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教育规律与教育规律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20-09-27 23: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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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国  

   摘要:本文从有没有规律、能不能认识规律、怎样认识规律的哲学发问出发,通过对古代哲学家关于“第一哲学”的追寻、经验科学与理性主义的胜利、非理性主义和现象学的挑战的历史回顾,提出了规律是确定性与概率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自由意志与群体选择的统一、“规律”与“规则”的统一的崭新观点。巴甫洛夫等人的学习研究、杜威等人从人为场景走向真实场景的教育实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研究证明,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规律认识的每一次深化,都是思想与实证互动、实证研究方法取得新突破的结果。

   关键词:规律;教育规律;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袁振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战略发展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研究”(VEA190002)

   探索人的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为教育活动的科学开展提供根据,是教育研究的重要任务;按照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办事,提高教育水平,也是国家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尊重教育规律,才能行动自觉,事半功倍。但是,有没有教育规律,能不能认识教育规律,怎样认识教育规律,并不是已经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受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怀疑甚至否定教育规律的观点也不少见,这与怀疑与否定教育实证研究又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很有必要。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运动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趋势。但是事物运动的内在联系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经常被假象所掩盖,所以不易直观地把握,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才能透过表面现象把握其本质。教育不同于自然活动,也不同于很多社会活动。教育是一项人的培养活动,教育不仅与人的生理心理发展变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变化密切相关,而且与人的教育理念、理想、期望等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教育过程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是人和人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过程,这给认识教育规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使得对教育规律的认识相对落后于很多其他学科。但这并不是放弃甚至否认教育规律研究的理由,恰恰相反,这更加说明了加强教育规律研究的必要性。

  

   一、对规律性认识的确信

   大千世界变幻无穷,芸芸众生悲欢离合,有没有规律可循?对于一切所见所闻提出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发问,是人类的本能,通过这种发问和思考、研究来获得答案,是人类的理性追求。

   (一)追寻“第一哲学”

   中国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并且希望“制天命而用之”,体现了中国古人看到世界运动的规律性和主张规律为我所用的积极认识。

   在西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最有影响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柏拉图是第一个深刻思考和阐释世界本质的人。他认为,人的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现象世界”,一个是“理念世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能感受到的现象世界,是不真实、不可靠的,每种现象都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的、变动的特征,现象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是世界的真正秘密。理念世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在抽象思维中才能把握。柏拉图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没有理性思考的人就像一个被捆绑在洞穴里的囚徒一样,只能看见火光在洞壁上投下的影像,看不见造成这些影像的对应物,也看不见火本身,他把影像看成是唯一真实的东西,其实他看到的只是虚幻(柏拉图,2009,第275页)。在柏拉图看来,哲学乃是一种洞见,是对“真理的洞见”,它不仅是智慧,而且是爱智慧,哲学以理性的态度追求真理,追求事物背后的不变的本质、规律。由此,柏拉图十分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的功能就是使人挣脱捆绑,让人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即实物和火本身。更进一步的教化则是引导他走出洞穴,能够区分真正的实在和虚幻的东西。

   如果说柏拉图是追寻理念和本质的开山鼻祖,那么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则是系统地逻辑性地推进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作品是《形而上学》,他主张要追求科学背后的真理,不仅追求知其然,而且追求知其所以然。他把这种关于事物本原的研究称为“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强调“第一哲学”是研究独立稳定的对象的,它不研究作为“偶然属性”的“是者”,也不研究作为“真的东西”的“是者”,只研究作为“实体”的“是者”(亚里士多德,2017,第135页)。

   “实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他认为哲学家应该掌握的原因和本原就是关于实体的,永恒事物的本原是最真实的东西。第一哲学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实体本身。只有弄清楚了实体的含义并且对实体作出恰当的分类,其他各个门类的科学才能获得自己的研究对象,才有基本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又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跟他的逻辑学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本质”“形式”“质料”等一系列概念,其目标是寻求一种对这个纷繁变化的世界的合理解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某种可理解性。他虽然没有使用规律这个概念,但与现代规律的意思已经很接近了。

   古希腊人的这种哲学追问激发了后哲们更深刻的思考和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作为一类事物之共相的“一般”与这类事物中的任何一个事物之间是什么关系?既然人直接面对的是个别事物,那么,人们头脑中关于与“直观表象”不一致的“事物一般”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换句话说,人所拥有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是如何建立的?这就把对规律性的认识从形而上学的层次推进到认识论层次了。

   (二)两大要件:实验与逻辑

   爱因斯坦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原因有一个精辟的概括:“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爱因斯坦,1976,第574页)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应运而生,为探索规律带来了革命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核心就是爱因斯坦说的系统实验和逻辑体系。

   培根(1561—1626年)是实验科学和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是对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培根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一系列原则。他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真正的分子,它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他称事物运动的规律和规定性为“形式”。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它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形式,从而获得行动上的自由,以便征服自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马克思,恩格斯,1958,第163页)。

   培根提出了获得各种现象的一般原因的有用方法—科学归纳法。他认为归纳法是从事物中找出公理和概念的妥当方法,同时也是进行正确思维和探索真理的重要工具:“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则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形式的方法。”(汪奠基,1961,第66页)培根提出的归纳法,不同于简单枚举归纳,是一种排除式的归纳法。培根认为,对科学与技术的发现和证明有用的归纳法,必须要用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方法来分析自然,然后,在得到足够数目的反面例证之后,再根据正面例证作出结论(培根,1986,第82页)。培根科学归纳法的特点在于,利用排除法可以逐步排除外在的、偶然的联系,提炼出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他设计了排除偶然联系的专门工具—存在表、缺乏表和程度表,通过查阅这些表格可使排除法程序化。

   培根在提出归纳法的同时,提出了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实证方法。培根认为,阻碍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唯理法和经验法。唯理法的缺陷是难以保证自己所依赖的原则的真理性,经验法的缺陷是难以保证感觉经验的真实性。前者不可能简单依靠感官直接解决,后者也不可能靠感官自身去解决,更不可能靠理性思维去解决。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是科学实验。只有实验,才能既看清自然物的外在形态,又揭示出自然物的“隐蔽”结构和运动;既保证感官反映的正确深入,又验证理性原理的正确与否。总之,培根归纳法就是从观察和实验的事实材料出发,通过排除法来发现周围现实的各种现象间的因果关系。

   培根指出,人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也使用过实证的方法,主要是直接观察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人们获得关于事物的表面的、片面的知识,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以前虽然也有人使用过实验方法,但那是盲目的、低级的、琐碎的。培根系统地提出了实验的重要原则:首先,这种实验使用机械技术干扰或改变自然状态,使自然的奥秘更容易表露出来;其次,这种实验在理论指导下,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并按一定程序进行;第三,这种实验是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单独进行的实验,而且包括协同进行的实验,不仅包括个体单项实验,而且包括群体多项实验,因此有助于对事物的结构、层次和多个方面有全面的了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1975,第41—43页)。马克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的方法就在于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58,第163页)

笛卡尔(1596—1650年)是对古希腊形式逻辑进行系统继承和创新的第一人,也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受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甚至人体也是如此。但他同时又认为,除了机械的世界外,还有一个精神世界存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分离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占有空间,理性思考是灵魂才具有的功能。他认为,来自感性知觉的很多信念是不可靠的,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感觉的不可靠,比如:太阳看起来挺小的,但实际上太阳却很大;插进水中的筷子看起来是弯的,实际却是直的。但像这样的例子属于个别性的,还不能证明对“感觉”的怀疑具有普遍性。最能说明人的感觉不可靠的是人的梦境,梦境中的事情可能与真实的事情完全一样,以致使人难以区分清醒与梦境。人只有通过理性思考才能保证思考的可靠性和知识的确切性。这样,就有了笛卡尔的第一原理—怀疑。他认为怀疑是理性的起点,据此能推演出其他一切真理。他论证说:“不过在我怀疑或者我思维的时候无论如何我不能怀疑我存在。”(笛卡尔,1986,第201页)因为我在思考的时候,肯定有一个执行“思考”的“思考者”,这个作为主体的“我”是不容怀疑的。这个我并非广延的肉体的我,而是思维着的我。在笛卡尔那里,怀疑是手段,不是目标,怀疑可为获得确切知识提供保证,这就如同:“如果一个人有一篮子苹果,他担心其中一些烂了,想把它们挑出来……他应该先将篮子倒空,再逐个检查苹果,将确定无疑不坏的那些放回篮子。”(Descartes,2008,p.457)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他最有名的著作《谈谈方法》,在这部著作里,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理性思考的四条原则:“第一条是: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第二条是:把我所审查的每一个难题按照可能和必要的程度分成若干部分,以便一一妥为解决。第三条是:按次序进行我的思考,从最简单、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一点一点逐步上升,直到认识最复杂的对象;就连那些本来没有先后关系的东西,也给它们设定一个次序。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遍地复查,做到确信毫无遗漏。”(笛卡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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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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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2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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