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人工智能与“人的政治”重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7 次 更新时间:2020-10-05 1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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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作为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在技术革命浮现之际,国家会主动且自觉地建构有利于维持统治的“技术利维坦”。

   二是与国家间的竞争处境密切相关。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每个国家竭尽全力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期获得国际影响力和领导权。在这样的处境中,国家权力总想以新技术的使用,占据国际竞争的优势位置。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已经成为成功国家与失败国家的分界线。成功国家总是采取广纳型发展的进路,因此寻求长期均衡的技术发展;而失败国家大致都会采取急功近利的进路。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政治支配技术的状态区分,实际上都是一种屈从既定技术的被动政治态势。对实行技术急功近利进路的国家来讲,只要现存的技术还能够维持创造财富,它就会完全屈从于这一技术需要。即便是所谓的成功国家,尽管对原创性技术有着主动推进、持续激发,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会对科学技术倾尽热情,但在国家间竞争中也会赋予科技以过重的政治功能与竞争负担。而且也会在权力透支的情况下,对科技加以滥用,似乎同样相信科技是强化政治统治的最强有力工具,实则仍然是对技术的屈从。如斯诺登对美国“棱镜计划”的揭露,就是典型例证。

   三是与科层化政治密切相关。但凡懒政、庸政、怠政,无不想借助于技术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因此会陷入技术的高度依赖状态,从而被技术支配。人们一般会认为,懒政、庸政、怠政只是一种不良行政作风,殊不知它其实是一种行政科层化造成的结果。现代行政管理一大特点就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因此,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手段的引入,不仅可以掩盖行政人员的慵懒习性,也可以掩饰行政权力科层化运行导致的工作低效与无效。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行政学理论不断更新,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行政工作低效或者无效又为引入更先进的技术提供了理由,对技术也就更加倚重。因而人工智能也就会更为普遍、随意甚至会无限制地加以使用。但由此导致的行政管理难题与风险也随之存在和加剧。

   4.3 走出技术屈从的政治进路

   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进步的情况下,试图免于被技术控制、心生屈从技术的扭曲心理与行为,所依赖的还是政治的成熟发展。因为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结构要素而言,能与技术力量相抗衡的也就是政治力量了。比较而言,经济力量很容易被技术所蕴藏的巨大利益所同化,因此在诸社会要素中,经济与技术的同盟关系最为牢固。文化教育的力量,相对于政治经济高度组织起来的实力性建制,历来都是受到政治塑造的力量。加之技术对文化的排斥,文化似乎已经失去了制衡技术发展、促使技术受到规训的效能。因此,在人文文化无法抗衡科学文化的处境中,促成了一种技术垄断的状态。“技术垄断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技术垄断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以,和传统信仰相关的大量文化成分必然会迅速消解。”

   相比而言,政治体制的组织程度最高、动用资源最丰富、自我维护意识最强,但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呈现出反向控制政治权力的时候,譬如政治组织及其成员同样被人脸识别而变得毫无隐私和安全感的时候,政治决策者被人工智能牵着鼻子做出“决定”的时候,政治权力也会“本能地”倾向于控制技术,以免被技术反噬。因此,从技术屈从中走出来,让技术不至于异化为控制人的工具,始终保持技术之作为人类发展的强有力工具与手段的特性,就有必要首先从技术屈从中拯救政治。一种能够从技术屈从中解放出来的政治,一定是主动而为的政治机制。所谓主动而为,是按照可以有效驾驭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轨道运行的政治。这样的政治轮廓,在人们研究人工智能的规范发展时,已经为研究者所刻画。

   一方面,对技术进行有效规范与驾驭的政治体制,从全局和长远两个视角看是人民民主政体。人民民主政体的制度安排与规范作为,可以让政治免于对技术的屈从而避免陷于既定技术的泥潭。人民民主政体对技术的屈从虽然也是存在的,某些弊端甚至比较严重,但从总体上讲这一政体激励人们从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自由发展的长远眼光看待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因此可以大概率避免对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派。因为在这种政治体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决策与民主协商的机制保障公共权力很难一边倒地赞同某种技术支配性地影响或控制社会政治生活,并对国家权力决策发挥主导性作用。更为关键的是,人民民主政体的权力是公共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不会被人工智能公司的私权所控制,从而可以基本保证作为一个公共问题的人工智能管控问题,诉诸民主的公共制度与程序加以有效处理。因此,在科技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人工智能同样极为迅速发展的中国,越来越重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一般诉诸法治与行政两种手段促进国家各方面的有效治理活动。在人工智能方面,对于私人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僭行国家强力控制的权力,立法者会予以制止;而对国家权力合法使用人工智能手段治理社会,则采取鼓励或者默许态度。倘若反其道而行之,就有违公共权力的规范要求。在关乎人工智能的立法上,法律需要解决机器人的法律定位问题,确定机器人的发展潜力并予以法律规约,借鉴管控网络发展的相对成熟法规,并避免以幻想引导法律的制定。由此既避免给人工智能的发展设置障碍,同时又对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给予理性回应。在行政监管上,政府可以借助更具灵活性的方式、途径与手段。一是可以刺激科技市场的力量,有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二是可以更为积极地进行监管,既了解人工智能行业的进展,也主动与前沿从业者对话,从而保证监管的有效性与权威性,不至于让政府陷入埋怨科技人员不了解监管必要性,而科技人员转而抱怨政府不懂人工智能技术的相互冷漠、相互敌视的两难困境。三是促使政府改进监管方式,既避免掉入过度监管的陷阱,又避免掉进监管不足的泥潭。为此,促成一种对人工智能有效促进和管控的民主治理局面,方有望实现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目标。

  

   5 结语

   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技术,是人类生产力发展进步的产物,无论它的智能达到何种惊人的程度——甚至可以超过人的智能,无论它是人的物化还是物化的人,终归是人的产物与技术的产物,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控制人类。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工智能是生产技术,而人作为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泼的要素,也是决定性的要素。生产技术需要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方向进取,而不是人屈从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利用者、享受者,无论是个人、社会组织还是国家,都需要持有这种政治价值理念。也只有持这种政治价值理念,即技术进步服务于人民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工智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才会得到根治。因此,当人工智能技术丛受到合理价值规范引导的时候,它不仅不会终结“人的政治”,相反会成为极大地推动人的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的政治”也就获得重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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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20(5):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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