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亲亲相隐问题讨论的新进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 次 更新时间:2020-09-29 21: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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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亲相隐问题讨论的新进展

   亲亲相隐问题在国内学界,是伦理学和法学的一个热点问题。此问题由刘清平教授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此后,陆续吸引大批学者参与讨论,先后形成几波激烈论战。论战双方一为视亲亲相隐为恶行的刘清平、邓晓芒、黄裕生等人;一为以亲亲相隐为美德善举的郭齐勇、丁为祥、龚建平、刘水静等人。双方的观点都有各自的许多理由,却也都未能说服对方,于是在分别做出了自己观点的充分表达之后,讨论一时进入沉寂的僵局。到2019年初,韩东屏教授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亲亲相隐既不是恶行,也不是善举,而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走出僵局: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对此,肯定亲亲相隐方的学者未见反响,否定亲亲相隐方的主将刘清平则于同年撰写商榷文回应,否定对亲亲相隐行为的非善非恶的价值定性,认为它就是恶行(《再谈“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与韩东屏教授商榷》)。今年,韩东屏又对刘清平的商榷文撰文回应,一方面认为刘清平的商榷存在误解误判,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观点补充了新的论证(《亲亲相隐不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吗?》)。


   走出僵局: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

韩东屏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我国学界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仍未解决。我认为,关键在于对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定性要准。由于不仅否定派对亲亲相隐是恶的不义行为的论证不能成立;而且肯定派对亲亲相隐是善的美德行为的论证也不能成立,这就需要另行定性。对行为在价值上的划分,道德不同于法律等制度的两分法,即不当与正当的两分,而是不当、守当、欠当和应当的四分法。据此分析,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助亲为虐属于恶的不当行为,大义灭亲属于善的应当行为,亲亲相隐则属于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这里的“欠当”不是指行为违反了底线道德,而仅指行为没有响应道德中的高线规范的倡导,达到“应当”的美德,因而亲亲相隐也就没有善恶可言。对这种行为,法律上自然不可入罪惩罚,道德上则默许之,既不谴责也不赞扬。总之,对社会来说,属于可容行为。

   关键词:亲亲相隐、价值属性、恶善、非善非恶、欠当。

  

   此文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由刘清平于2002年发表的《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所引爆的亲亲相隐问题之争,[1]在我国理论界已经持续了十七年之久,可问题至今依然存在,不论是报刊上的公开讨论,还是网群中的私下交流,都在时不时地进行,并且每每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

   亲亲相隐问题的含义已经不用多说,就是指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即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亲人做了不当之事(包括于法不当和于道德不当)时,如果隐瞒不报,社会该如何看待和处置?这一所指表明,亲亲相隐乃是一个现实性极强的问题,与个人实践和社会实践都密切相关。个人实践方面关乎陷于此情境中的当事人该如何选择行为,社会实践方面关乎社会公权如司法机关该怎么判定此类行为的性质并为之预设何种社会规范,如立什么样的法。显然,这里无论是要说明该如何选择行为,还是要说明该预设何种社会规范,都需要有法理学和伦理学方面的有过硬道理的充分论证为支持,这就使得该问题同时成为了一个具有学理性的问题。

   正因为亲亲相隐问题首先是并主要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纯粹的学理性问题,所以与一般的学术争鸣的悬而不决也无伤大雅不同,这个问题的久拖不决状况绝不是什么好事,理论界理应继续努力深思,尽早了断这一悬案。

   理论界这些年来参与亲亲相隐问题争鸣的人士众多,主要为哲学界和法学界的学者,他们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四个方面:一为亲亲相隐这种行为的性质即价值属性是什么?二为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是否相互排斥?三为孔子、孟子和苏格拉底等谈过亲亲相隐话题的先哲究竟对之是何态度?四为自古至今的中外法律都是怎么处置亲亲相隐的?显然,四个焦点中第一个焦点才是关键所在,因为只要我们能正确地确定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属性,就能知道我们该在道德和法律上如何处置它,继而也能推出大义灭亲行为的价值属性以及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究竟是什么关系,该如何处理。而先哲由于也会出错,其对亲亲相隐的态度就无关紧要。至于既往法律对亲亲相隐的有关认定,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判据,仍然有赖于对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是否准确。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策略是不讨论后三个焦点问题,只集中思考第一个焦点问题,并在得出结论时顺势解决同样具有实践紧迫性的第二个焦点问题。

   在对亲亲相隐的价值定性问题上,人们经过讨论,大致形成的是两种相互反对的派别,一是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的否定派,认为亲亲相隐是恶行,应受法律惩罚,属于这一派的学者主要有刘清平、邓晓芒、黄裕生等人;一是对亲亲相隐持肯定态度的肯定派,认为亲亲相隐是善举,不仅应当享受法律豁免,而且还应赞赏鼓励,属于这一派的学者主要为郭齐勇、丁为祥、龚建平、胡治洪、刘水静、陈乔见等人。

   在我看来,这两派观点的论证都存在一定的弊端,这才导致了亲亲相隐问题的争执不下和久拖不决。而若想打破这种僵局,自然也应从弄清两派究竟有何不妥开始。

  

   1、否定派的观点和问题

   否定派认为亲亲相隐为恶行的观点,主要是由否定派的首要代表,也是率先向亲亲相隐行为发难的刘清平论证的,其他否定派人士都支持他的观点。

   刘清平对亲亲相隐的否定有两个层面的论证。

   一是特定层面的论证。这就是当亲亲相隐的行为者是如舜这样的公职人员,其行为方式是对自己的犯罪父亲的“窃负而逃”和对自己的犯罪弟弟的“封象有庳”时,就是“无可置疑的腐败行为”,因为前者属于利用职权“徇情枉法”,后者属于利用职权“任人唯亲”。[2]

   一是一般层面的论证。即当亲亲相隐的行为者是没有特定身份的一般人时,如《论语》中的“攘羊案例”的“子为父隐”时,该行为与腐败虽然已经扯不上直接关系,但本质上还是属于恶行。因为“不可坑害人”是“大多数人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规范性的伦理共识”,也是人的“正义感”所在。根据这种共识,不仅“攘人之羊”的父亲干的是坑害人的事,并且“努力隐瞒父亲的犯罪行为,乃至设法帮助父亲秘密潜逃”的儿子所干的事,也会造成坑害人的后果。这就是,一方面隐而不报等于拒绝帮助受害者及其亲属,这就“导致他们难以找回自己正当拥有的私有财产”;另一方面“通过隐瞒父亲罪行、帮助父亲潜逃的举动,使父亲摆脱了由于从事不义行为理应受到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罚,最终为父亲谋取了保存名声、逍遥法外的不正当私利。……不但进一步坑害了受害者,而且还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3]邓晓芒也认为,亲亲相隐是把家庭关系凌驾于法律之上,把亲情看得比正义更重要,具有“冲击法律、侵犯人权、解构制度、导致腐败的消极作用”。[4]

   在上述观点论证中,否定派将特定人物的亲亲相隐,即作为公职人员的舜的“窃负而逃”和“封象有庳”指认为腐败行为,在假定当时事实确实如此的前提下,是可以得到认同的(其中具体道理,最后会说);将“不可坑害人”作为正义的界限,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否定派关于亲亲相隐行为也是坑害人的恶行的论证,不能令人信服。

   亲亲相隐实际上存在消极亲亲相隐和积极亲亲相隐之分。消极亲亲相隐只是隐而不报,其他则一概不做,既不帮助犯事亲人隐匿犯事证据,也不帮助犯事亲人逃匿。积极亲亲相隐则不同,不仅隐而不报,同时还做帮助犯事亲人逃匿追捕或隐匿犯事证据的事情。然而,否定派在对亲亲相隐作不义论证时却没有如此加以区分,完全是以积极亲亲相隐说事。因为刘清平为攘羊案例中子为父隐是坑害人行为的论证所预设的具体前提,就是儿子“设法遮蔽父亲的邪恶举动,乃至帮助父亲潜逃”这种积极亲亲相隐。这就在方法上犯了从特殊推定一般的以偏概全的错误。

   先不管否定派关于积极亲亲相隐是不义行为的论证是否成立,这里至少可以判定,仅仅是隐而不报的消极亲亲相隐,既不等同于“默许”家人坑害人的态度,也肯定不属于坑害人的行为。因为隐而不报也完全可以是在否定亲人犯事行为的态度下所做的行为选择。此其一。其二,隐而不报并没有使受害者增加新的损失。如果这里我们不是如此认定,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目睹有人作恶而未报的在场者,都将被视为做了坑害人的事。甚至,那种受到当事恶人威胁而不敢举报的在场者,也要被认为是做了坑害人的事。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也都要为之受到社会的惩罚。但这个推导结论,显然在社会历史中从未变成过现实,这就足以说明,它实际上是被古往今来的国家或人们所共同否认并排斥的观点和做法。同时,我相信否定派的诸位,也不会对之表示赞同。

   其实,即便是对积极亲亲相隐,以“坑害人”相指责也是牵强的,因为在知亲犯事情境中,无论是帮助犯事亲人隐匿犯事证据,还是帮助犯事亲人逃匿,都直接属于在做有益犯事亲人之事,即增加犯事亲人的利益。而增加一个人的利益,并不必然等于损害了另一个人的利益。如果由于认定帮助犯事亲人的行为在客观上间接不利于受害人及时找回损失而将其定性为坑害人,那就还是会由此推定隐而不报的消极亲亲相隐者也属于坑害人,因为它同样不利于受害人及时找回损失。于是,这就又要回到那种需要惩罚所有知恶未报的在场者这种不可取的结论。

   实际上,很多行为在客观上都会间接不利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如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竞争谋利行为,客观上都会有优胜者间接损害失败者之利益的效果,因为市场份额、社会财富总量、好的职位和难得良机之类,从来都是有限多的而不是无限多的,这就必然存在胜者多得败者就会少得的普遍性因果关系。可是,我们能由此说这些竞争获胜行为都是坑害人的行为吗?这就说明,判定一种行为的价值属性,一般来说,只能以它的直接效果进行价值定性,而不可根据它的间接效果。

   综上可知,否定派关于特定亲亲相隐是恶行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关于一般性亲亲相隐是恶行或不义行为的观点及其论证,是不能成立的。

  

   2、肯定派的观点和问题

以郭齐勇为首的肯定派不但强烈反对否定派对亲亲相隐的不义定性,而且将亲亲相隐视为美德行为。郭齐勇说:亲亲相隐或父子互隐“是一切正面价值的源头”,“在孔子的时代,父子互隐恰恰是正义、正直、诚实的具体内涵与意义之一”。[5]龚建平说亲亲相隐“是君子自美而美人之美的处世方式”。[6]并且二人还共同认为,“亲亲相隐”是人类“共通具有的普世性伦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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