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渠:15世纪中西航海发展取向的对比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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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  
故而采取了官方航海政策与民间海禁政策并举的矛盾措施。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取向与东南沿海商业开放性发展新趋势的折中。从短期来看,也许是可行的,因为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是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可说是进两步退三步。

   美洲航路和通往印度的新航路的开拓,是在欧洲贸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之后,很快就取得的革命性突破。大西洋沿岸贸易成为探索通往东亚新航路的起点。到15世纪中叶,1445年葡萄牙人到达佛得角。1461年,即亨利王子逝世1年以后,葡萄牙船驶入几内亚湾。1487年,迪亚士绕好望角获得成功;在此以后10年,达•伽马的探险队第一次跨越印度洋找到了通向印度的新航路。哥伦布在他之前六七年,从另一方向探寻这条新航路而无意中到达了新大陆。欧洲人远洋探险的记录在一个世纪中推进得如此迅速,说明追求黄金和香料的贪婪变成了多么惊人的动力。此外,还要看到基督教以狂热的十字军精神在海外扩张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基督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它把世界划分为“基督教徒-异教徒”对立的世界,并以使异教徒皈依圣教、向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作为自己的使命。哥伦布到达新大陆,每到一地都要向印第安人宣读《传告》,公开宣告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和主宰“野蛮民族”的。这种狂热的宗教精神推动欧洲冒险家去征服重洋险阻,建立海外帝国。这种鼓舞殖民扩张的特殊宗教伦理,是东亚民族中所没有的,对此绝不可以低估。因议论已多,此处暂不申论。

   对比之下,郑和下西洋的次数与总时程都远远超过哥伦布与达•伽马,但是对未知海域的突破却进展不快。郑和的航海基本上是沿宋元以来的传统航线西行,前3次航行大体上是在印度以东的传统朝贡区和贸易区之内,航线基本上是重复的,第4次航行才开拓了访问西亚和东亚沿海岸的新航程。第5、7次航行的路线与第4次大致相同。第6次航行的分䑸有可能比第4次更远一些。就中国这个非航海民族来说,郑和舰队的活动范围已非常可观。郑和是伊斯兰教徒,他父亲和祖父都曾到过麦加朝圣。他的舰队中当有不少回回人,并吸取前代航海技术而集其大成。但他们的舰队也受到各种限制,除了在航行的任务和目的方面完全听命于朝廷外,在世界观上受到中国传统的“华”“夷”观的支配。严华夷之防,与基督教严异教之防,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基督教精神对异教徒是进取的,甚至不惜以十字军的方式去改变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中国的儒家的华夷观则不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求四夷“归顺”“宾服”,相安无事即可。按明太祖朱元璋的世界观,海外四方诸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他在“祖训”中开列朝鲜、日本等15国为“不征诸夷国”。郑和的宝船所到之处,先是宣读大明皇帝诏书,然后大行赏赐。可见东西不同世界观对海外世界的认识是大不相同的,因而东西方的行为准则也不大相同。不同的世界观又是与不同的大地观联系在一起的。西方不仅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形成大地球形的观念,而且地中海位于欧非亚交汇处的地理特征也使西方人早就形成欧非亚三分的T—0型地理观(即T型世界图形)。到中世纪晚期,被淹没的托勒密球形世界观重新得到传播,世界地图绘制学也随之兴起,罗盘航海导向的采用,这一切使15世纪欧洲航海家获得新的科学思想武装。尽管哥伦布作为最后的十字军骑士在许多方面还是充满宗教热忱的中世纪人,但正如航海史专家莫里逊所指出:“就把想法迅速变成行动,活泼的好奇心,准确观察自然现象的能力,乐于冒险和热望获得财富与赞赏而言,他是一个现代人。”中国传统的大陆观是地平大地观。中国在东亚大陆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远离其他古典文明中心,使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中心(中国)与边陲(四夷)的同心圆“天下”观。这种“天下”观的自大心态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真探索与研究,甚至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也只有模糊概念。中国的地理制图本是相当先进的,但现存最早的11世纪的“华夷图”上只绘有中国,周边的“四夷”除高丽、印度外仅有文字说明而无图。14世纪朱思本的著名的“广舆图”也相似。制图者写道:“若夫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郑和时代的海上远征志士都是遵奉孔孟之道、佛教或伊斯兰教传统的人,当然不可能把三桅战舰驶进现代的海洋。只需把当时人留下的有关下西洋的记载与哥伦布留下的日记和早期西方航海家的航行日志等加以比较,其观察角度与兴奋点之不同当一目了然:前者注意于王道的宣扬与异域风物的诗文唱和,后者大多是社会经济情报的收集和征服的纪实。不同的世界观对外部世界做出了不同的观察记录。

   西方人的美洲发现和新航路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使之从狭小的欧洲眼光放大到整个世界,欧洲地图学界重新绘制了包括欧、亚、非、美各大洲的世界地图,从此开始了向海外已知和未知的地区进行征服和殖民扩张的大进军。相比之下,中国进行了震古烁今的海上大远征,也留下了一些珍贵的海外见闻录和航行记程,尽管增长了中国人对南洋的地理知识,却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锁国心态。海外进贡的珍禽异兽引起了人们对异域的好奇心,满足了新王朝的统治者对“际天极地皆王臣”(马欢诗)的虚荣心,反而加固了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和自我中心思想。郑和下西洋时期留下了大量歌颂王道盛世的诗文。至今保存在纽约的一幅来自榜葛剌的麒麟进贡图,图上有一首明朝翰林院学士们的颂词,其结尾是:“仁哉兹兽旷古一遇,昭其神灵登于天府。臣民聚观争先快睹,歧凤鸣周洛龟呈禹。臣职词林谬叨纪著,咏诗以呈颂歌圣主。”如从现存的珍贵的郑和航海图来看,所记中国人对南洋的认识,也主要限于南中国海贸易区,对西印度洋贸易区的认识则相当模糊。葡萄牙人在16世纪50年代所绘世界地图上的中国部分还很不像样,但20年后,奥尔蒂利的《舆图汇编》中的中国地图即大有进步。早在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东来时即向朝廷献呈《万国全图》,但一直到清初修的《明史》仍说利氏地图“荒渺莫考”;佛郎机(葡萄牙)的商人已在南中国大门活动两百年之久,《明史》仍把佛郎机错写在满刺加(马六甲)附近。从15世纪到鸦片战争,中国始终在封闭的心态下观察世界,在“内禁”的政治形势下开展对外贸易和出洋航行。

   郑和航行与哥伦布、达•伽马航行对各自国家的航海事业发展引起迥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后者激起了举国上下的航海热,从而开辟了欧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世界进行殖民征服的大进军。而前者却未能也不可能激起民间的下西洋热,反而是严禁民间下海。永乐帝死后,皇家舰队远征的盛世即一去不复返。明宣宗在1431年勉强再命郑和率众下了1次西洋(即第7次下西洋),参与其事的官军和匠户中都有人畏难而逃。再此以后,中国封建王朝的大航海活动就完全停止了。在郑和航行的后期,当时朝野内外反对郑和航行的势力远远大于支持他的势力,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事。反对航海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条:1.“中官造巨舰通海外诸国,大起北都宫阙,供亿传输,以巨万万计”;2.“连年四方蛮夷朝贡之使,相望于道,实罢中国”;3.“(内官下番)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取曾不及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4.“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万计,纵得珍宝,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5.“后之奉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然中国前后耗费亦不赀。其随行军士,或以舟败漂没异国,有十余年始得还者,什不存一二云。”

   煊赫一时的下西洋,反对者如此激烈,在郑和去世后不久就被人称之为“敝政”,并敢销毁其有关档案资料。这说明像下西洋这样大的官方专营的赔本生意是任何朝代也难以长久维持的。郑和式的航行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是耗费大量国库财富来装点新王朝的盛世场面,而真正增殖国家财富的正在勃兴的海外贸易却未能因势利导,反而受到百般压制,以维护传统发展的安定格局。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的确以明代为甚。

  

   中国对历史机遇可能做出选择吗?

   15世纪初的郑和航行只是中国航海史上昙花一现的奇葩,而同世纪末的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却开辟了欧洲人的海权新时代,由此而引起了世界发展格局的大变化:西方支配东方。

   众多的研究者在思索:在这世界发展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中,中国是否有可能做出别的选择?这一选择是否有可能使中国人率先实现从大陆发展取向向海洋发展取向的大转变?这就是所谓的“反事实的假设”的历史研究法。答案是多种多样的。

   认为中国“别无选择”的说法,看来是过于宿命论的观点,因为郑和航行本身已反映了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受到传统发展战略的阻挠和制约,这是必然的。如果明王朝最初几位统治者具有较远大的眼光,推行坚决而更稳健的海外发展方针,并持续下去,逐步放宽对民间航海的禁制,培植中国人的经济和贸易力量去对抗外来的破坏性走私力量,特别是推行保护华商与海外华侨的政策,是完全可能的。明代后期的对外贸易已出现大量银钱流入中国的好现象。中国在东南亚和南洋拥有自己的海权也是完全可能的。认为中国可能选择西方式的海外扩张,推动资本主义因素大发展,晚明即可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发展趋势看来并不可能。即使郑和成了中国的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了横渡太平洋或绕道非洲到达欧洲的新航路,中国至多也是建立起一个像西班牙那样的昙花一现的海外大帝国,那源源流入的黄金不大可能在中国转化为资本。西班牙幸运地得到罕见的历史机遇,但最后还是失落了它。中国选择了一条半途而废的道路,那就是在永乐皇帝有选择性的开放政策之后又全面退回到朱元璋的闭锁政策,自动退出了南洋和印度洋,明朝在政治上又再度转向自给安定的方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永乐帝也没有完全脱离明朝结构中已固定的朱元璋式统治结构和思想。其实说到底,这是中国历代帝王都未能完全摆脱的巩固北疆的大陆取向的传统统治结构和思想。

   从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各国、中国、日本都具有向海洋扩张的历史机遇,但只有中国具有在海洋和大陆同时推进的历史机遇,而却很少同时推进的现实可能性。因为现代工业时代之前,很难有一个陆上强国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中国自古以来就面临防守北疆的难题。这是西欧、日本等国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时所不曾有过的。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之日起,就厉行重农抑商政策,严禁民间与外国海上往来贸易,这一海禁政策在永乐时代也未被打破,一直连续达200年之久(1368—1567年)。此后虽然实行了有限度的“开禁”,我国的海外贸易活动区也始终限制在马六甲以东的南洋水域,对海外贸易进行自我限制,对华侨利益不予保护。这在世界各大国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清王朝继续这一落伍于时代的自我封闭政策。中国的海上力量于是一落千丈,永乐时代的400艘主力舰队到1474年只剩下140艘。从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到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经历了223年时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远航帆船数目从137只增到295只,只增长一倍多,而且限制用双桅,载重不超过500石。同一时期,中国在海洋上始终保持蜗牛式的爬行速度。

   历史的进程受内外众多复杂因素的互相影响,历史的发展不是宿命论的,总是具有选择性的。郑和航行就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但郑和航行产生的历史效应则不取决于航行本身,而取决于其他条件。在世界历史上,“即使是重大的时代创新要真正实现革命的突破,具有巨大的社会效应并发生长远实际效用,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也需要其他方面主要是政治与社会结构方面的转换或创新与之相配合,特别是制度化的调适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划时代的大变革,才能实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自主过渡,而不只是昙花一现的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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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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