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当代中国的“左与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33 次 更新时间:2006-12-21 21: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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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进入专栏)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

  时间: 12月17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北京大学资源宾馆1308 乌有之乡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乌有之乡。今天下午有幸请到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秦晖教授,秦老师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同时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客观上也存在不同的思想派系,我们今天就有请秦老师以“当代中国的左与右”为题,开始今天下午的讲座,欢迎。

  

  秦晖:谢谢大家,也谢谢乌有之乡给我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来左右成了一个很热门的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虽然这个争论没有深入下去,但是前年郎咸平提起国有资本改革以后,这个话题实际一直在进行,只不过从纯理论的层面转入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这是问题深入的一个体现,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直接从问题切入也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的缘起,任何问题都有形而上的层面。对于左和右而言,我们知道一般历史书上都说左右这个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议员有一部分很激进,就是彻底改变现状的就站在左边,有一部分主张不改变现状或者说不那么激进改变现状的人他们坐在右边,于是就有了左右的区别。而且以后也有了这个观点,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可是如果我们仅仅这样讲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现在我们本身在用词上就有“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如果说右派本身和激进是不相容的,那激进右派不就等于说是黑色的白或者白色的黑一样吗?这构词本身有问题。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仅仅讲保守和激进,那么你就回避了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保什么、守什么,你要进向哪里去?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的,根本无法谈任何问题。比如我们改革以前,经常讲到历史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比如我们往往讲北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可那个时候是建立在国有化很好的基础上,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王安石很多东西都要搞国有化,金融要搞国有化,因此有青苗法,贸易也要国家垄断起来,因此有司仪法等等。司马光就相反,他主张官不与民争利,今天有些人说他是主张自由放任的。按照当时的观念看来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可是如果我们按照邓小平搞市场改革以后的观点来看,市场经济似乎是一种改革,国有原来那一套东西好象代表着现成秩序,那么似乎我们就应该反过来说司马光是改革派,王安石反而成了保守派。

  所以我说仅仅讲激进与不激进,仅仅讲改革与保守,这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你要变革要向什么方向变,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个对立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如果要谈到向什么方向变。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完,我今天讲五个问题,但是可能讲不完。第一是利他与自由,第二是安全与自由,第三是群体权界与权责对应,第四是现代左右的声音,第五是当今中国的左与右。

  我刚才讲了左右肯定不能只讲什么变革与不变革,乃至变革的渐进、激进,你肯定要讲你要追求什么,至于追求是不是很急,可以慢慢来,这是另外的事情。那么要追求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这里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不是有很多时间上网,有人说乌有之乡是一个左派网站。一些左派朋友我也注意到,他们对他们所理解的右派一个很重要的批评,就是说右派是主张自私自利的,是主张利己的,而左派是主张利他的,或者左派是主张利公的、利集体的,右派是主张只管个人的。他们经常有这种批评,这个批评有什么变成文化之争、有时候变成派系之争。有人说西方文化是强调性恶论的,而中国文化是强调性善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好象性恶、性善变成文化的区别。也有人说社会主义主张性善论,资本主义是主张性恶论的,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性善性恶又好象变成左右之别,而不是文化之别。因为大家知道不管中国还是西方都有左右派。但是不管这些相争他们是在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翼之别的意义上谈论性善性恶、利己利他的时候,大概有两个意思是要表达的。

  第一,在事实判断上他们认为说人实际是自私自利的,这很片面。他们认为人经常表现出很高尚的一面,他们认为不管是他们理解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他们理解的西方文化,说人只懂得自利,这个在事实上是不对的,比如有雷锋、白求恩等等,这种人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来。事实上很多人并不自利,你怎么说这些人是自利的呢?这是事实判断。

  第二个判断是价值判断,这不是涉及到是不是,而是应该不应该。这些人说人不应该只顾自己,人们应该为别人着想,人们应该为整体利益或者集体或者说利公等等。

  不过我要说,如果真正按照这种观点去批评,我认为是不得要领的,实际上不管是我们讲的西方文化也好,这里我要讲西方文化本身也包括社会主义,因为大家知道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这些人当然都是西方人,或者是指意识形态,比如说自由主义也好,这两个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其实都并不存在。如果我们要讲西方文化,那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我经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吗?如果真是这样你怎么能够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存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西方基本是基督教国家,所以我们又把西方文明叫做基督教文明,基督教崇拜的人是谁呀?就是耶稣,而耶稣是什么人呢?历史上是不是有,我们姑且不讲。据说他就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那耶稣不就成了大傻帽了吗?崇拜大傻帽西方人本身不是翻傻吗?西方人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他们应该崇拜犹大才大,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了,这才是自私自利,这才是利己的人。那么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呢?

  我们现在有一些话我觉得讲的简直是笑话,前几年我们有这么一则消息,美国西点军校塑了一个雷锋像,说雷锋舍己为人的崇高品德,把西方人也感动了。西点军校是不是有雷锋像,这个我不知道,我是去过西点的。西点各种各样的像和雕塑实在太多,因为西点军校范围很大,而且大家知道很多西方这些公共场所都有形形色色的雕像非常多,我没有看到有雷锋像,但是我相信如果有其实也不很奇怪。我相信即使有你也不能说在学雷锋之前西方人不知道是利他是可贵的,不知道舍己为人是可贵的。雷锋感动了西方人,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可是耶稣至少感动了西方人几千人,这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你要说中国人或者说左派认为利他是好的,或者说值得弘扬的,他们认为利己才是值得弘扬的,我认为这个根本不成立。这是讲的弘扬什么的问题,也就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我觉得任何民族,世界上是不是有鼓励自私自利的民族呢?我不知道。如果有,这个民族可能已经灭亡了。任何民族如果它能够持久延续下来,大概都不会不鼓励利公,大概都不会不鼓励那种牺牲精神。

  我们知道基督教传入西方其实历史不久,在罗马帝国晚期才传入。传入之前他们不信基督教,但是那个时代也有了,大家读过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吧,那是在基督教以前的,那也是一个为了大家而做出牺牲的典范。所以我说也许世界上有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民族,但是这样的民族我相信很难持久延续下来。任何持久延续下来的文明大概都是崇尚高尚的,至于崇尚高尚用什么途径去崇尚这是另外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认为我要强迫你为公,有人认为可以自愿通过给你自由,然后通过制度安排等等,这是另一回事,这是价值判断。

  在这里我要反对一种说法,我们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以往我们这个社会出现的毛病,从反右到文革都是因为鼓吹高尚鼓吹太多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基督教不会造成这种毛病,因为基督教鼓吹高尚,我觉得一点不在于共产主义之下,他不但鼓吹耶稣,他也鼓吹很多圣徒,各种各样为了殉教、为了拯救众生而上绞架的、上火刑柱的,这种人简直无穷多,教会动不动还要封圣,我们也知道为了封圣这里还有很多矛盾。总而言之他们并没有说我们希望大家都自私自利,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事实判断如何呢?你可以说我希望大家舍己为人,但是人事实上都是自利的,那么这个事实判断是不是中国和西方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差异呢?我认为也不是的。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批评经济人这个假设。大家知道经济学经常有一个假设说人是自利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活力就是有利己经济人的假设在前面作为预示。我这里要说这个话从逻辑上讲的确不错,市场经济的确是假设有人叫理性人,有人叫经济人,假设人性是自利的。可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假设只是一种逻辑上的预示,假定人们是自利的,那么我有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也使得人们的自利心可以不损害整体的福利,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亚当斯密就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哪怕我们享受的这一切都不是由于利他引起的。有人说我们到街上吃饭,给我们做饭的人不是为了利他,而是为了自己赚钱,因此我们有饭吃了等等吧。但是亚当斯密可没有这样说,如果他们是为了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没有饭吃,亚当斯密并没有把这个话反过来说。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这些人他们是为了自己赚钱,但是等价交换我们已经获得了服务,但是他并没有说如果这些人要当慈善家,我们就会没有了服务。因此约翰密尔曾经专门解释过经济人,他说所谓经济人的假设并不是说人实际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人实际上除了只顾自己什么都不懂,更没有人认为人应该是这样的。在这里我要讲约翰密尔讲的这个话我觉得是符合我现在对西方典籍的阅读面的,当然我不敢说我看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的确知道在我看到的范围内没有人讲过说人事实上只懂得自利,或者人应该自利,如果不自利反而不好,我们要把他训练得自利,没有人这样讲过。

  但是我要说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倒真有人这样讲过。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们经常讲西方自利,讲西方性恶论,最常用的一个文本就是霍布斯那句话,人对于人是狼。可是你要看过霍布斯的原著你就会知道,第一,霍布斯讲的人对于人是狼,他主要讲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没有一个西方人曾经讲过亲人、熟人之间也是狼,老婆对于老公是狼,儿子对于父亲是狼,这话没有人讲过。第二,他讲的也不是说人对于人应该是狼。人对人是狼是好事,如果人对于人不是狼了,我要把他变成狼,他也没有这个意思。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说穿了无非就是这样,尽管人们行为多种多样,也可能利他也可能利己,但是我们搞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我们不能建立在,我们保证这些人不利己的基础上,我们要建立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管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人们是有自利之心的,任何人包括圣人,我们都不能保证他没有自利的念头,这不是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利,更不是说所有人都要自利,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你这个制度是无法运行下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制度安排必须做到如果你愿意当慈善家再好不过,如果任何一个制度,我这里讲的的确有这种制度,西方我们看到的制度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制度,从来不会禁止人们去当慈善家,从来不会禁止这些人自愿立功。比如说比尔盖茨最近把他的财产捐了一大半,当然有人说他是在沽名钓誉。一个人动机到底怎样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至少这个社会是鼓励这种做法,至少这个社会是鼓励慈善的。至于这些人搞慈善,就算慈善会给他带来实际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这个社会是鼓励慈善的,如果这个社会是一见慈善家就杀,我相信比尔盖茨也不会有这种做法。

  一个好的制度它必然是,如果你要利他、利公、行慈善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这种制度安排也可以使你的行为无害于甚至有利于整体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共同进步。那么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说的简单一点就是鼓励慈善,但是允许交换。你要当慈善家最好,你要利他利公最好,但是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利益,那么你要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交换,这个制度要禁止的一点,要防止的一点,就是防止你去抢劫,鼓励慈善、禁止抢劫、承认交换。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人这个假设不是一个经验调查,他不是做了一个统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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