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 次 更新时间:2020-09-30 07: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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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  

   【学者简介】罗荣渠(1927-1996),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导、当代中国现代化理论与比较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四川省荣县人。代表作《现代化新论》、《美洲史论》。他所撰写、编著、翻译的著作共16部,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15世纪是世界历史上远洋航行探险取得重大突破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的头1/3世纪中(1405—1433年),首先是由中国的伟大航海家郑和七次出航,突破了东亚与西亚东非之间的重洋阻隔,开辟了从中国经印度洋直通西亚和非洲东海岸的远航记录。该世纪中叶,葡萄牙亨利王子组织了深入大洋和南下非洲海岸的连续探险,在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等群岛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该世纪末,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4次横渡大西洋的探险,到达了加勒比海群岛与中美洲沿岸地区(1492—1504年);与此同时,葡萄牙派出了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船队首次完成了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1497—1498年)。旧大陆在一个世纪里所“发现”、征服、扩张的未知大陆、岛屿和海洋,超过了以往所有世代的总和。

   人类的活动舞台从大陆转向海洋,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取向的创新性突破。这一大突破改变了世界各区域文明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从而标志着人类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最早起步。这一观点已得到国际学术界日益广泛的公认。

   这一重大起步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从欧亚大陆两端——远东和远西——几乎大致同时开始向海洋大进军。郑和“下西洋”的进军远远早于哥伦布、达•伽马“下西洋”的进军。但这一共同的历史机遇对欧亚大陆两端的历史发展却导致了大不相同的结局。这是一个世界历史之谜。对这个问题,早在本世纪初我国启蒙运动的杰出史学大师梁启超就提了出来: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60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70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研究郑和的论著甚多,但从中西航海史比较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多见。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时愈来愈重视对东西方发展的比较研究,并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著名的比利时历史学家皮埃尔•肖尼写道: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不是中国人这一事实是有一些值得……思索的因素的。就现有历史文献能让我们了解的而论,终归而言,在15世纪末,远东作为一个可与地中海相比的实体……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比欧亚大陆的远西处于劣势。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常常思索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早于西欧产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追溯到最远,自然会提出15世纪郑和大航海所丧失的历史机遇的问题。当时中国是否有可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呢?是否有可能从郑和大航海引向中国发展取向的一个大转折呢?是否中国有可能率先突破东方农业社会走向现代世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15世纪中西大航海的不同发展取向问题做一番探讨。

  

   宋元以来中国向海上发展的新趋向

   西欧位于欧亚大陆西端,中国位于东端,相距遥远,处在很不相同的自然生态圈中。在古典农业文明时代以前,不同的自然生态圈对人文文化圈的活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打开世界地图一看,欧洲仿佛是由波罗的海、地中海、黑海和亚德里亚海等分割的一些岛屿,正像一个群岛,环绕地中海与大西洋岸的海上交通与航海生活,在欧洲比在中国重要得多。沿地中海岸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发展了商业,因此,欧洲文明很早就具有面向海洋的半岛特征,农业与商业结合的特征,畜牧航海文明的特征。地中海这个内陆海,被陆地锁住的海,是整个西方重商主义海洋文明的汇合处。林立的小国与城邦的竞争,海陆贸易的繁荣,战争的频繁,都对欧洲的动乱、反复动荡发生了重大影响,使欧洲历史很早就具有外向的品格。早在11世纪初,北欧人就跳越格陵兰登陆北美海岸;葡萄牙人在1350年以前已到达亚速尔群岛和加纳利群岛,如果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政治动乱与经济不景气,或许可能更早就打开从海上通往美洲与东亚的道路。当欧洲历史舞台的中心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时,沿大西洋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法兰西等成为开辟海洋新时代的先驱,也就毫不足奇了。

   中国则是一个具有相对短的海岸线的大陆国家。起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农耕文明,拥有广大的活动空间和丰富的地理资源,以牛耕为特色的水利农业文明构成自足发展的体系。在西亚一地中海的文明传播带基本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唯独华夏文明是被大漠和峻岭阻隔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很早就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因此,华夏文明很早就具有大陆河川文明的特征以及水利农业文明的特征,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比西方要高得多。

   欧洲,特别是就西欧而言,它的海岸发展取向,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社会形成的某种内在不稳定性,使那个区域变成一种海盗式的文明区域,并努力向四处不休止地扩张。既然如此,为什么15世纪远洋航行的时代却由中国人揭开序幕呢?是什么力量振动了中国社会的内在相对稳定,使之突破了祖传的导向装置,转向海洋进军呢?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一转向戛然而止,致使中国取得海洋主动权的良机坐失呢?

   在东亚大陆上孕育出来的中国古典农业文明不同于在地中海或西欧地区孕育出来的古典农业文明,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如果以为中国古典文明是停滞的或静止的,那是极大的误解。发源于黄土高原的华夏文明从西北向东南的扩展,在汉代以前已与南洋和东洋的国家发生密切的海上联系。到了隋唐时代,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国”的政治文化结构已经包括东洋和南洋的边缘地区。从宋代以来,由于北方被辽、金的阻挠而切断了陆上国际贸易线,进一步转向南海方向的发展。一方面是东南沿海商人自发努力面向南洋扩展,另方面是阿拉伯商人大量东来。当时中央权势较弱而财政拮据,对海上贸易尤为注意,以坐收“市舶之利”,成为国库的重要收入。到了元代,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对外贸易方面采取了比历代汉族王朝更开放的政策。中央政府不但大力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经营,海外交通港口增多而且比前代更繁荣,还相继进行了对日本、占城、爪哇等多次海外远征,不惜投入数以十万计的兵力和数千艘战船,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故有的学者认为元代是中国海外交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各方面的发展迹象表明,从宋以来,中国大陆发展的取向已出现向海洋方向转换的趋向。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已在突破传统的水利农业社会的格局,甚至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化。例如,上流社会喜好用舶来品;显贵人家使用黑人仆役;中外人等杂居通婚;甚至外商与中国官吏家庭通婚;阿拉伯巨商蒲寿庚管理泉州市舶达30年之久;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供职元朝,曾奉命随船队出使南洋各国;大量华人移居海外,等等,都是中国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开放性发展的明显迹象。这说明了,早在西欧越出中世纪的地中海历史舞台转向大洋历史舞台之前,中国已率先越出东亚大陆历史舞台,控制了东中国海(南宋)和南中国海(元代)。这一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势,只要听其自然地发展下去,中国在西方海舶东来之前拥有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的海权,形成稳定的海外贸易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航海技术的优势

   人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航海技术是否有可能远征大洋,打通联系亚非欧的新航路呢?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博士有过如下的评论:中国人一直被称为非航海民族,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他们的独创性本身表现在航海方面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内河船只的数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海军在1100一1450年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事实正是如此,中国这个非航海民族对航海工艺的贡献,也是十分出色的。为查阅的方便,现将中国古代造船与航海技术方面的主要成就与西方加以对比,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由于这些先进的工艺,中国在内河和近海航行方面早已取得突出成就。例如,宋元时代沿海的北洋漕运用船一两千只,大者八九千料,小者二千余石,其规模之大,恐为举世少见。远洋航行到11—12世纪以后也日趋活跃,中国海舶频繁地驶向广大的亚非海域。当时中国所造的大型海舶已长达二三十丈,载乘六七百人。中国的贸易船到波斯、阿拉伯国家,要在故临(斯里兰卡)换乘较小船只,而东来的阿拉伯商人行船到故临则要换乘中国的大船东行,因大船具有更强的抗海涛能力。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海船在印度洋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不仅在航海工艺方面领先于西方若干世纪,在南洋和印度洋方面的远洋探险活动也比欧洲人早很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11—12世纪时,中国的远洋航路,从广州或泉州出发,东至朝鲜、日本、琉球,南至渤泥(加里曼丹岛)、文老古(鸟鲁古岛)、三岛(菲律宾)、三佛齐(苏门答腊)、阁婆(爪哇)、西通天竺(印度)、僧加剌(斯里兰卡),并越印度洋远至遏根陀(埃及)、班达里(索马里)、层拔(桑给巴尔岛)。荷兰学者戴文达(J•J.L.Duyvendak)把他研究古代中国与非洲交通史的论文富有风趣地题为:《中国人对非洲的发现》。这比欧洲人沿西海岸对非洲的“发现”至少早三四百年时间。一直到15世纪初,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东下探险,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到达好望角。要不是郑和的远洋航行在抵达东非海岸后停下来,以及随之而来的明王朝的海上大撤退,中国与欧洲的两大航海探险的巨流,本来应该在非洲海岸或印度洋上的某个地方不期而遇。

   总之,郑和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航海事业有史以来的黄金时代。李约瑟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它的黄金时代,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在永乐皇朝时代,它有3800艘船,其中包括1350艘巡船,1350艘属于卫、所或寨的战船,以南京附近新江口为基地的主力船队的400艘大船,以及400艘运粮的漕船。此外,还有250艘远洋宝船,每艘宝船上的人数,平均由西元1403年的450人,增到西元1431年的690人以上。在最大的大船上,必然超过了1000人。另外还有300艘商船作为辅助队,及一大堆小船作为传令船及警船。

   但是,在比较中西科学技术在前现代时期达到的水平时,必须注意到一点,即中国所达到的高水平来自传统社会长期渐进的经验积累,是中国古典文明几千年连续性的产物。这一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但中国式的文化结构和自身渐进积累机制,可能带来安于传统而拙于革新的历史惰性。西方国家很晚才走出中世纪的混乱和闭塞状态,应用科技在15世纪时还落后于中国,但在理论科学领先的条件下,却较易摆脱旧传统,具有较强吸收外来先进科学技术的能力。这样,没有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西方实际上可能比继承了丰富技术文化遗产的东方前进得更快,取得后来居上的更大成功。这是在进行东西比较研究时应有的冷静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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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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