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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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军  
研究者首先感受到资料匮乏所引致的局限性。他们指出, 由于受到不合理的保密规定和烦琐的批准程序的限制, 党史研究者很难查阅党的历史档案和海外出版的中共文献资料, “使党史工作者处于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16, 严重制约党史的拨乱反正。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关注,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0年成立, 各省、市、自治区、地、县亦陆续增设党史资料征集机构, 负责搜集、整理和编辑全国范围内的党史文献与回忆史料;在中央档案馆的主持下, 全国各地档案馆积极征集革命历史文献, 并逐步向党史研究部门开放档案;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和李维汉等人力主“抢救党史资料”的督促下, 老一辈革命家抓紧撰写回忆录, 参与党史资料的纠错工作;为及时反映和交流党史资料征集的成果与经验, 《党史资料通讯》和《中共党史资料》等全国性刊物创刊, 各地党史资料征集部门亦创办相关刊物, 促进并扩大了党史资料征集的社会影响17。同时, 党史资料建设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摆脱了极左思想的干扰, 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修改原始文献, “根据某个人的现实政治地位而轻率地改动历史资料, 不是科学工作者的郑重态度, 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党史研究中不应当再出现这种情况了”18, “在编辑出版或重印这些文献时, 无论是作者本人, 还是别的什么人或后人, 都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 都应当尊重历史, 忠于原作, 而不应当任意修改和增删”19。这保证了党史资料建设的科学性, 成为此后党史文献编纂与研究领域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与道德规范, 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尊重文献史的内在逻辑, 而文献史“代表着历史学家尽可能的客观地发现关于过去的真理的努力。诚然, 文献必须被解释, 且被其他种类的证据重新解释、放大和修正, 但是它们不能被否定或伪造”20。在党史研究者的持续努力下, 这一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有效地促进了当时党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更为党史学科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石, 成功开启了整个80年代党史资料征集与建设的“黄金时期”。

   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与建设蓝图极大地激发了研究者利用已获取的档案与资料对一些基础问题进行考证的兴趣, 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 “把文献恢复过来、重现出来、加以描绘、加以排比, 它们仍旧是文献, 就是说, 仍旧是无言的事物”21, 而“对档案资料的仔细研究会揭示出一种非常不同于那个时代的观察者所确信的结论的东西”22。鉴于党史研究长期未能实现细密研究和极左势力歪曲党史的状况, 党史研究的学术考证几乎涵括各个党史时期, 所涉问题之宽泛与丰富使史实考证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重要类型。通过较为严谨仔细的学术考订, 党史研究者修正或确认了诸如中共三大代表人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地、西路军渡河时间等一大批较模糊或有争议的史实, 籍此纠正了当时流行的多种党史讲义的基本史实错误, 对改善起步伊始的党史通史体系建设有所补益。通过以多种史料来考证同一问题的学术训练, 研究者辨别和互证不同历史资料的能力得到提高, 明确指出要对史料“作科学考证, 不能凭数量, 而要重质量, 对史料首先要做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23, 并使党史研究者意识到口述史料的局限, 改变了以往党史研究与宣传过于迷信或仰赖亲历者回忆的状况。由于研究者基于立场和取向的个体差异化, 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考证经常得出判然有别甚至完全迥异的结论, 从而激发了多次考辨的学术争鸣现象, 这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党史研究的学术气象, 更培养了研究者敢于接受学界质疑并及时自我纠错的自觉反思意识24;研究者还注意厘清学术讨论的重要分歧点, 这对训练研究者把握历史关节点的能力有所助益, 如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考证便最终集中于对包惠僧代表资格的确认或否定。一些考证性的学术讨论还进而推动了党史资料的深度发掘, 如关于遵义会议召开与结束时间的讨论开始后, 伍绍祖主动在媒体上公布了父亲伍云甫 (时任中央军委三局政委) 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日记全文25。因此, 史学考证思潮对于从整体上确立党史研究的历史学性质和属性具有关键性意义, 它极力强调的是依据丰富多样的史实来归纳具有说服力的历史结论或历史规律, 据此强化了其追求真实的史学特质, 促使党史研究者树立尊重史料的研究理念, 成为党史研究摆脱极左史学束缚并走向学术化的基本标志之一。26

   综上所述, 通过对新的党史研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 研究者着力强调真实可靠之史实在历史建构中的主导地位与决定作用, 以客观主义的姿态重返历史学怀抱, 尤其党史原始资料的建设与考证史学对其的运用和批判这两大环节的学术进展, 不仅从方法论层面确信通过实证主义与正确解读可以实现党史学的科学性, 并且从信仰上强化了对党史研究科学性的绝对信念, 从而使党史研究的科学威信和学术位次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有效地重塑与提高。更为重要的是, 党史研究走向历史学的思想潮流与文化趋势, 削弱了拨乱反正史学的传统性或政治性, 转而使其学术性得以增益, 拨乱反正史学的发展路径亦面临转换。

  

   三、拨乱反正史学的高峰与学术“问题意识”品质的培育

  

   进入到80年代, 加速推进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全党的中心工作, 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但拨乱反正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在全国继续推行, 思想文化界的这一诉求尤其突出, “当前我们思想战线上的重大任务之一仍然是要继续拨乱反正”, “要拨左倾思想制造的种种混乱, 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 把左的流毒清除干净。”27受此影响,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即泛起的带有浓厚拨乱反正性质的“重评”史学持续发酵, 随着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形势的发展而步入高峰。但毕竟拨乱反正的战略地位已趋于下降, 历史决议起草与通过前后形成了“一切向前看”、“宜粗不宜细”等指导思想, 加之党史研究自身学术性逐渐加强, “重评”史学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针对性等特征得到一定的控制、削弱与淡化, 阻遏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势头。纵观80年代头三年党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史学, 作为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已明显不构成党史研究的主体形态28, 更因其渐次生长的怀疑精神, 培育了党史研究的学术“问题意识”, 客观上促进并加强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思潮。

   由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已在很多重大或关键党史问题上取得突破, 这一时期“重评”史学的研究对象得到进一步扩大, 党史研究者持续深入地批判极左党史学, 拨正更多被歪曲与篡改的党史课题, 如进一步澄清1932年上海各报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驳斥极左势力对20世纪50年代经济建设工作“反冒进”的批判等。随着刘少奇最终被平反, 刘少奇与安源大罢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等一系列曾被极左势力批判或否定的重要内容都得到重新研究与评价, 成为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 研究者以史料为依据, 积极探究并还原历史史实, 在诸如富田事变、鄂豫皖苏区肃反、延安“抢救运动”等一大批以往被视为研究禁区的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 丰富了极左思潮的文化图谱, 有利于在拨乱反正的共识之上警惕与排除“左”的干扰。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时期“重评”史学的“矫枉过正”心态和色彩呈现逐步弱化的趋势, 研究者普遍可以冷静而清醒地审视研究对象, 以往极端的党史评价开始趋向持和中正, 对百团大战的客观评价则典型地展现了这一史学研究转变。针对自1959年后全盘否定或百般歪曲百团大战的逆流, 研究者客观地总结了百团大战的历史功绩, 认为“百团大战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29;针对当时一些党史讲义或教学大纲全盘肯定百团大战的倾向, 研究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百团大战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存在失误, 对其的评价“也应有否定的方面, 只写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 不实事求是的”30。无疑, 这种全面客观的历史评价取向有益于党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与此同时, 研究者突破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思想史框架, 重新书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与内涵, 党史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毛泽东思想 (史) 在文化与学术层面实现祛魅化31。针对极左史学将毛泽东思想极力神化为毛泽东的个人思想, 研究者主张必须全面认识和评价领袖及其思想, 据此重点梳整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彭湃、恽代英、萧楚女、周恩来、刘少奇等重要党史人物各方面多层次的思想与理论贡献, 诸如蔡和森的建党思想、邓中夏的革命领导权思想、彭湃的农民运动思想和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思想等一系列以往不为人所知或研究薄弱的课题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掘, 初步探讨了这些思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研究者还注重展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长期性和渐进性, 如中共在民主革命早期对社会各阶级的理论分析, 便经历了从1922年至1926年间三个既联系又发展的不同阶段32。通过这样的学术努力, 毛泽东思想 (史) 的面目与框架获得极大的充实和发展, 成为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对毛泽东思想 (史) 的重新书写突出了更多政治领袖、革命先烈和普通党员创造党史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推进了各地各级党史人物研究会的成立及其主持编撰的党史人物传等重构党史人物谱系的努力, 吸引了一大批研究者从事党史人物研究, 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学术建树。党史人物研究的兴起不仅扩展了党史研究的视界, 更促进了科学评价党史人物理论的完善。研究者摈弃了极左史学在人物评价方面求全责备、完全否定和凭空拔高、完全肯定的极端取向, 主张应在占有史料、弄清事实和准确判断的基础上, 关注党史人物所处的具体时代和社会条件之影响, 以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遵循“既不夸大, 也不缩小”、“既不溢美, 又不苛求”、“既不回避, 也不含糊”33的科学态度。

“重评”史学的学理化倾向和历史评价理论的转变, 表明党史研究者已不再完全受制于政治形势、意识形态与自我情绪的挟制, 标示着研究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的觉醒。得益于此, 党史研究者在一批历史问题上开始了激烈的学术争辩或交锋, 学术讨论之风大为盛行。这些问题集中在1927年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事件的性质、武汉政府时期工人运动“左”倾错误的范围、农村包围城市是否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抵制还是执行了立三路线、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评价以及后期陈独秀是不是“托派”、日伪“汉奸”、“叛徒”乃至“反革命”等, 大都带有浓厚的反抗极左史学的意向。研究者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甚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 参与者为获得辩论优势或更为清晰地表达观点, 往往竭力网罗新史料, 重视论证逻辑的严密性与自洽性, 这无疑有利于学术能力的训练与研究经验的累积。学术争论大都起因于部分研究者提出了迥异于传统观念的新观点, 虽然有些思想具有某种偏颇性, 但对于长期陷入困顿与沉闷境地的党史研究而言, 打破一批陈说陋念显然更激发了研究者致力于学术创新的兴趣和潜力。当然, 学术分歧在本质上源于研究主体的思想观念、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史料的不同维度与方向的解读, 讨论注定陷入胶着, 这使得很多以往貌似确凿无疑的历史知识陡然呈现游移不居的状态, 客观上凸显了历史知识的相对性, 这反而明确并强化了党史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 “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史学存在的理由, 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34。学术争论还哺育了宽容、宽松与宽厚的良好风气, “只要坚持党的双百方针, 进行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 错误的理论就会被否定;不全面的理论在争鸣中就会得到补充和修正;正确的理论就会愈辩愈明而臻于完善”35, 这对于党史研究之学术行为规范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总之, 热烈辩难的学术现象显示了党史研究的活力, 因为一门学科能否在学术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及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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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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