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超:秩序、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 ——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5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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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内容摘要:中东剧变即将迎来十周年。过去十年,中东政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秩序、意识形态、模式三个维度。中东正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地区权力正发生深远转移。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俄罗斯等其他外部新势力以及地区大国乘势而起。传统的地区权力体系遭到颠覆,联盟体系解体,国家碎片化,以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非国家行为体的严峻挑战。秩序崩溃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狂飙突进时代已告终结,民主、人权、选举、世俗化等传统叙事正在被正义、发展、稳定、改革等新的话语体系所取代。以土耳其、埃及、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正悄然转型。中东地区政治的急剧转型反映了当下全球秩序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地区反应,同时也凸显了中东政治中新一轮自主意识的兴起,开启政治上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的新进程。

   关键词:中东政治;地区秩序;意识形态;政治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大国与中东关系”主持人(北京100101)。

  

   中东剧变爆发至今已近走过十年历程。过去十年,中东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剧烈变化。学界从宏观或国别层面对中东剧变的原因、表现及影响等作了较多探讨,但究竟中东剧变给该地区或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需要学界进行持续思考。中东剧变对中东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还在持续发展中,更长远的效应还需更长时段来考察。以十年为一个周期,从政治秩序之变迁、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模式的演化三个视角对过去十年中东政治发展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找出规律性变化,或许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事态发展和地区走势有所助益。

   秩序之变:权力的转移与“后美国时代”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权力格局以及一整套规则、规范和制度。依照这一概念,中东秩序是指对中东具有重要影响的域内外势力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区格局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规范和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秩序,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再到两河流域,基本都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内。伊朗处于奥斯曼体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存在。虽然奥斯曼帝国秩序面临来自西欧列强以及内部反叛的巨大威胁,但仍能勉强维持生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战败瓦解,奥斯曼秩序轰然崩塌,并被所谓的赛克斯—皮柯体系所取代,欧洲开始主导中东并分割了奥斯曼领土。二战后,随着英、法的急剧衰落,其地位转由美、苏接替,中东由殖民体系转向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抗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确立。中东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形成。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经受了多次严重冲击,从“九一一”事件到伊拉克战争,从伊朗核问题到中东剧变,一次次撞击使得这一秩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开启了中东秩序的“后美国时代”。其鲜明特征是,美国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出现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可以说,中东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地区秩序视角看,第一,自中东剧变以来,主要域外大国在力量对比方面发生巨大变化,传统势力均衡被打破。这突出表现在美降俄升、西退东进和“一降两升”上。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孤立主义上升,不愿再深陷中东,不愿过度担负所谓全球领导责任,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与中、俄的大国竞争。与中东近邻的欧盟则陷入内外交困境地,无力在中东发力,欧盟一手打造的“地中海联盟”实际已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东之乱祸及欧洲,非法移民、难民潮、恐怖主义一波又一波,欧洲内部同时还面临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和右翼力量上升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俄罗斯则借叙利亚战争等中东之乱积极重返中东,全面拓展与中东各国关系,极大提升了地区影响力,在冷战结束30年后再度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角。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呈明显上升趋势。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访中东,积极参与调解美国与伊朗矛盾,甚至破天荒地派军舰赴波斯湾参加护航。印度莫迪政府由传统的“东向”政策转向东西兼顾,又推出“西向”政策(Look West Policy),大力加强与伊朗、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关系。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稳步推进。

   第二,域内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国家间关系严重失调,新的地区性大国兴起,具体表现在:传统地区权力中心发生转移,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利雅得、阿布扎比、特拉维夫和德黑兰。与3个非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国家集体失色,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被3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沙特、阿联酋、埃及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激烈交锋,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在西亚北非两大板块中,北非处于颓势,且内向化、非洲化趋势明显。除了摩洛哥等日益非洲化外,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世界“领头羊”也日益将非洲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在阿拉伯世界板块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兴起,形成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大地区性中心力量。

   第三,传统的地区规则、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被撼动。美国在中东的乱作为、不作为以及持续战略收缩,构成了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美国几乎放弃了过去几十年其中东战略的五大支柱——保障能源供应;与地区主要国家结盟并保障其安全;推动巴以和平;反恐;促进中东民主与自由。冷战结束后,中东和平进程是中东稳定的主要基石。而特朗普政府亲手摧毁了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则和基石:“以土地换和平”“两国论”,公开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承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美国对地区盟友的安全承诺也显著下降,在关键时刻不愿向海湾盟友提供安全保护。2019年,沙特重大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打击,波斯湾多次发生商船遭袭击事件,充当地区反恐先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美国抛弃,都是典型事例。这也导致美国与其在中东长期所依赖的四大支柱国家(埃及、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的盟友关系开始崩塌。地区间国家关系出现大分化,传统盟友与伙伴关系发生剧烈调整并进行重组,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以及土耳其与埃及、沙特、阿联酋、以色列四国由伙伴到对手的关系逆转。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阿联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国五国反伊朗地区联盟的形成,土耳其、伊朗和卡塔尔三国结成保守伊斯兰准联盟,以伊朗为核心的地区什叶派联盟形成,海合会出现分裂,这四大事件的发展对地区秩序则造成严重冲击。作为海湾以及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会,其成员持续繁荣与团结合作出现动摇,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扬镳,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与此同时,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宗派主义、极端主义持续兴起,冲击传统国家边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在整个地区肆虐,库尔德民族主义持续上升就是典型例证。

   第四,从国家层面看,各国内部政治生态与政治秩序发生诸多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五方面:其一,中东多国陷入混乱无序,或政局动荡,或陷入冲突和战争,被迫进行权力的结构性根本改造或重大重组,如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突尼斯、也门。其二,政治力量去中心化、多极化、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明显。传统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地区多个长期执政的“老大”政党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多元化并带来政党的多样化。“阿拉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任的领导走到了尽头。”部族、民兵、非政府组织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传统权力关系与政治运行模式日渐改变,如官民关系、政教关系、军政关系等。“大众政治”盛行,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宫廷政治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敛。技术进步加速了权力的扩散和转移,社交媒体爆炸式增长,青年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权显获提升。除少数国家外,宗教力量在多国政治发展中作用上升。军队的作用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凸显,整体呈上升趋势,有的甚至走上前台(如埃及)。其四,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击地区政治秩序。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三国尤为突出。武装民兵组织在地区扩散,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发挥显著作用,并塑造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形态。在伊拉克,武装民兵正在发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变化,随着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开始积极谋求进入政治舞台。伊朗支持的跨国什叶派民兵网络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挥重要作用。跨国雇佣军在中东战争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中东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从利比亚到叙利亚,活跃着大批国际雇佣军。以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恐怖组织在地区范围内活动,如“伊斯兰国”对地区构成严重安全挑战,在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活动猖獗。可以说,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及地区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其五,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入加速转型期。海合会六国普遍面临王位继承危机、代际危机、经济转型危机及社会革命危机。沙特、阿联酋、阿曼等国面临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和权力中心的转移。沙特王室政治发生重大改变,兄终弟及继承制度被终结,萨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

   总之,当前中东秩序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动荡、混乱、无序和不确定性。“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是约瑟夫·奈所言的一种“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的混乱秩序”,犹如中东版的春秋战国时代。

   意识形态之变: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到身份政治的兴起

   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通常,我们把它看做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过去数十年来,中东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一直非常激烈,贯穿四条主线:美国霸权主义与反美主义之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义之争、世俗化与伊斯兰主义之争、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争。这四方面的重大斗争在多方面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与社会、中东的和平与发展之走势。本质上,围绕这四条主线斗争的底色是中东国家对有尊严的民族主义之强烈追求,反映了它们对强加的外来主义和政治秩序的抵抗。

   不过,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特别是中东剧变以来地区与国家政治发生急剧变化。中东秩序塌陷的同时,主导意识形态也在崩塌,地区意识形态呈现真空化和多元化。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而国家民族主义在上升。伊斯兰主义发生严重分化,极端主义日益被主流政治力量所排斥,而温和伊斯兰主义在上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东长期流行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失去势头,导致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意识形态混乱。中东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

第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从理论到实践走下神坛。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西方全力推动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五化”进程,急欲将中东纳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地区战争,企图对“大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走上巅峰。但随着中东地区进入“后美国时代”,它不仅意味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还象征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美国被迫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并放弃在中东进行的所谓“民主改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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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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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亚非洲》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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