   46(1)《西南局宣传部关于减租运动的宣传要点给各省区党委宣传部门的指示》,1950年11月7日,117-1-002,新津县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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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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