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 次 更新时间:2020-09-26 08: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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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  

   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摘    要:

   在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开创历史新貌与重塑中国文化的进程中, 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得到进一步强化, 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 拨乱反正史学的学术性得以增强, 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 促进了党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确立。在此基础上,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显著加强, 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治学传统得以形成。

   关键词:20世纪80年代头三年; 中共党史研究; 学术化传统; 学术史;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 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渐次深化, 中共党史研究者逐步消解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文化理念与理论框架及其所创造的史学神话, 党史研究的学术性愈日成长1。自1980年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这段历史时期, 中国以思想解放的深入、政治民主的加强和时代主题的转换为基本特征, 既实现了拨乱反正的初步完成, 又超越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语境, 具有鲜明而独立的时代特性与文化内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 (以下简称“80年代”) 头三年重塑中国文化与开创历史新貌的进程,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得到显著加强, 一种有别于传统党史研究的学术治学传统得以形成, 新旧史学对立的格局日显清晰, 毕竟“从一开始, 在要求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而投身于专业的科学精神与采用把某种社会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那类专业的政治功能这二者之间, 就存在有一种紧张关系”2。

  

   一、八十年代的开启与党史研究春天的来临

  

   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全国全党大局的重整和全面拨乱反正进程的推进, 中国进入了80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三年多时间拨乱反正的阵痛与整饬, 初步的社会稳定与积极的思想解放已带来明显的国家进步。党和政府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80年代的中心任务, 决心保持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并承诺带给人民全方位的改革愿景, 这让80年代伊始的中国弥漫着乐观主义的进取精神,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 一个大有作为的年代, 同时也是我们大显身手, 分秒必争, 一天也不能耽误的年代!”3这在80年代最初三年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 以冷静反思历史和积极推动改革为核心诉求的思想解放潮流在全国范围内愈日发展, 力主清除极左思维, 继续拨乱反正, 一股重建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潮迅速兴起。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申并确立党内民主的施行原则前后, 中国思想理论界详述民主理论的沿革与历史类型, 认识到树立“民主的权威”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意义和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努力廓清由于革命历史传统和极左政治运动所导致的对于民主的种种迷误;通过回溯中共历史中的民主实践以塑造民主化的历史资源, 明确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前进方向, 将安定团结和健全法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基。在此期间, 李维汉向邓小平建议要在思想战线上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 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从而极大地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阐释与远景构想, 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开始步入改革轨道。

   思想理论界则致力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容与特征及其流毒在党内和社会中的种种表现, 分析封建意识根深蒂固的缘由, 批判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问题, 并将肃清封建主义提升至制度化层面, 认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4。同时, 思想理论界清醒地认识到“左”与极左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是封建主义流毒的最大恶果, 由此回溯与清理党内“左”的发展史, 批判“‘左’比右好”这一重大谬论。学界还清醒地意识到要消除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封建主义残余, 就必须明确并尊重学术研究追求真理、发现未知的本质和规律, 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之关系, 使其保持各自的独立空间, 充分贯彻“双百”方针, 保障学术自由, “无论从科学研究的对象或是认识真理的过程来说, 科学发展的规律要求的是学术自由”, “科学的发展则离不开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5学术规则的重建是80年代前期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生态, 为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国学术注入了新的思想和精神资源, 它所表现的独特的启蒙主义逻辑昭示着自由意志的强大与创造活力的激荡。

   这种追求党内民主、拷问文化传统和扩大学术自由的时代气氛, 成为重审中共成立以来尤其是1949年后历史的重要文化背景。因应全国全党要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强烈呼吁, 1981年6月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决议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 追溯并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正视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科学评价毛泽东, 并重新诠释毛泽东思想。从1981年7月初开始, 全方位、大规模地学习历史决议的活动在全国兴起。思想理论界深度阐发历史决议的内容和意义, 初步运用决议精神重叙党史, 极大地促进了党史的拨乱反正进程。

   在此前后, 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中共成立60周年的活动, 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纪念文章, 回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总结中共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 以历史决议精神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解读毛泽东思想, 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一次真正的学习和宣传中共党史的热潮。与此同时, 广大党史研究者和人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其间, 促进了研究与反思党史之文化空间的形成。总之, 历史决议及其制订和学习期间累积的集体性的关于党史的具体看法和意见, 以及建党60周年纪念活动对于党史的全面回顾与重新叙述, 奠定了新党史研究的元知识体系, 为全面而深入地展开中央和地方党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可行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极大地鼓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信心。

   在此有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促动下, 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得到从中共中央到党史研究者直至普通人民群众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对党史学科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诸多问题和挑战, 使党史研究难以遵循它以往所曾遵循的路线。这进一步加强了党史研究的显学趋势, 就此进入党史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无怪乎一位资深的党史研究者发出感叹:“党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了!”6

  

   二、走向历史学:新党史研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事实上, 在80年代新形势的促动下, 整个历史学界业已摆脱极左史学的困扰, 历史研究的政治批判性退居次要地位, 史学研究者重新讨论历史学的性质、特征、方法及价值等学科基本范畴, 主张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研究者要敢于正视并捍卫历史真相,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进一步明确了历史与政治、历史与现实、史料与理论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创新历史研究方法等关键问题, 这些具有突破性的观念成为历史研究步入科学化轨道的逻辑起点。在此形势感召下, 党史研究者加快了抛弃极左党史学的进程, 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在前期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得以强化, 党史研究最终重返历史科学的大本营, 正如何炳松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要变为科学的, 必先变为历史的才可”7。

   在党史研究者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持续不断的努力下, “党史就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根本理念已受到相对彻底的批判。经过历史决议对党史的新诠释, 研究者普遍认为“路线错误”和“路线斗争”这两个政治概念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 日渐显示其含义的模糊性, 以致造成党内矛盾与党内斗争的扩大化, 必须从学理和实践层面加以全面否弃, 这就从根本上减弱了党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取向。研究者由此重申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亦即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进程, 以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过程。

   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认定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科学, 在遵守党性原则的同时, 必须坚持、捍卫并强化其科学性, 并使二者达致互补互利之境界, 此乃“关系党史研究工作的根本问题”8。通过多重叙述, 研究者着重从三个层面重构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之关系。第一, 真实性是历史科学的本质特征之一, “科学, 按照毛主席讲的叫做老实学, 要老老实实, 后来毛主席概括为实事求是”9, 要实现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就必须在党史研究中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 尊重客观史实, 鄙弃比附、臆断、伪造和歪曲等随风改史的恶劣作风, 坚决维护党史的真实性;鼓励秉笔直书, 在掌握宣传分寸的同时坚决杜绝“回避术”, 直面具有争议性或尚无结论的重大党史课题, “如果不尊重史实, 违背客观历史的真实性, 说假话, 编假史, 那就既谈不上科学性, 也谈不上党性, 党史就很难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信史”10。第二, 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固然基于真实性, 但科学性比真实性更为深刻, 它在揭示历史过程的同时, 重在阐明历史发展的实质和规律, 因此党史研究还必须在掌握史实的前提下, 发挥抽象思维的能力, 注重理论归纳与概括, 引出科学结论, 既要力戒“就事论事, 事实罗列, 轻视理论”11的研究模式, 又要坚决排除“一篇文章开头引上一段语录, 再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12的不良倾向。第三, 党的领袖的讲话、著作和党的历史决议, 对于理解和评价党的历史, 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是它们仅就重大原则问题作出意见和结论, 毕竟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没有也不可能揭示所有的历史发展规律, 更不可能对党史上的所有问题都作出具体阐述和深入分析, 因此它们不能代替党史研究, 更不能在党史研究中照抄照搬。可见, 对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关系的重新界定, 有助于进一步削弱极左思想对党史研究的钳制, 成为这一时期重塑并强化新党史研究理念的关键一步。

   由于此时的党史研究缺乏充足而崭新的思想与精神资源, 绝大部分党史刊物刊发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撰写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 以作为党史研究重新发展的指导性理论。尽管这一文献已带有浓厚的时代局限性, 但某些内容依然具备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和适用性, 如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 哪些是失败, 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党史研究要以“党的整个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 进行客观的研究”, 并应着重“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党史研究要采取“古今中外法”, “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 “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 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党史研究要立足于中国自身, 同时应有世界视野, “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等等。13这一讲话不仅利于研究者关注毛泽东个人的史学思想, 也激发了研究者探讨和建设中共党史学科理论框架的兴趣, 对于校正党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规约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及其科学性的基础上, 党史研究者明确了详细而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对于学科发展的优先性地位, “我们主张把党的历史文献放在研究党史的第一位”14, 这显然从根本上取决于历史研究的内在逻辑, 因为“除了各种文献或遗迹以外, 没有任何事物或事件能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15。面临党史研究发展的新形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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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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