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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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  
1949年底,二野前委在进军西南途中即指出:“一方面在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财政开支全部要靠发行解决;另一方面必须扫清一切杂币,禁用银元,确定人民币为唯一的合法货币。”(1)78然而,人民币在发行过程中遇到了和银元争夺市场以及币值不稳、信用不足等问题,民众认可度低,进展颇不顺利。

   西南解放之初,跟随解放大军而来的人民币并没有迅速占领市场,银元仍是该地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目前西南的银元已成公私主要货币,人民币在这里一开始遇到的敌人,不是破产的金圆券或银元券,而是顽强盘踞着阵地的银元。”(2)79民国以来,银元长期是西南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随着川政统一,法币逐步取代银元,但法币随即贬值严重,加以金圆券迅速破产,1940年代后期银元在西南地区重新流通,并广泛占领了市场。因其本身即有价值,且不随法币贬值而贬值,因而西南地区民众更相信此类金属货币,而不相信人民币等纸币。

   在1950年上半年,西南财委采用禁止流通、打击黑市交易等做法冻结银元,并利用税收、征粮等强制手段,力图使人民币占领市场,然其效果主要体现在城市,农村仍广泛流通银元。1950年7月18日,西南局召开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时指出:“只有先把银元从货币市场清除出去,然后才可在适当的时机,在一定的价格与限额内,逐步来解决人民手中所存银元的出路问题。”西南财委更是无助地称:“人民币下乡,禁止银元是个最大的斗争。目前银元至少还占农村市场的一半,想要收银元,只有助涨它的价格,否则绝收不到银元。如果人民币不占百分之九十五市场以上,银元是不能收兑的。”(3)80

   而退押运动给新政权提供了一个收兑银元、扩大人民币市场的机会。西南财委认为:“银元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工具,所以我们对付它的办法就不能不主要使用行政力量”,“目前所已开始的反恶霸、减租退押的反封建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条件,在农民反封建觉悟的基础上,进一步禁用银元,消灭物物交易,使人民币在农村扎住根”。(4)81

   新政权十分明晰减租退押运动的利得情况,新华社信心十足地称:“在今冬明春的减租退押运动之后,农村经济必将大大活跃起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退押,据估计农民从退押中所得的利益,比减租还要大得多。这就是人民币扩大阵地的极有利的条件。”(5)82利用经济规律,以人民币取代银元的进程较为缓慢,成果亦有限,而通过退押运动,利用政治手段,将农村的财富从地主手中转移到农民手中,促进人民币占领农村市场,成为西南局对退押运动的另一期许。

   为了强化这一目标,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布置减租退押工作时指出:“西南金子的数量我们没有材料统计,但银元估计在一亿以上……大量的银元还没拿出来,在谁的手上呢?工商界没有,农民也只有一两块,还是都在地主身上。如果地主拿出一部分银元来退押,也就解决问题了。”(6)83邓小平认为西南地区银元数量巨大,且主要在地主手中,通过退押的办法,地主主动交出银元,既完成了退押任务,又解决了银元收兑问题。事实上,从退押运动的结果来看,川西各地所退金属货币甚多,李井泉报告称:“共收到黄金三万七千两,白银一百万两,银洋五百六十万元。”(7)84收兑巨额银元,一方面使人民币在市场上的竞争者消失,另一方面又分配大量人民币给农民,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领域,减缓了货币流转速度,抵消了部分通货膨胀的风险。

   巨额退押果实的分配,虽然可以扩大人民币市场,但势必导致人民币发行量剧增,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如1950年初,重庆市军管会担心的一样:“以收兑一千万银元计,即需要发行人民币六百亿,收五千万,即需三千亿,这样庞大数字的人民币投入市场,物价必定大涨,影响每个人的生活。”(1)85为防止在退押运动过程中因收兑银元而导致人民币发行过多、引发通货膨胀,川西区党委在退押果实的保管和分配方面做出了谨慎的部署。

   退押果实分层级、分类别分别由不同的机构予以保管,川西区党委要求:“所退押之金银一律要交到银行兑换存款,分配时再从银行取款分配;所退出之其他粮食,由业主报告粮食所在地,统由各乡农协会负责保管。”(2)86川西农协要求押租“在未退还佃户或分配前,由农协暂行负责存入人民银行保本保值,以免使农民受到损失”。(3)87而在基层,对退押果实的管理更为严格,新津县农协会发布命令称:“在减租退押时期,人民银行同粮食公司,要代替县农协会作保管同出纳工作;人民银行负责接收金银、人民币;全县性地主退押粮食交粮食公司代管接收,各区乡地主退押粮食由保管部负责,乡以下不准随便接收。”(4)88对退押果实的严格管制,防止了各县各乡无计划分配而引发的混乱。

   除严格执行押金保管制度外,川西各地还采取果实分批发放和优先分配粮食的策略。1950年12月14日,川西行署下发紧急通知称:“目前所能分配的押金,主要是已收押金中的人民币及粮食部分,如将全部收到的押金分配出去,势必影响市场货币突增。因此对所收押金中之银元、银子部分,可说服农民以乡农协会为单位,折为人民币,按保本保值存款办法及利息规定,暂时存入银行。”(5)89以新津县为例,退押果实中实收人民币与金银折合人民币的比例约为5:2,如此便可使约28%左右的人民币暂不流向市场。

   与此同时,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签发《关于十二月分配押金本币数量、时间与应注意事项的通令》指出:“为了不误农民生产所需,及提高农民退押信心和积极性,使减租退押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必须尽速先分配一部分押金给农民,但另一方面,又不致因此而使本币发放过多,引起金融物价的波动。因整个押金为数甚巨,其分配必须有慎重的步骤和计划,才可避免上述危险的发生。”川西区党委补充解释称:“在分配发放人民币时,各地必须严格注意发行的时间与地区,有计划地分区次第发放,坚决避免同时集中发放,而使本币投放一时间过猛,引起物价波动。”

   川西地区于1950年12月第一次分配退押果实,川西区党委严格规定了各县分配押金的数额,以温江专区为例:“温江、郫县、成都、华阳每县人民币十三亿元,新都、新繁、双流每县人民币八亿元,彭县、灌县、崇庆、崇宁每县人民币五亿元,大邑县人民币二亿元,共计人民币八十八亿元。”(6)90押金发放数额明显与各县的人口数量、经济状况、退押果实多寡等因素密切相关。川西区党委确定的优先分配粮食、货币押金分批定量发放,使新政权能够掌控市场货币流通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押金分配不致影响人民币币值和物价稳定。

   虽然在押金果实分配过程中有一整套制度设计,但退押果实丰硕,农民所得押金甚多。双流县农民每人平均可得到271.5斤大米的胜利果实,双流县第二区区委书记冯启寿报告该区每农户平均可得米1 700斤。(1)91川西区党委担心“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因一朝得利过多而出现挥霍浪费情形,在分配押金时普遍强调要将押金用于生产。李井泉称:“退押以后,有些农民抽大烟、赌博,得了押金拿去浪费,不久就搞光了……这种人退押以后可交农民协会代为保管控制,使其用于正当用途上,他要买牛,就给他买牛,要制农具就给买农具,但要赌博,抽大烟,那就不行。”(2)92川西农协亦发出指示:“农民协会应教育农民做长期打算,将反霸退押中所得财物用于生产致富上去,严禁大吃大喝的浪费现象。”(3)93退押运动结束后,李井泉报告称川西地区“增加了大批生产资料,农民得到退押赔罚果实后增买耕牛三万头,猪四十六万条,农具一百万件,肥料二亿斤,合计约占退押赔罚果实百分之三十七”。(4)94将退押果实大量购买生产资料,一方面缓解了城乡物资交流不畅的局面,活跃了乡村商品经济,另一方面也抵消了部分通货膨胀的风险。

   除了教育农民将所得押金用于生产外,川西各地还鼓励农民将剩余押金存入银行。川西区党委规定:“应通过农协,动员与组织农民,将分到的押金中暂不急用的款子存入银行,随用随取,至少要将余款存入银行。”同时要求银行“应大力开展保本保值储蓄存款,广泛宣传保本保值存款的办法与好处,务使农民感到存款的好处与便利,将款存入银行”。(5)95

   然而,川西民众在1940年代深受纸币贬值之害,对纸币币值并不信任。郫县县委报告称:“有些农民吃过国民党反动政府银元券、金圆券贬值的亏,对人民银行不大了解,不愿把暂时不用的押金存入银行,觉得存到银行不放心。”针对农民的顾虑,郫县组织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在会上耐心解释和宣传政策,“分配大会结束时,到会农民共存入银行人民币六亿五千四百八十四万元,占这次所发押金的百分之五十一”。(6)96劝说农民将所得押金的半数存入银行,实际上使人民币流通数量大为减少,亦有利于币值和物价稳定。

   通过退押运动,新政权实现了收兑银元、使人民币占领农村市场;农民获得大量押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促进城乡物资交流的目的。果实分配过程中分类别、按批次、定量发放的策略,以及鼓励人民将暂时不用的押金存入银行,在严格管控市场流通人民币数量的基础上,防止了物价波动和通货膨胀。而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又反过来增强了民众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退押运动是人民币取代银元全面占领乡村市场的关键,银元退出所导致的市场真空,为大量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空间,民众逐渐接受了币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促进了其信用的巩固。

  

   五、结论

  

   地主经营土地有雇佣和租佃两种类型,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北方老解放区面对的多是雇佣地主,而整个南方新解放区则以租佃地主为主。基于马克思的经典解释,中共中央认为雇佣地主(经营地主)属于“资本主义化的地主”;(1)97而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租佃地主,则属于封建土地所有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2)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推行土地改革,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然而,押租造成了土地产权的分割,佃农缴纳押租,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地主仅拥有土地所有权,租佃契约中佃农退田、地主退押的规定,便是地主将土地使用权回赎的过程。(3)99因此,在土改前开展退押运动合理合法,通过退押,佃农将土地使用权归还地主,地主获得土地所有产权后,便通过土改的方式将其没收征收,进行分配。以退押的方式厘清土地产权,成为新解放区土改开展的前提。

   土地改革不仅要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且要改变农村中的权势格局,树立农民和新政权的优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仅没收地主阶级“五大财产”,其他财产予以保留的规定,(4)100事实上并不足以彻底完成此项任务。如何既能削弱地主经济,减轻封建剥削,又能防止政策“左”倾,避免地主逃亡,成为新区土改顺利完成的关键。退押运动解决了上述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有租佃契约作为依据,可以避免老区土改中无休止的“挖浮财”行为;另一方面又能有理有据的使地主阶级的其他财产转移到农民手中。(5)101因此,退押运动事实上成为新解放区土改前合理、有序的清理地主经济的过程。

   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后续影响力上,退押运动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其在清理地权的同时,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绝大部分目标。退押运动完成后,乡村出现了“退押不退佃”的局面,土地作为乡村财富象征的意义已经消失,土改正是在此基础上,阻力较小地得以完成。(6)102

  

   注释

  

11950年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称:“所有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的新解放区,由于准备工作及群众的觉悟与组织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决定在1950年秋收以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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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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