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师巫宁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9 次 更新时间:2020-09-27 23:5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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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凌初   李世华   任予怀  

  

   1

   1964年8月毛ZD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也不知道,怎么能算毕业生呢?”随后高教部提出:“要把阶级斗争锻炼作为一门主课”。为了让我们进一步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1965年秋季开学后,我们和本省内其他院校的大三以上的学生被派去参加了四清运动或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后回校时,已是1966年的3月份。那时,我们已是安徽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大三下学期的学生。谁将教我们的专业课呢?这是大家十分关切的问题,人人在心中都有诸多期盼。后来听说是巫宁坤老师担任,大家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低年级学习期间,我们早就听说过这位巫宁坤老师:说他三十岁时就是副教授,是系里教学水平最高的,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说他早就声名远播,抗战时期担任过飞虎队翻译,还有诸多译作……因此,对这位没见面的老师油然而生敬意。我们还得知他的夫人李怡楷老师是我们系的英文打字员,可以一边听英语广播,一边用打字机打下来……

   巫老师来给我们上第一堂课了。他走进教室,我们忙不迭起身致敬。然而,面前的巫老师却让我们感到惊讶——他既不像系主任李东光那样高大魁梧,也没有姚企文副主任那样容光焕发,连杨巩祚那样的西装革履教授风度也没有,简直有点土气、寒酸。

   巫老师中等偏上的身材,带着近视眼镜,穿着褪了色的但干净整齐的蓝色中山装,由于身体瘦弱而显得衣服肥大。听说巫老师才四十多岁,然而皱纹却过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脸上还有菜色。但因为事先对他有所了解,我们确信这位和善、不张扬的老师一定有他睿智的一面。

   精读教材是巫老师根据政治形势自选的。巫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是Reminiscences of an Interview With Chairman Mao Tse-tung On thePaper Tiger,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毛泽东的采访回忆。巫老师讲课语速不快,用词平易,但他富于磁性的、极具感染力的优美语言,犹如润物细无声的丝丝春雨,点点滴滴流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进入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那种平静、祥和的氛围和语境:夕阳西下,延安窑洞前的土台边,一棵苹果树下,两位大人物——一位世界名记者,一位中国革命的领导人——在聊天,在促膝谈心,在进行着和谐融洽的对话。就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

   此前我们所听的英语课都是语音、词汇、语法,我们课后所做的工作也是记忆和背诵。巫老师的教学使我们耳目一新,我们都被他的讲课深深吸引了。巫老师衣着朴素,貌不惊人,但一进入课堂便神采飞扬,忘却了自我,带着我们一起陶醉在文学的圣殿。在课堂上他最喜欢用vivid(生动的,栩栩如生的)来评价他所讲的文章、文章里的人物对话和精彩的句子,实际上,真正vivid的是他的教学。他的每句话、每一个面部表情和每一个手势等形体动作都在引领我们与作品中人物和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把我们带入文章展示的意境,使我们融入作品。

   直至今天,毛泽东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谈的情景,他们各自的神态,还有作者描写他们告别时的那个优美的句子“Bright,very bright were the stars over the wild,darkYenan hills.”都记忆犹新。

   是巫老师的讲课让我们感到英语不再仅仅是枯燥的字母、单词、语音和语法,它美仑美奂,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圣境。作为“英国语言文学专业”高年级的学生,我们第一次体会并感受到英国语言文学的美。我们的学习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单纯的知识记忆上升到对美的感悟,从简单的模仿升华到对文学的欣赏。

   正是巫老师带领我们完成了这样一个飞跃。

   巫老师表扬学生常用的字眼是:very good,perfectly right,wonderful idea等,赞扬得很充分。在课堂上他从不批评学生,对于学生出现的语言问题,总是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说事,不给学生难看,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分析问题,既指出了问题又提供了解决办法。

   为了提高提高我们的听力水平,巫老师想了许多办法,除了在课堂上完全用英语授课之外,还自办简易语音室。他亲自参与制作幻灯片,自己录音,想方设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语言环境。

   我们终于坐在简易语音室里上课了,我们一边看着生动的画面,一边听着巫老师熟悉的声音,感到十分新奇。在各种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六十年代,巫老师课后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们常向巫老师请教学习中的疑惑,他总是给予热心指导。有一次邢凌初问巫老师:“我在一、二年级时总觉得进步很大,怎么到了高年级反而觉得进步缓慢了?”巫老师微笑着说:“你以前是近距离视物,觉得什么事情都看得清楚,你现在视野宽了,”他指着远处的大蜀山说,“你看那大蜀山,你现在看到的是它的轮廓,而不是一草一木。”他的这段话使邢凌初茅塞顿开。

   一天,我冒昧去拜访了巫老师。巫老师住在三楼的一小套住房里,房间里摆放着几张旧桌椅,桌子上堆满了书籍。孩子们在地板上玩耍。巫老师和师母并没有嫌弃我这个农家孩子的唐突,巫老师端了个方凳让我坐下,师母给我端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巫老师笑着慢声细语地与我交谈,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巫老师和我谈话的时候,不是居高临下,像是与一个朋友在交心,说到高兴处便会放声大笑。后来,我借送作业的机会又多次到巫老师家里拜访了他。

   想到我们从此将能巫老师相处一两年,我们内心都充满了欢喜与企望。然而,我们的愿望却被一场大革命给无情地打碎了。

   2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校,不,准确地说是全国,都停课了。这一停就意味着我们大学学习生活的终结。我们四年大学片片断断读了不到两年半书,巫老师的课才听了两三个月。

   大家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覆盖了校园。一批批的教授、学者和出身不好的老师顷刻间变成了“牛鬼蛇神”,遭到“横扫”和“炮轰”,曾经给美国部队服务过的巫老师当然不能幸免。

   没两天,批判巫老师的大字报出现了,揭发他这个“资产阶级极右分子”的罪恶历史:给“美帝国主义”的飞虎队和国民党空当过翻译官,谴责他把英文文学原著作当教材,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和修正主义思想腐蚀社会主义青年。还有一张漫画,把巫老师画成一个笑面虎,下面写着“死老虎还没死!”几个大字。更有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使用了惊人之语:“强烈抗议巫宁坤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字报以质问的口气说:“巫宁坤为什么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字叫‘一毛’?这不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诬蔑吗?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个问题严重了。我们几个同学面面相觑:是啊,巫老师给女儿起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叫“一毛”呢?虽然我们认为写大字报的人肯定是在无限上纲,但我们担心着问题的升级。那时候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后来读到了巫一毛写的散文《我的奇名怪姓》,始知她的名字来于杜甫赞颂诸葛孔明的诗句:“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但巫一毛在文革中确实为了这个奇名怪姓而饱受其苦。

   3

   有一天,突然发现我们的大名赫然出现在大字报上:“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那张大字报就贴在冲着我们外语系男生宿舍208楼出口的一张芦席上。其作者独具匠心:这张大字报不仅是写给我们三人看的,也是写给整个外语系的学生看的,要给我们施加压力。在有些人看来,我们这几个班干部与巫老师接触密切,一定知道他的很多“反革命罪行”。

   当晚我们三人在宿舍楼西边的草地上进行了紧急约会。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沉默相对。

   对方见我们没有反应,第二天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这次在前面加了个副词,最后又加了两个感叹号,变成了:“强烈呼吁邢凌初、李世华、任予怀站出来揭发巫宁坤的问题!!!”

   两张大字报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震慑人的声势。

   我们依然保持着沉默。

   他们也是纸老虎,吓吓人而已——他们确实也没有证据。之后,没有再出现第三张大字报。我们相信了那句谚语:沉默是金。

   6月6日晚上,紧急集合哨声宿舍楼里突然响起,在那筒子楼狭窄的走道里,哨声和着回声震耳欲聋,令人心惊胆战。紧接着68届姓X的一位小头目用粗哑的声音逐个房间地通知:“集合、集合、集……集……集合了!抓……抓……抓巫……巫宁坤!”他因过于激动而变得结巴。

   那个时候,谁也不敢不去——在这“咸与维新”的时候,哪个敢不“积极”呢?一个小队列迅速在楼下集合起来,然后有人带着往教师宿舍方向跑去。到了巫老师楼下,几个人窜上楼,那个小头目带着其余的人在楼下呼口号:“打倒巫宁坤!”“打倒极右分子巫宁坤!”

   不大会,巫老师被两个大个子学生从楼上“揪”了出来:一个大个子男同学抓住巫老师的一个肩膀,居高临下往楼下推。巫老师低着头躬着腰,原本瘦削的身材显得更加弱小。“打倒巫宁坤!”的口号声喊得更响了。那几个大个子男生拖着巫老师往篮球场走,一路又推又搡,拳脚相加。队伍紧跟在后面喊口号。

   在微弱的路灯灯光下,我一下子认出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那不是大四的汪XX吗?”我用胳膊捣了一下旁边的任予怀说。

   任予怀仔细瞅了瞅,然后说:“不错,就是他!”

   篮球场已被围得水泄不通,里面已跪着一片“牛鬼蛇神”,巫老师也在挨了番拳打脚踢后被按着跪倒在他们中间。接着,那个X姓小头目站在一张课桌上讲话,大意说:我们的革命行动狠狠打击了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嚣张气焰,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长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云云。

   我没有注意听他的讲话,眼睛一直盯着操场上低头跪着的那些教授。天气暑热难耐,他们很多人却在瑟瑟发抖。不知为什么,我的腿也随之颤栗着。是的,这些教授们昔日的尊严、威风确实荡然无存了。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吗?我在心里问自己。

   接着,在“扫四旧”的狂潮中, 我们见到巫老师随着一群“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校示众。在球场上陈列的查抄物品中,我们见到了师母李怡楷老师经常使用的自行车和一台用白漆写着“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的手提打字机。事后知道,那白漆字是1951年在巫老师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动身回国前李政道博士帮他收拾行李时写的。

   此后,我们在安徽大学没有再见过巫老师。巫老师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会把他搞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和邢凌初、任予怀不断地互相打问着,但始终没有谁说见到了他。1968年8月,我们被“发配”到全椒县的荒草圩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以后再未得到巫老师的任何音讯。

   4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WG结束,“右*派”得到平反。我们辗转打听到巫老师的下落:他先被调到安徽师范大学,1981年回到国际关系学院。

巫老师在安师大任教期间,邢凌初曾去拜访过他。巫老师看到他十分高兴,“啊呀,我们的班长来了!”(邢凌初曾任我们班的班长)谈话间,邢表示了进一步提高的愿望。巫老师建议他找些英语原文读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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