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6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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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  
范文澜或已多少了解到一些叶菲莫夫及相关苏联学者所持汉民族形成观点并在撰写“绪言”相关部分时有一定针对性),但是他已经认识到用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与中国史家既有认知间的矛盾,看到简单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解释汉民族形成问题时已经出现的偏差。范文澜在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时,改变了此前撰写《中华民族的发展》时那样并未涉及斯大林民族理论和民族定义的做法,而是直接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进一步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结论。第三,叶菲莫夫的文章并非是促使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文的唯一原因,充其量只是个导火索。在看到《民族问题译丛》第2辑发表叶菲莫夫文章后,范文澜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节选出先前已经写就的“绪言”中第七部分,有针对性地交由受众更广、更具权威性的《历史研究》发表,从而引发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

   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迅即引发争论,不同意范文澜观点的意见不出意料地占大多数。即使在范文澜使用斯大林“四个共同”定义有效论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完全能够说得通的情况下,叶菲莫夫的汉民族形成于近代的观点依然能够得到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响应,实在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状造成的。对于众多不同意见,范文澜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在1955年《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编再版时,将包含《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绪言”收入书中,这也表示他对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改变。刊载叶菲莫夫文章的《民族问题译丛》则在其第3辑(1954年8月出版)全文转载了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在同年11月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范文澜所长在‘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三联书店1957年5月将部分讨论文章结集出版(即《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所收第一篇文章就是范文澜此文。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统一认识,“这场论战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悬案而挂起来了”,也被后人称为“一朵被挂起来的金花”,但是上述举措说明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在各方面引起的高度重视。

   二、貌似与神似: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的示范性意义

   1951年,范文澜在《新建设》杂志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对写成于延安时期、被后人誉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最著名的代表作”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了“自我检讨”。文中重点想要表达的是:由于理论修养不够、材料不足、撰写时间仓促等原因,《中国通史简编》“写的不好”,对书中的“片面的‘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的错误”“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以及“缺乏分析”“头绪紊乱”的叙述方法等不足作了专门讨论,他甚至措辞严厉地直言这部通史“不久就可以丢掉”。以《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些“自我检讨”的指归实际上已超出《中国通史简编》本身,反映出范文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整体发展的学术期许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思态度。

   1957年3月,范文澜应翦伯赞之邀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核心内容是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把自己限制在某种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他在演讲中提出著名的“‘神似’‘貌似’说”:

   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了之后,要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也就是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获得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发生新变无穷,解决它们的办法也新变无穷,这才是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

   如果将上述对《中国通史简编》的“自我检讨”与此次北大演讲作对比,可以看出几年间范文澜反思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过程;如果联系到发生在两者之间的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以及范文澜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观点与态度,更可以理解他在这次演讲中所说的话的分量:“各自的条件不同,苏联是那样结合的,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是这样结合的,也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苏联,做法不同,其揆一也,妙处就在这个其揆一也。”“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为了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在“新变无穷”的各种情况下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范文澜适时抓住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此举除了证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外,其背后还有“把普遍真理和当前的具体问题密切结合”以达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深层意图在内。

   叶菲莫夫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在其文章开头即写明:“在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作品中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时代中,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中所形成的一个历史的范畴。”由此论证汉民族形成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由于此前已有人因斯大林民族理论而质疑汉民族形成问题,虽有荣孟源、刘桂五、华岗等人加以澄清,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叶菲莫夫文章在中国的发表将会给这些质疑提供有力支持,这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会产生负面后果,范文澜立即表示对此“要说些话”。在他给刘大年的信中说:“大年同志:这篇稿子(即《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引者注)我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下……看到叶文,我也要说些话。看《历史研究》登是否可以。”《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在简要叙述汉族自秦始皇统一后就已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的中国历史发展大势后,随即提到斯大林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也不能有民族的”观点,说明“依据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而中国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形成统一国家、形成汉民族整体。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面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斯大林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叶菲莫夫据此认定汉民族形成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中国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形成发展时期。范文澜则指出:汉民族自秦汉形成后当然不是“资产阶级民族”,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仍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并不是民族的纽带。也就是说汉民族有它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不因为有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才开始成为民族”。此处的表述非常清楚,即不认同时人理解的斯大林所谓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起来的观点,因为汉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早已形成;否定叶菲莫夫所谓“中国民族”形成于近代的结论,认为汉民族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

   不消说,汉民族形成问题之所以出现争议,其症结即在于套用斯大林民族理论论定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从学理层面破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把汉民族形成问题作为“不破不立,只有破,才能立”的具体案例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的示范,如上所述,范文澜发表此文的深刻用意当不仅在于申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否定叶菲莫夫的观点。事实上,范文中并未提及叶菲莫夫其人其文,因为叶文的观点同样来自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而持与叶相似观点的中国学者亦大有人在,他们的观点依据也来自权威理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理论、运用理论,特别是当理论与事实间发生冲突时,究竟应该以理论解释事实,还是以事实推翻或修正理论,历史观点的根据来自理论还是事实?范文澜给出明确回答:

   归根说来,汉族在秦汉时已经开始形成为民族……中国近代史证明不曾形成过资产阶级民族,似不应以无为有。中国古代史证明汉族在独特的条件下早就形成为民族,似不应以有为无。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

   “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可以看作范文澜在1949年后纠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教条主义所提示的基本原则。历史研究不能因适应理论而置事实于“以无为有”或“以有为无”,“有”和“无”必须来自事实而不是来自权威。蔡美彪说:“此说的提出,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当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也正由于此,此说一出,批驳之论即接踵而来,但范老仍处之泰然,因为他自信其说基于中国历史的实际,并与汉民族的实际状况相符合。”范文澜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发声与论证,即有效阐释了“历史的具体事实正是有和无的根据”的原则,也成为之后他所说的学习理论要“神似”而不能“貌似”的生动实例。

   范文澜在1949年以后重写中国通史、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神似”,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的学术语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特别是涉及诸如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阶段、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主权与领土的侵掠等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或历史事件,研究问题的学术视角是建立健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体系,现实视角不仅未因学术视角的强化而有所削弱,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反而更为突出,类似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等则可能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层面。刘桂五回忆说:“50年代初,高级党校聘请一位名叫尼基菲罗夫的苏联教授,他来见范老,说要翻译范老的《中国近代史》,但要范老删去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部分,范老当面辨明:我们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绝不删改!”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49年修订版中的第4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绪言”部分记载沙俄侵占中国领土部分时写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它(沙俄——引者注)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还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但是,查1955年9月出版的第9版范著《中国近代史》的此处记载,已经变为: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装做公正保护者,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勒索满清的酬谢”,即删除了沙俄“夺取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及东三省黑龙江南岸的大部分土地”的关键字句,并且在书前的“九版说明”中言及“书中所举的某些外国的残暴、诡诈等,都是指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侵略者,与各国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无涉”。著者虽然“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是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而表示“绝不删改”,但迫于各种压力仍然对新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记载有所删除,还要在“说明”中有所“表示”。类似事例同样是影响范文澜学术观点的潜在因素。

反观因《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发表所引发的不同意见,多数人不仅不能接受范文澜的见解,而且在激烈批评范文的同时竭力维护那些脱离中国历史实际的或者是尚未完全理解清楚的权威观点。如有人说:“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就必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社会汉族形成民族的过程是肯定存在的”,“苏联叶菲莫夫同志对中国汉族形成为民族的论点,是比较科学的。”类似说法在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屡见不鲜,可见斯大林民族定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影响力。对于这些观点,范文澜虽未再撰文回应,但是他早已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写道:“中国通史则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此话已充分表达出不能过分迷信外国学者之意。在与苏联等国外历史学者的交流接触中,范文澜作为资深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会比他人更为切实地意识到,中国历史撰述与对中国历史问题的解释,话语权必须掌握在中国史家自己手中。1955年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最热烈的阶段,范文澜在给蔡美彪的一封信中说:“我从前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过高地看待了。”这句话说得耐人寻味,可以看出经过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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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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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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