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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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  
意味着王刘二佃户每年需多缴纳10石稻谷的地租。缩扣也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条件下,地主增加土地收益的普遍做法。

   关于押租的性质,1930年代学界普遍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是以周谷城为代表,将押租视为债款,即佃农与地主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另一种是以吕平登为代表,将押租视为保证金,即佃农租佃土地、缴纳地租的信用担保。(6)29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恶性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经济环境下,押租贬值究竟应由地主和佃农哪方负责,成为定义地主加押、缩扣行为的关键。

   如果将押租视为债款,萨缪尔森称:“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会将财富从债权人手中再分配给债务人,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往往有利于债务人而有害于债权人。”(7)30即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债款不断贬值,是债权人的债权不断消减的过程,后果应由债权人承担,地主加押、缩扣的行为正是应对佃农债权不断缩水的策略;如果将押租视为佃农的信用担保,则通货膨胀带来的押租贬值,导致佃农信用不断下降,地主加押、缩扣的行为亦是应对佃农信用不足的策略。

   无论如何定义押租性质,其不断贬值的后果皆应由佃农承担,且地主改变押租制度的行为,正是为了保证地租、押租和押扣之间的平衡,维持租佃关系的正常运转。然而,地主此举毕竟增加了佃农租佃成本,降低了佃农债权收益,损害了佃农利益,为中国共产党将押租制视为封建剥削提供了历史依据。

  

   二、中共对押租制的认识及退押运动的目标设置

  

   押租制是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租佃形态,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革命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1919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发表《专利》一文称:“地主自己不去耕作,要雇用一般农民去耕作,还要农夫出多重的押租。可怜的农夫!”(1)31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提出“取消押租制”“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等措施,(2)32成为中国共产党限制并取消押租制的最初实践。

   针对抗战时期地主加押、缩扣的现实,1946年陈伯达称:“押租乃是佃农给地主卖身的保证金,或者说,是佃农给地主的押身金”,并指出抗战时期四川地主“贬低押金,等于剥夺佃农们‘几代人血汗的结晶’,而增加押租又是更加深入敲诈和侵蚀佃农们现一代甚至其后代的骨髓”。(3)33陈伯达将押租制纳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释体系之中,为新解放区退押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1949年底,长江以南基本解放,中南地区在开展减租退租过程中,农民普遍要求地主退还押租,中南区的退押实践形成了对地主追逼过甚的局面。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南局“向(要)地主退还押金口号应即停止执行”,“已退者,亦不要送还,地主自愿退还者,农民亦可接受,但不要再去动员群众退押,不要向地主追逼”。(4)34停止退押的决策并非是中共中央认为押租不应退还,而是为了防止农民过分逼索,地主逃亡,影响退租运动的开展。(5)35

   1950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土改中处理退押与债务问题的指示》,在新解放区重启退押。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农民交给地主的押金,是一种保证金或地主所收的预租,农民如未欠租,在退田时,地主照例是应将押金退还给农民的。在土地改革中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金退还给农民。但只将农民最后所交给地主之押金退还,不应翻老账,亦不应计算利息。”(6)36中共中央对押租性质的解释和退押政策的制定符合新解放区农村的租佃契约和民间习惯:一方面,从经济角度出发,指出押租的保证金性质,提出地主应在佃农退田时将押租退还;另一方面,在退还过程中不翻老账、不计利息的规定,符合押租制度的运行实际,因为押租利息每年在佃农交租时已经扣除。

   然而,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局面对西南地区匪乱初平、农民尚未发动的现实,将中共中央关于押租性质的解释赋予了浓厚的封建剥削色彩。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称:“农民交的是押,历史上地主往往用各种欺诈方法,甚至利用权势压迫,利用剥夺佃权等方法,以达到实际上完全不退或退得很少的目的。”(7)37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西南局对押租制所蕴含的剥削性质予以解释说明:“押金剥削普遍的高于租额,虽系地租的保证金,由于地主的勒索,货币变革和贬值,以致农民所交押金几乎全部失掉本值。”(8)38西南局虽然承认押租的保证金性质,但基于1940年代押租制变迁,强调因地主勒索和货币贬值,佃农所交押租损失严重,而地主正是佃农押租损失的得利者,因此将押租制度解释为比地租更严重的封建剥削。(1)39

   川西是押租制最盛行的地区之一,1949年9月,负责南下接管川西政权的晋绥分局编制《四川概况》一书,其中便提到:“地主增加租佃的方法是:农民种地主土地,必须交一定数量的‘押金’,又称‘稳租’。加租就是直接提高租额,加佃就是增加押金,租佃关系转移一次,即加租加佃一次。”(2)40基于此种认识,川西区党委在西南局的基础上,对押租制的定性更进一步。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在布置退押工作时明确指出:“退押是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回过去不应该拿而被迫拿出来的押金,任何人不能反对,政府也只有赞成。不能反对,因为押金的性质是地主对农民一种残酷的剥削,而我们的革命,就是要废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3)41李井泉基于押租的剥削性质,提出应以革命的名义,由农民倡议,政府支持,开展退押运动。

   随后,川西各地依据李井泉的讲话精神宣传退押,双流县委书记李天民在该县第二届人代会上旗帜鲜明地称:“退押是广大农民合理的正义要求,他们一致要求拿回自己的血汗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反对得了的,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4)42成都是川西行署实验退押的地区之一,1950年10月5日,《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向成都市地主宣传的通知》指出:“押金是属于一种原始的、野蛮的和最残酷的剥削性质。农民不但当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都必须缴清押金,而地主则用各种花样的剥削来吞并押金。”(5)43川西各地对押租制的认识在继承西南局关于封建剥削定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其视为农民苦难和地主罪恶的重要来源。

   从中共中央到川西基层,对押租制的解释呈现越来越浓厚的反封建色彩,即:弱化甚至放弃对押租所具有的保证金性质的宣传,将其转化为地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野蛮的封建剥削和农民贫苦的源头。押租制的解释由经济转向政治,使西南地区的退押运动超出中共中央的经济界定,附带着其他政治考量。

   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称:“清匪、反霸、减租和退押,这个斗争的目的是要达到改变现存的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的阵势,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6)44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土改前夕,打击地主阶级,改变农村权势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关键阶段,时人简称“四大运动”。

   1950年代初期,张际春实际上是西南局农村工作的主要负责者,其在报告减租退押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通过减租,适当地削弱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减轻地主对于农民的压迫。另一方面通过减租会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逐渐达到恢复与发展生产的目的。同时并以此来组织农民群众,逐步树立农村中人民的革命的秩序,打下分配土地的改革的有利基础。”(7)45按照张际春的设想,退押内含于减租之中,并与减租一道,削弱封建剥削,恢复发展生产,进而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邓小平的报告侧重退押运动的政治效果,张际春在其基础上,加入了经济因素。为将二者的构想传达到各地,统一基层工作人员的认识,1950年11月7日,《西南局宣传部关于减租运动的宣传要点给各省区党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明确提出减租退押的目的为:“在经济上要初步减轻农民的痛苦,削弱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是推翻地主在农村中的统治,树立农民的优势,以利于今后土改中去消灭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西南局宣传部要求各级干部要在“思想上明确减租退押的对象不是某些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但不是消灭地主,而是在经济上削弱封建剥削,在政治上打落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即打落其政治优势)”。(1)46西南局将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的目的并列,并将终极目标指向为土改准备条件。

   西南局对减租退押运动的目标设置得到了川西行署的继承和发展。李井泉在川西行署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布置减租退押工作时指出其目的为:“打垮农村的封建政治统治,削弱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封建剥削压迫,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并以此来发动组织农民群众,逐步的树立农村中人民的革命的秩序,给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2)47李井泉的讲话几乎是张际春报告的翻版,然其用词较后者更趋激烈,“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更甚。

   李井泉重政治、轻经济的态度明显影响了基层政策执行者,温江地委在给各县委的指示中称:“要了解如果我们不在退押反霸中把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财产(土改法中不能没收部分)解决了,土改中便不能彻底消灭封建。”(3)48而在基层政策执行者心目中,更多关心退押运动中的利得情形,曾在新津县参加退押工作的夏尚林回忆道:“押金要退,退押主要是追缴地主的浮财。”(4)49如此认知,退押运动在基层的目标便只有一个,即利用政治手段,清理地主阶级财产,这也是实现退押运动一切政治、经济目标的基础和途径。

   从西南局到川西基层,对退押运动的目标认识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政治倾向,即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恢复发展生产等经济层面的目的,而将其视为颠覆农村权势结构、改变阶层力量对比的政治运动,作为运动执行者的基层政权,甚至将其简化为清理地主财产的“挖浮财”行为。(5)50从政治而非经济的层面认识退押运动,使运动的发展超出了产权清理的范围,演变成一场全方位的反封建运动。

  

   三、押租调查申报及折算标准

  

   退押数额有没有任务,直接关系到退押运动的财政目的。曹树基、娄敏等认为退押运动有数额指标,即约等于1951年农业税的增量;而黄柘淞认为退押运动与1951年农业税无关。事实上,1951年农业税征收十分复杂,既有夏征、又有秋征;既有土改区、亦有非土改区;既要征收大春,亦要征收小春。(6)511950年秋冬绵延至1951年春夏的退押运动,如果以1951年夏季才确定的农业税数额为指标,在技术和逻辑层面很难说通。因此,本文主要关注1950年秋冬之际,新政权如何通过一系列调查和折算,确定地主退押数额。

   1949年底川西解放,以晋绥干部为主,先城市后农村的接管方式,使中国共产党对川西农村的情况相对陌生。在征收1949年公粮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时期的田赋清册为依据,结果导致负担不均现象十分严重。(1)52为掌握农村的具体情形,川西各地以县为单位普遍开展农村租佃关系典型调查,押租成为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0年6月,时任新都县第一区秘书的刘冠群被县委书记宋锡九派到外东乡第七保进行租佃调查,刘报告称:“地主们为了保持其无限制的剥削,便要佃户在佃田时先交一些银子或米,佃户欠租时可以从中扣除,这就叫做押头……国民党反动政府币值加速贬值,地主把银子变银元,银元变法币,法币折合成米,卖田不退押,退佃不退押。”(2)53刘冠群对押租保障地租作用的解释符合押租制的设计初衷,然而刘认为佃农缴纳押租是被迫的,目的是满足地主的剥削欲求,并指出地主在货币贬值时通过改变押租形制不断侵吞押租的现象,以论证押租的剥削性质。

华阳县委选择万安乡第三保作为租佃关系调查的试点,该保“无押不成租”,按46户佃户的材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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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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