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波:新时代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塑造力的进展与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 次 更新时间:2020-09-28 00: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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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波  
七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保持着国家领导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高频率的沟通与互动。譬如,仅在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就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印度总理莫迪、阿富汗总统加尼、伊朗总统鲁哈尼、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巴基斯坦总统伊姆兰·汗、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德国总理默克尔、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国家或国际组织领导人会晤,商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事宜。此外,中国政府还借助国际会议和论坛平台,打通“一带一路”议题进入国际议程的渠道。前者最有影响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举办的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除官方关系网络外,中国政府还十分注重通过在政府官方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开展人文交流等非官方的联系,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提供重要助力。三是通过积极开展同现有国际制度的合作或新建国际制度,来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有力推进中国方案进入国际议程。中国政府已同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联合国体系下的众多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还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欧盟、东盟等区域性国际组织来传播“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组织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参与创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有力推进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这更有利于把“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议题直接带进这些新建的国际组织和制度的国际议程中。

   再次,“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制度化取得可喜成果。一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的有关文件中。联合国是最具代表性、普遍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都是重要的国际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载入上述国际组织的重要文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已被成功设置为国际议程,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制度化取得的重要成果。二是现有国际组织为了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参与方提供最好的服务,作出了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譬如,国际商会仲裁院于2018年3月成立了“一带一路”委员会;2018年5月中国与IMF成立了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三是一些全新的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如亚投行、“一带一路”地震减灾合作机制、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等。

   (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提升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对国际规则体系进行深度调整和变革成为时代的要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顺应了重塑国际规则体系的时代要求,不仅体现了中国对重塑国际规则的追求,而且为提升中国国际规则制定权创造了条件。

   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指“规定行为角色、限制活动、并塑造预期的持久的和相互联系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成套规则”,是“指导世界政治诸要素的规则和协助实施这些规则的国际组织”。因此,为变革现行国际制度所进行的制度性安排,就是对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重塑。七年来,中国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规则制定权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为重塑国际规则提供了涉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E国际贸易4等领域的系统性制度安排。首先,以双边合作文件为基础和形式的制度安排的数量逐年增加,截至2019年10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7份合作文件。其次,以多边合作文件为基础和形式的制度安排的规模逐年增大,其中包括: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的经贸合作协定;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或升级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葡萄牙等国签署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中国与27国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等。再次,在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形成了系统性金融制度安排,即由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所形成的系统性制度安排。习近平主席高度概括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在重塑国际规则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成份额和治理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三)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一个国家要想提升本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提升以下三种能力:一是建构含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国际话语体系的能力;二是有效传播国际话语的能力;三是把国际话语及核心理念转变为国际规则的能力。前两个能力统称为理念贡献能力,最后一个能力称为政治操作能力。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首先,建构了含有新理念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向世界明确、清晰地回答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性质、原则、目标等国际社会所关切的有关“一带一路”的重大问题,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历史,更面向未来;源自中国,更属于世界;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更向全球所有国家开放;是和平发展、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都欢迎参与;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在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已形成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和集体认同。这一成果正在改变和扭转着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西强中弱”的分配格局,彰显中国已走向世界国际话语权博弈舞台的中心,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有效传播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既注重发挥中国与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关系网络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作用,又注重发挥现有国际组织和新建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作用,更注重充分发挥国家领导人在“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传播中的作用。中国领导人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最受关注,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对外传播中的最强音。据统计,自2013年9月7日至2018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关涉“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共80篇,约25万字。其中,国际演讲49篇,海外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24篇,亲笔贺信4篇,国际媒体采访3篇。习近平主席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既注重个人演讲风格,以增强话语感召力,又讲求对外沟通效果,极大提高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传播的受关注度、权威性和国际影响力。

   再次,提升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转变为国际规则的政治操作能力。构建国际话语权的最终目的是重塑国际秩序,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主要体现是按自己的理念和话语形成国际议题、设定国际议程,并最终将自己的理念和话语转变为国际规则,实现对国际秩序的重塑。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有理念和话语,而且更需要有把理念和话语转变为国际规则的政治操作能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加之两届“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彰显了中国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操作能力。通过与现有国际制度合作和新建国际制度,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及其核心理念已经或正在逐步转变为系统性制度安排,这就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保障。

   三、持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塑造力的路径选择

   建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塑造力是新时期一项意义重大的宏大系统工程,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塑造力是一个长期的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虽然前期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塑造力取得了重要成果和积极进展,但现阶段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塑造力,既不能完全满足“一带一路”建设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期待,因此,还应进一步提升。为可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从而有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在夯实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上,通过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议程设置权、扩大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规则制定权和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话语权,来持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塑造力。

   (一)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议程设置权为更好地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议程设置权,应不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选择与制定能力、议题传播能力和议题制度化能力。

   首先,不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选择与制定能力。议题的选择与制定需要完成两项工作:一是选择一个待解决的国际问题;二是制定解决这一问题的待选方案。待解决的国际问题与供选择的解决方案的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议题。提升中国“一带一路”议题的选择与制定能力需要做好以下两项工作:第一步是选择能进入国际议程的议题。为使自己选择的议题最终进入国际议程,在选择议题时,一是应选择那些能引起强烈国际共鸣的具有一定“公共产品”属性的国际问题,二是应选择那些具有紧迫性和共识性的国际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总会不断出现亟待解决的众多国际问题,如何在这些国际问题中做好精准的议题选择,是摆在中国政府及相关主体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议题的选择能力,中国政府及相关主体应提升对国际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力,从而及时发现和捕捉“一带一路”建设中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具有紧迫性和共识性的国际问题。第二步便是提出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及相关主体应提升制定和撰写解决方案的能力,从而制定和撰写出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和可操作性的、能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

   其次,不断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传播能力。要把选择与制定的议题转化成国际议题并进入国际议程,必须提升议题的传播能力,做好议题的国际传播工作。为此,应关注以下两个环节:一是寻找恰当的“一带一路”倡议议题传播的国际渠道(“议程切入点”)。国际组织以及国际会议是议题传播的国际渠道,是国际议程设置的重要场所。通过此类渠道和场所把议题升级为国际议题,从而进入国际议程。中国政府及相关主体应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和新建的国际组织,采用多元的国际传播渠道,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国际议题的有效国际传播。二是构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联盟网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议程设置是一个伴随冲突与“零和”博弈的过程,为减少议程设置的阻碍,需通过有效的议题传播实现最大程度的利益动员,吸引足够多的潜在支持者或盟友,结成由广大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尽可能多的发达国家参与的广泛的议题联盟。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国际议题成功进入国际议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国际传播中,中国政府及相关议题发起者,应高度重视议题联盟网络的构建,注重运用议题联盟网络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传播能力。

再次,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议题制度化能力。一是继续推进现有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并作出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二是继续推进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全新的国际组织的创立。三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规则和规范方面的制度化:推动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既有规则和规范的传播;补充完善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现有规则和规范;在既有规则和规范的指导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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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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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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