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理念转向”——学术背景、基本历程与启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20-09-24 23: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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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  

   作者简介:李庆,柏林自由大学奥托·苏尔政治学系,慕尼黑工业大学巴伐利亚公共政策学院。柏林 14195、慕尼黑 80333

   内容提要:当代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注重探究关于理念及其相近(或相关)因素(如文化、话语和政策框架定义)对政治变革和政策变迁的影响的因果关系。本文主要以最近30多年来西方国家比较政治研究中理路清晰、轮廓完整的“理念转向”为关注点,首先,框定了政治研究中所指涉的理念的概念涵义,进而叙述了它得以发生的宏大社会科学背景,还对其基本历程和主要著作做了概要性描述和提示性介绍。其次,文章尝试性地概括出该路向上实证研究中经常涉及到的三组变量关系及其各自的认识进展。最后,在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文章总结了该路向的论著所蕴含的启示意义: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通常处于非平衡状态的社会世界,其中事态变化多由于内生动因,变迁很少是线性的,而变迁结果也就往往难以呈现所谓的正态分布。

   关 键 词:理念转向/比较政治/政策变迁/利益/制度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CSCNO.201506010329)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何谓“理念”及其“转向”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理念越来越被认为是政治系统及其进程中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理念是政治行为的主要来源。理念塑造人们认识政治/政策问题的方式,为目标和战略框定范围,成为与政治研究对话的“通货”。在定义政治行为者的价值(观)和偏好的时候,理念帮助辨识事物的轻重缓急;反过来同样影响到人们对政治/政策过程中的利益的评估。本文涉及到的这类研究将政治视为在不同理念激励下的人们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条探究众多不同或相近理念因素的路径超越了那种仅仅把政治看作是着力追逐自身明确而稳定的利益的人们之间的冲突斗争的粗鄙的看法:因为人们往往为各式各样的理念因素所驱动,比如自身的价值观等;因为人们分享的不仅是偏爱的信念,还有自己认为适切、合法和恰当的东西。宽泛地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念”就是因果信念。①首先,它是认知的产物。只有通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阐释才与物质(自然与社会)世界联系在一起。其次,作为因果信念,理念假定了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可能是正确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例如发现一个事件引发一系列连续事件。最后,因果信念/理念为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它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因此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因。

   而在政治世界或权力关系中理念更是无处不在。尽管学者们经常将“理念”仅仅视为一个概念,但理念至少可以被区分为包含与理解政治系统及其进程、公共政策过程相关的三个不同层次。在最狭隘的理解中,理念即为政策解决方案。②凯恩斯主义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策理念之一。这里隐含的假设是给定了问题(诸如犯罪率太高),划定了目标(相应地为降低犯罪率),那么不同理念提供了解决问题和实现这些目标的相应不同手段。然而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问题和目标并不是预先确定的。③所以,要理解政治过程,我们还需要理解“理念可以作为问题定义(problem definition)发挥的作用”。④问题定义也就是理解复杂现实的特定方式。本文更倾向于使用问题定义这个术语,因为相比政策范式(paradigm),问题定义术语更能彰显不断竞争的理念具有的流动性,突出特定情境的不同方面;而虽然问题定义也类似于政策框架(frame),因为它们都通过强调某些元素而忽视其他元素来限制复杂情况,但后者却主要被用来描述如何捆绑包装一套先前存在的理念,以赢得更多的追随者。虽然有些学者坚持对规范性和经验性或因果性理念进行分离式处理,但更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反对事实/价值二分法。问题定义正是以通常相互加强的方式进行规范性和经验性描述。⑤例如,无家可归可以被视为住房短缺、高失业率或缺乏个人进取心的产物。构建问题的方式对于看似可取的政策解决方案类型具有重要启示性涵义,大多数政治论证都是在问题定义的层面上进行的。⑥理解问题定义的关键是如何定义政治问题,以及为什么在特定争议中一个问题定义优先于另一个问题定义。⑦理念亦作为公共哲学或时代精神(Zeitgeist)而存在。⑧这些都是跨越具体功能领域的更广泛的理念。公共哲学是关于根据对社会和市场的某些假设来理解政府或公共政策的目的的理念。⑨比如,地方政府比联邦政府更能适应人民的需求就是这样一种公共哲学。理念还是时代精神——即一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容易受到批评的广泛共同持有的假设,时代精神包括一系列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假设,这些假设可能与政府作为公共哲学的目的没有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一个达到时代精神层面的理念。当公共哲学处于公开争论情势中时,它还不具备时代精神的地位;但当一个理念以压倒性的优势(如备受拥护的新政)出现时,公共哲学可以在短期内上升为时代精神。

   最近30多年来,在整个(北美和西欧)政治科学研究的学科谱系中,理念路径越来越具有显著性,例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学派,此外当然还有比较政治、政治经济和公共行政分支中的理念视角——即挖掘理念在塑造政治结果中所具有的核心作用的优秀成果。⑩除了上述政治科学领域,社会学家、社会政策专家也在近十几年开始重新关注理念、文化、话语和框架过程及其对政治、政治经济、社会运动和政策制定的影响。(11)

   当代西方国家比较政治研究的“理念转向”(12)是指叙述关于理念和相近(或相关)因素(如文化、话语和政策框架定义)对政治变革和政策变迁的影响的因果论证。通常,关于理念地位、作用的当代政治学文献也会强调“利益”的构建本质,而“利益”正是一个在研究理念的学者中存在广泛争论和持续关注的概念。进而后文会提到,学者们通过探索制度的起源及其对议程设置、政策话语和框架定义过程的影响,也为政策制定中理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见解。由此观之,比较政治的“理念转向”事实上始终是比较政治研究者紧紧围绕着理念与利益因素、理念与制度因素交互作用的因果机制及其链条线索展开的研究议程。(13)这个路向的努力明显不同于既往和同期的制度、心理和结构类型的社会科学解释;当学者在20多年前初步发现这个“转向”的端倪和迹象时,还仅仅只是针对当时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比较政治经济研究发生的可喜变化(14),并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论述“理念转向”的历程竟会构成一条充实和廓清当代政治科学发展史教科书体系内容的不二法门。

   由于本文的特定视角,行文中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社会学、社会政策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跨学科的探究肯定会更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这条理念路径的发展线索,但本文只涉及比较政治研究中“理念转向”的发端及其壮大成熟历程。该路向30多年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政治权力关系中的理念的发展历程往往是动态的而非线性(增长)的,是迭代的而非机械(复制)的。当政治行为者彼此沟通和辩论时,理念会不断变化,并被重新考虑、重新定义。政治行为是由理念驱动的,但人们表达目标和制定策略则会具有(程度不同的)反馈效果,因而会进一步塑造、修正着他们原来的理念。

  

   二、何以“理念转向”:学术背景探析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研究者总是以物质利益或制度(常规规则、惯例和实践)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如此作为。(15)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战后社会科学的两个重要趋势:一个是行为主义的兴起,一个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的复兴,上述两股社会科学浪潮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因果链条上的理念(及其相近)因素的政治学探究迅速式微。(16)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理念要素的研究逐步回到社会政治研究和政策分析的舞台中央,学界也逐渐达成关于理念定义的简约共识——“由个人持有或由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制度所采用的规范性或因果性信念”。(17)政治科学文献中经常讨论的关于政治的理念类型包括“政策处方、规范、原则信念、因果信念、意识形态、共享信仰系统和广泛的世界观”(18),它们有的十分明确具象和程式化(例如市场经济原则、竞争性选举模式),有的宽泛而抽象(比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思想)。

   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五个趋势构成该路径蓬勃兴起的宏大学术背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这些趋势最初导致了理念探究的兴起,并持续推动了它的蓬勃发展。

   第一,行为主义和系统理论的逐渐衰落和“新制度主义”(历史、理性选择和社会/文化制度主义)的崭露头角增加了政治研究中探讨理念因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9)许多与上述制度主义路径相关的主流学者逐渐转向探究理念(相关和相近)因素来解释原有路径已经无法单独解释的具体政治和政策现象。这在政治经济研究的跨学科领域尤其引人注目,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约翰·坎贝尔(John L.Campbell)和彼得·霍尔(Peter Hall)等著名学者已经卓有远见地在新制度主义范式和理念因素探究之间建立了某种路向正确、但有待继续扩展和深化的关联。

   第二,在政治社会学中,通过超越系统理论和重新评估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理念议题蔚然成风。(20)即使是一些原来秉持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论观点的学者也开始支持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文化和理念分析形式,这种分析侧重于共同的信仰和公共叙事(话语)。政治社会学的“理念转向”始终存在于社会运动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政策框架定义过程(framing processes)在争议性政治和社会动员中的核心作用。(21)这种强调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在动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观点从新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唯物主义路径的动员研究中脱颖而出。除了社会运动研究之外,政治社会学家还试图通过详细分析“文化性的范畴”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来重新思考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总体而言,对文化和框架界定过程的分析是当代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突出方面。

   第三,公共政策领域也出现了关于议程设置和问题定义等研究的新发展,这有助于将理念分析带回比较政策研究的中心视阈。在英语国家,德蒙·金(Desmond King)运用内含理念性要素的框架来理解“美国例外主义”;弗兰克·菲舍(Frank Fischer)提出了一种建构主义的政策分析路向,强调理念和话语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22)一些来自法德的非英语母语的政策学者也强调了理念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这自然而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母国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风气。(23)比较公共行政相关的话题是跨国政策扩散、政策借鉴和经验汲取的研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政策企业家如何从国外采用的政策理念中汲取经验,并将其应用于解决本国的类似政策难题。(24)

   第四,国际关系研究的建构主义学派是在探索外交政策中理念、话语和文化的结构性作用方面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5)建构主义主要试图证明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假设相反,国际关系的核心方面是社会建构的,即它们通过社会实践和互动的持续过程达致并获得自身的形式。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明确指出建构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是“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理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理念构建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26)。根据这种观点,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的基本结构就决定了国家之间社会互动性质的变化可以带来向更高程度的国际安全的根本转变。

第五,一些具有历史意识和关怀的政治学家长期致力于纠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偏狭理解,这种努力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探究理念因素在研究工作中的理性回归。这种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新看法的一个优点是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刻板唯物主义解读——它建立在(经济)基础设施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简单化和误导性的二分法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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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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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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