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尚勇:佛教影响下的人生困境书写——试论赵壹《穷鸟赋》的渊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 次 更新时间:2020-10-04 21: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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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尚勇  

   《穷鸟赋》先讲述一只穷鸟的故事,再交待这个故事的内涵。这种行文方式在先秦寓言中较为常见6,又与佛教譬喻故事完全相同。《穷鸟赋》在题材上最突出的一点是,以鸟的困境来譬喻人生困境。这在先秦寓言和谚语中多有,但中土此类鸟兽寓言或谚语并不集中于对某一种动物作详细解说,而且与《穷鸟赋》等待外力拯救的思想内涵大不相同。

   佛陀宣教说法时常常使用这类假设的鸟譬喻,如佛陀所讲的一个故事:

   过去世时有一鸟,名曰罗婆,为鹰所捉,飞腾虚空。于空鸣唤言:“我不自觉,忽遭此难!我坐舍离父母境界而游他处,故遭此难。如何今日,为他所困,不得自在?”鹰语罗婆:“汝当何处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罗婆答言:“我于田耕垄中自有境界,足免诸难,是为我家父母境界。”鹰于罗婆起憍慢,言:“放汝令去,还耕垄中,能得脱以不?”于是罗婆得脱鹰爪,还到耕垄大块之下,安住止处,然后于块上欲与鹰斗。鹰则大怒:“彼是小鸟,敢与我斗?”瞋恚极盛,骏飞直搏。于是罗婆入于块下,鹰鸟飞势,臆冲坚块,碎身即死。[22]172-173

   最后佛陀告诫诸比丘,要远离五欲境界,谨守身、受、心、法四念处境界。故事中的罗婆鸟身陷鹰爪之下,而能运用自己的智慧回到安全地带,拯救它的没有所谓“大贤”。但罗婆鸟所依托的除了自己的智慧之外,更重要的可能是它所回归的“耕垄大块”。故事中罗婆鸟身处困境,最终成功脱离困境。在这方面,这个故事可以与《穷鸟赋》的故事相类比。

   与上述故事以鸟作譬相比,更加突出的是,《穷鸟赋》所说故事中,苦难交加、内独怖急、犹识密恩等内容和语汇,都难以找到中国本土思想的痕迹。有意思的是,在晚唐五代的禅宗公案中却能发现相似的内容:

   师问僧:“如人在高树上,口衔树枝,脚下踏树,手不攀枝,下有人问如何是西来意,又须向伊道,若道又被扑杀,不道违于他问。你此时作么生指他,自免丧身失命?”虎头招上座返问:“上树时则不问,未上树时作么生?”师笑:“嘘!嘘!”[23]829

   (芭蕉慧清)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万丈深坑,背后野火来逼,两畔是荆棘丛林,若也向前,则堕在坑堑;若也退后,则野火烧身;若也转侧,则被荆棘林碍。当与么时,作么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堕身死汉。[24]551

   以上两则公案中的困境表述,不太可能受到赵壹《穷鸟赋》的影响,而应来自于佛教内部。说到这,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基本的观点:不仅在鸟譬喻上接受了佛教的影响,《穷鸟赋》所说故事在困境表述上必定也曾接受了东汉流传的佛教的影响。寻觅这一影响的直接证据不易,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从佛陀说法所用困境譬喻的角度来看看能否找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卷上:

   一切众生贪著世乐,不虑无常,不以大患为苦。譬如若有一人遭事应死,系在牢狱,恐死而逃走。国法若有死囚喻狱走者,即放狂象令蹈杀。于是放狂象令逐此罪囚。囚见象欲至,走入墟井中。下有一大毒龙张口向上,复四毒蛇在井四边。有一草根,此囚怖畏,一心急捉此草根。复有两白鼠啮此草根。时井上有一大树,树中有蜜。一日之中,有一滴蜜堕此人口中。其人得此一滴,但忆此蜜,不复忆种种众苦,便不复欲出此井。[25]533

   《维摩诘经》卷一《方便品》维摩诘说:“是身如丘井,为老所逼。”《注维摩诘经》卷二引罗什曰:

   昔有人有罪于王,其人怖罪逃走,王令醉象逐之。其人怖急,自投枯井。半井得一腐草,以手执之。下有恶龙,吐毒向之,傍有五毒蛇复加害。二鼠啮草,草复将断。大象临其上,复欲取之。其人危苦,极大恐怖。上有一树,树上时有蜜滴落其口中,以著味故,而忘怖畏。[26]342

   唐义净译《譬喻经》记载了佛陀所说的一则与上面两处故事性质、内容相近,而更有意味更加完善的譬喻故事:

   乃往过去,于无量劫,时有一人,游于旷野,为恶象所逐,怖走无依,见一空井,傍有树根。即寻根下,潜身井中。有黑白二鼠,互啮树根。于井四边有四毒蛇,欲螫其人,下有毒龙。心畏龙蛇,恐树根断。树有蜂蜜,五滴堕口,树摇蜂散,下螫斯人。野火复来,烧然此树。[27]801

   上引故事中一个在旷野游玩的人遭遇大象的追逐,情急之下,他沿着一棵树躲到了一座空井之中。但有黑白两只老鼠在啮咬着树根,上方的树随时有可能倒下;井壁四边有四条毒蛇,随时可能咬死井中之人;下方又有一条毒龙。在此困苦之时,井中之人却尝到了树上滴下来的五滴蜂蜜。在短暂的甘甜之后,根部松动的树开始动摇,吓散了树上的蜜蜂,它们纷纷向下叮咬井中之人,紧接着野火把枯树烧着了。井中之人的困苦境况,可以想见。

   佛陀解释了这则譬喻故事的用意,其中旷野比喻无明,人即是众生,象比喻无常,井比喻生死,树根比喻人命,黑白二鼠比喻白天黑夜,啮树根比喻心念衰灭,四毒蛇比喻地水火风四大,五滴蜜比喻五欲,蜜蜂比喻人的邪思,火比喻老病,毒龙比喻死亡。此故事告诉人们不能被眼耳鼻舌身五欲所吞没,应当摆脱五欲,应当解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甚可怖畏。

   美国汉学家葛瑞汉分析庄子思想时说:“苦难并没有占据庄子及任何前佛教时期中国思想家的思想。像其他人一样,他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悲痛和欢乐的交替有如日夜或死生那样乃理所当然。”[28]202、237葛瑞汉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佛教四谛说所揭示的人生是痛苦的思想在佛教进入之前的中国思想传统中是未曾有过的。

   《譬喻经》虽然翻译成汉文年代较晚,但它所要说明的是佛陀苦集灭道的四谛说的道理,这个道理则是佛陀传教之初便广为宣讲的。鸠摩罗什译本和引用及前引禅宗公案都说明,义净译本《譬喻经》故事的内容应当是历代佛教徒都较为熟悉的。人入井中故事显然是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而且这种虚构亦未必合于生活的逻辑。但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描述却是深刻透彻的,而且形象具体,属于文学化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佛陀四谛说所针对的正是人自身与社会交织构成的无可摆脱的生存困境。人类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往往不能自主地认识到自身生存的巨大困境,佛陀所说的故事目的是引导人们发现和认知自身生存的困境。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困境之后,确实会感到“怖急”,感到恐惧和焦虑。如果以本体取代喻体,《譬喻经》故事说的是,众生因为无明而随生死欲望流转,无常的变故常常如影随形地追逐着他们,他们在生死忧戚的循环往复中备受煎熬,恐怖万分。白天黑夜过去,又是白天黑夜,时间在推移,他们的精神意志愈加薄弱,他们的身体状况日渐恶化,他们害怕死亡的降临,害怕生命的消亡。这过程当中,他们的各种心思念头,他们对外界事物的追求,此起彼伏,想入非非,他们不觉痛苦地品尝着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欲望得到一时满足而带来的快乐,最终年老和疾病让他们痛苦地耗尽了此生的生命,没有一点思考,没有任何成就。这正是人类的困境。如果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们有理由对我们的困境恐怖万分,焦虑不安。赵壹选择耽玩典籍,抗论当世,而甘于郡吏,不应征辟,大约也体现了他对佛教所说的人生困境有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穷鸟赋》苦难交集、内独怖急的描述极有可能接受了佛教四谛说的影响。

  

   四、结论

   据上所述,赵壹《穷鸟赋》对人生困境的表述接受了佛教以鸟譬喻人生困境、佛教对人生困境的其他譬喻化表述、佛教以人生为痛苦的四谛说、佛教宣扬的佛陀信仰等思想因素的综合影响。以上各项内容在先秦西汉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显明7。因此可以说,《穷鸟赋》题材和思想的渊源在佛教,它是东汉较早接受佛教信仰、语言和义理等多重影响的文人文学文本,对于理解佛教在东汉生存发展的一般状态有重要意义。从张衡《西京赋》“展季桑门,谁能不营”那样对佛教信仰生活的简单表述[4]470,到赵壹《穷鸟赋》对佛教于人生存困境的理论思考的接受,可以看出佛教对赋这一汉代主流文体的影响逐渐走向深化。

   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主要以介入信仰的方式来展开。学术界常引用襄楷上书所云“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1]1082,正是很好的说明。对西汉中后期纬书所载感生、异表和胁生神话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感生神话之因梦感生、出生预言和神女沐浴等情节,都来自于佛陀感生神话。纬书对佛陀感生神话的借用,亦缘于当时中土佛教的信仰仪式活动。《论衡》和《东观汉记》记载的光武帝出生时“空中光明”的记述,亦来源于佛陀降生神话[29]。这可以说明,至晚在西汉末期,中国人对佛陀感生神话已有极其充分的了解。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是以信仰仪式和神化佛陀来进行的。这种传播方式在中国一直得到持续,桓帝之前,有汉明帝诏书所说楚王刘英“尚浮屠之仁祠”[1]1428,桓帝之后,有笮融“大起浮屠祠”“大起浮屠寺”[30]1185,[1]2368,这些都是佛陀信仰仪式。因为有了这些仪式,才有了《四十二章经序》和《牟子理惑论》中记载的明帝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31]242“身有日光,飞在殿前”[32]15的佛陀形象。任继愈说:“东汉社会上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有神通,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这是中国所熟悉的神人、至人。”[33]8这一段话的前大半完全正确,其背景正是上面所说的佛陀信仰仪式;最后一句则不完全正确,因为佛陀的神通是部派佛教和初期大乘佛教极力宣扬的,在早期汉文和巴利文阿含部经藏和律藏中,这样的记载比较常见。东汉社会对佛陀的认识因缘于在中土流传的印度佛教神化佛陀的仪式行为。

   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二个途径是语言的影响。这方面较有代表力的成果是朱庆之关于汉乐府《善哉行》的讨论。[34]526-539朱庆之指出,《善哉行》首二句“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大难”指死亡,“口燥唇干”指人死亡之前的生命体验。这种话语方式,在汉代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中并不存在,其来源是佛教翻译所使用的语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古词:来日大难,口燥唇干。言人命不可保,当乐见亲友,且求长生,与王乔、八公游焉。”[35]29朱庆之的分析是正确的,古词《善哉行》只是借用了佛教翻译的语汇,其指向是道教长生与求仙,其思想底蕴仍是中国传统。

   佛教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另外一个途径是义理的输入。一般讨论这一问题的最可靠的依据是桓帝初年安世高和桓帝末年支娄迦谶先后对小乘经典和大乘经典的传译,以往学术界了解的中土文人零星的表述主要有张衡和襄楷等。[36]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跟《善哉行》相反,《穷鸟赋》为“穷鸟”“大贤”等传统语汇赋予了新的内涵,其对人生困境的深刻揭示和外力拯救的思想亦更见佛教影响。这表明,佛教义理在东汉后期已经被部分士人理解和接受。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陈君.东汉社会变迁与文学演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4]刘跃进.文选旧注辑存[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5]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6] 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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