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1 次 更新时间:2020-09-26 08: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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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  
以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 才有存在的理由”51。

   党史研究多元化的文化样态既源于真正的学术研究所具有的知识不确定性, 也源于摆脱了极左史学理念而引起的历史解释的不断更新, 因此历史研究的多样性显得异常重要, 它会最大限度地尊重不同课题、不同领域和不同语境下党史研究的特异性或独特性。承认并扩大这种学术研究的多元性与精神世界的自律性, 可以使我们真正把握和理解历史 (学) 的本质, 也将有效地束缚垄断历史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愿望与企图, 这样“就可以使人防范与‘教条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相对主义’的错误”, 并“会使我们时时记得宽容, 而错误的历史哲学则只会传播狂热。”52学术史已经证明, 只有透过这种多重维度的党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沟通, 党史学科及其学术化趋势方能在历史存在中意识并拓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

  

   五、余论:学术化传统的生成及其启蒙主义理想

  

   由于历史的惯性与时代的局限, 80年代最初三年的党史研究依然承袭了传统党史学的某些理论前提和预设, 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史学的叙述框架和阐释模式, 但党史研究学术化趋势的加强及其治学传统的形成, 不仅使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远高于僵化的极左党史学, 亦使党史研究上升为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名副其实的显学学科。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既有周密深沉的学理特性, 又有良知体验的真情烛照, 在重现客观历史与加强主体建设之间保持了较为良好的平衡, 实际上明确并规约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标准、范围与边界, 使党史研究在打破极左思潮的禁锢之后, 获得了又一种前行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并成为改善党史研究文化品质和提升党史研究学术地位的重要维度, 党史学科焕发出独特的研究魅力。在学术化思潮与脉络的观照下, 各种星散的学术记忆得以聚合, 党史研究中学术共同体的地平线渐显清晰, 严格意义的“党史学界”从此形成。就此而言, 不管是已然消逝的80年代还是依然行进中的当下, 历史学家的根本责任依然是要重新确立并捍卫历史研究的尊严, 坚守历史研究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伦理, 据此凝聚广大知识群体的公共利益, 以推进学术共同体的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健康与平衡。

   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使党史研究在受到“实然”法则规制的情势下, 获得了一定的普遍的“应然”规则与尺度, 这显然给党史研究的现实变革与未来图景赋予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和色彩, 从特有的历史学科领域加强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兴起的新启蒙主义思潮, 并以自身的学术努力与文化逻辑构成了启蒙主义思想资源的重要一极, 成为党史研究者通过写作、思考与交流来融入拨乱反正时代以来当代中国之思想破冰之旅的力量之一。通过研究者几年孜孜不倦的努力, 学术化思潮已经得到知识分子的持续关切与恒久关怀, 求索精神主体性的理想注定会绵亘延传, 在欣逢其世时再次发扬光大。的确, 这一追求贯穿了整个80年代的党史研究, 使党史研究呈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健康态势, 为此后几十年的党史研究发展树立了学术典范, 其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依然值得继承与张扬。

  

   注释

  

   1 参见吴志军:《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党史研究述评》, 《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9期;吴志军:《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 《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2 [美]伊格尔斯著, 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25页。

   3 《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八十年代一天也不能耽误》, 《解放军报》1980年1月27日。

   4 林京耀、陈远:《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要着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红旗》1980年第24期。

   5 郭启宇:《再谈学术自由》, 《光明日报》1980年2月27日。

   6 胡华:《党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了》, 《光明日报》1980年1月2日。

   7 何炳松:《新史学·译者导言》, 《何炳松文集》第3卷,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第11页。

   8 丁守和、方孔木:《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9 冯文彬在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1981年12月29日) 。

   10 余伯流:《党史研究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 《求实》1980年第1期。

   11 王廷科:《尊重历史事实重视理论概括——党史教学中的体会》, 《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2 郭德宏、李明三:《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 《理论战线》1981年第30期。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99、400、407页。

   14 金春明:《当前党史中的几个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

   15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 甘阳译:《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年, 第275页。

   16 王洪模:《把党史资料工作提到重要议程上来》, 《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17 《党史资料通讯》作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主要刊物, 自1981年创刊至1982年停刊, 集中收录了全国范围内党史资料征集的主要成果、信息和动态。1983年该刊改刊为《党史通讯》, 转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

   18 王维礼:《不能任意改动历史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19 王贵秀、王谦宇:《保持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 《人民日报》1980年8月22日。

   20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 余伟译:《新旧历史学》, 新星出版社, 2007年, 第24—25页。应该注意的是, “尊重文献本来面目”的实事求是原则在党史文献征集工作中得以最终确立, 与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倡导与践行有着密切关联。1981年, 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近年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使得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如果今天再就本文集中的同样的题目讲话, 我也许会讲得更加完备一些。但是, 已经客观地存在着的历史, 除了不断地加深对于它的认识、理解之外,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因此, 我同意照讲话当时的样子全文编入文集, 不做任何改动。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 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有什么不好呢?” (《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 第182—183页) 。

   21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 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第15页。

   22 [英]约翰·托什著, 吴英译:《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59页。

   23 叶蠖生:《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 《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0年第2期。

   24 如有学者自觉将其他研究者的商榷信件转给学术期刊编辑部, 同意按照他人的正确意见修改自己的原观点, 这显示了当时党史研究富有活力的积极气象 (参见谢宝生:《关于皖南事变发生的时间问题》, 《党史研究》1982年第4期) 。

   25 伍绍祖:《提供一些与遵义会议有关的情况和看法》, 《党史研究》1981年第5期。

   26 党史研究领域史学考证的兴起, 受到自80年代初整个历史学界泛起的“回到乾嘉去”之考据思潮的浸润和推动。但党史学界在重塑新党史研究理念之际, 确立了理论指导与抽象思维在该学科中的优先性, 并将其视为党史研究的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之表现。因此, 党史研究的史学考证风潮并不具有“史料即史学”这一中国传统历史学的典型特征, 在学术谱系上也很难划归至“回到乾嘉去”的史学脉络。这可能从一个更为深层乃至隐蔽的层面上, 规约了党史研究与整个历史学研究之间的某种模糊甚至暧昧的关系, 或者透露了党史研究回归历史学科之途的复杂性。

   27 苏达:《要继续拨乱反正, 肃清左的影响》, 《光明日报》1981年4月9日。

   28 从当时刊发党史研究论文的全国性重要学术刊物 (如《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教学与研究》等) 来看, 大部分论文已不再具有典型的拨乱反正特征和取向, 而主要倾向于冷静沉稳的具体问题研究, 凸显党史研究学术化思潮的加强之趋势。

   29 索世晖:《百团大战应充分肯定》,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30 蔡如渭:《对“百团大战”评价的一点意见》, 《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3期。

   31 毛泽东思想 (史) 研究的这一转变还得益于整个拨乱反正时期思想文化界对于领袖及其思想之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随着对个人崇拜的深入批判, 尤其自1980年开始, 中共中央要求“少宣传个人”, 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思想文化界随之扭转了多年来弥漫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神化领袖及其思想理论的极左传统, 其中《人民日报》刊发的《领袖和人民》 (1980年9月18日、19日) 一文从“人民应当忠于领袖, 还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是英雄创造历史, 还是奴隶创造历史”、“领袖是天生的, 还是在实践中成长的”、“领袖能不能批评”、“领袖是单数还是复数”、“关于‘终身制’和‘接班人’”等方面深刻批判了极左势力推行现代迷信的极端做法, 全面恢复了人民与领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 成为80年代反封建主义的经典文献。

   32 钟绍恩:《党在中国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33 杨永奎:《介绍〈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9日。

   34 [法]马克·布洛赫著, 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第14页。

   35 杨福新:《关于我党第一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革命道路的变化》, 《扬州师院学报》1982年第3—4期。

   36 [美]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著, 余伟译:《新旧历史学》, 第43页。

   37 胡福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点》, 《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

   38 应当指出的是, 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局势的复杂多变性, 这些课题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与更为自由的讨论。但这些问题显然承载了中国走向未来的秘密或锁钥, 具有潜在的学术底蕴, 故于90年代中后期重新获得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和青睐, 并为党史研究带来了发展的新活力和新机遇。

   39 [美]海登·怀特著, 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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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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