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论西方比较政治研究的“理念转向”——学术背景、基本历程与启示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 次 更新时间:2020-09-24 23: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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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  

   从前面的概述可以看出,经历了30年左右的学术探索和智识积累,“理念转向”走过了一条轮廓日益清晰、理路渐趋完满的学术历程。如果试图归纳探究理念在政治系统及其进程(或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地位的上述相关研究,那么理念与制度的关系、理念与利益的关系以及理念与政策变迁的关系这三个议题会十分清晰地浮现,它们涉及并部分构成了理论导向的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实证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变量关系。(54)下面将以前述“理念转向”历程中的代表性作品为基础来分别讨论上述各组关系已经取得的进展,以饷学界同仁。

   就理念与制度关系而言,理念是通过镶嵌在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这基本体现在学者们探究制度变迁中理念角色作用的文献中(55);在这种视角下,理念是制度的基础,理念引发了人们的行为,这些行为凝聚成惯例时,其结果便是生成了社会制度。接下来,理念便被纳入生成的制度。人们一旦与制度不断互动,原有理念也就不断复制繁衍。这样人们面对理念进而实践,事实上只是不断加强和复制之前的理念。借用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经典说法就是制度参与介入了权威性的价值分配。因此,制度所做的还不仅仅是建立理性人必须身处其中的惯例;他们还培育人们的身份,帮助他们建构自己的基本价值观,从而塑造他们的信仰和利益。

   虽然理念嵌套在制度中,但是上述因果链条中的理念并非是前后一致而相互连贯的,它所具有的模糊性及其(甚至完全)各异的解释可能性为人们追求自身偏好的政治/政策活动敞开了空间。例如,平等可以被某些人解释为需要正式或程序上的平等,而其他人则可能理解在物质意义上适用的平等;这种区分是以福利援助为基本目的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差异的核心。因此,理念为行动者提供了权力,当这些理念融入制度时,它们也会使权力差异制度化,甚至合法化。有时,权力差异使对特定人口的压迫合法化,就像种族隔离期间美国南部的情况一样。研究制度嵌入的理念可以帮助解释不平等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这也是性别和种族议题的学者长期致力于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56)

   此外,理念提供了制度(系统)和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薇安·施密特(Vivien A.Schmidt)概述过理念如何成为话语(性)政治过程的通货,并自信地认为“话语制度主义”构成了一种最有可能调和另外三种的制度主义路径的学术进路。(57)话语开始于持有不同意见和解释的人,以及在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理念时进一步学习和完善这些理念。将政治视为一种话语过程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机械过程,政治行为者之间不仅存在这种反复的、有时是有争议的话语,而且它也为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信息。由于行动者重新诠释和辩论现有制度所构建的理念的含义,所以构造制度的理念也会受到话语的修正。这些界定制度的理念以及政治行动者共有的理念是不断变化的,往往是不一致的,但也是可塑的。(58)

   就理念与利益关系而言,可以把利益看作是理念的一种形式。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到理性选择理论,这些对理念采取物质主义观点的路径都与本文论及的“理念转向”显得格格不入;一些偏狭的唯物主义倾向于将理念视为仅仅反映潜在的、所谓的客观经济利益的附带现象。(59)鉴于社会研究中物质主义传统的巨大影响,该议题学者做了大量的学术努力和前者作区分;例如海伊自己在描绘历史制度主义向“建构主义的制度主义”发展的学术脉络中明确指出利益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建构体,这种观点有力挑战了传统上视理念为促进利益的手段、工具的看法——即被海伊称之为“有着自然科学意象的政治学”。(60)

   理念的观点并不排斥利益的概念,但它们在利益来源的问题以及它们是客观和固定的问题上确实与唯物主义观点存在很大差异。关于第一个问题,致力于“理念转向”的学者认为,在它们变得“真实”之前,必须由行动者来定义利益。这里的重点通常是政治行为者对利益的主观解释。利益在成为真实客体以前必须被政治/政策行为体加以(主观上的)定义和阐释。(61)这与唯物主义观点形成对比,这种方法将利益视为具有独立于持有它们的行为者的客观存在,并且足以让人们确信和确定采取的行动。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认知过程的价值就是引导人们发现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对于这些学者来说,认知是一个不断解释世界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发现世界。因此,人类的认知有其独立的力量,当我们与他人互动和交流时,我们的心理过程所创造的理念对我们的决策和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力。(62)

   此外,身处“理念转向”中的学者对利益如何变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人们的利益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他们的情况。相比之下,致力于“理念转向”的学者认为,当行动者改变对变化世界的理解并重新计算其优先选项时,利益会发生变化。布莱斯概述的理念是集群性质的概念(cluster concept),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作为集群,理念包含思想、情感和欲望,以及利益,所有这些都在彼此之间保持微妙和流畅的平衡。改变情绪,特别是对新理念和新情况的反应,有助于我们重新评估,并可能改变我们认识到自己利益的方式。(63)

   就理念与政策变迁的关系而言,解释政治变革和政策变迁是大多数“理念转向”议题的主要关注点,当代社会中由于(政策)理念引起的政策变迁比其他类型的变迁显然多得多。除了增量变化问题之外,许多政治研究方法,特别是公共政策方法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解释剧烈的、路径偏离的变化。(64)路径依赖发生变化本是很正常的,以往的研究把剧烈的路径依赖变化归结为外源性的,即外部因素扰乱使政治系统得以保持均衡状态的制度稳定和利益平衡,就会发生剧烈变革;这是对变化的客观环境的反应。(65)然而,理念研究者认为激进变革是新理念及其背后的思维方式造成的,它虽然也(间接)是对变化环境的反应,但更是政治/政策行为者积极努力重新审视周围环境,重新考虑自我立场和寻找新的应对周遭变化的方法路径。大致观察一下当代竞争性选举就能理解这一点:反对党很少通过承诺适度改变或维持现状来进行竞选。他们对政府新方向的承诺很少用物质利益来表达。当然,利益构成他们的吸引力的一部分,但主要在于在新的理念、观点、倡议举措。强调反对竞选承诺的“理念转向”的解释比将所有政策修辞归结为利益动因的路径更丰富完满。(6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政策变迁的关注一般将理念视角定义为以施为(agency)为中心,政策变迁的内容及其性质都是人们选择做出来回应他们所处的世界的结果。理念是基于人们对世界及周围人的解释,并始终存在有一个有助于发展出多种解释的恒常的物质性现实为人类的行为打开无穷无尽的选择。因此,任何政策变迁过程的结果都是偶然的。它们不是预先确定的,而是无法预测。由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是人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验汲取(lesson drawing)便成为比较公共行政/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些文献中,政策理念是探究的核心对象,因为学者们试图追踪一个国家采取的政策理念如何被另一个国家的决策者所吸收、改造并采用。(67)这些文献发现了这种“政策借贷”的多重动机,即从解决类似问题的愿望到模仿一个成功国家的政策形象的愿望。

   此外,再集中简要谈谈“理念转向”给整个政治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谱系带来的积极启示意义。通常社会科学理论有四个理所当然的假设: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通常处于平衡状态的世界,其中原因是线性的,变化来自外生变量,而结果是正态分布的。这四个假设构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因果解释的隐含性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它们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构建了我们看待世界并追问其动力机制的方式。不幸的是,这些理所当然的假设存在问题:关于社会世界的大多数理论基础极有可能从根本上被误导了。理论不能通过它们的假设来分高下,只能通过其预测能力来评判(68);然而人们必须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往往采用了错误的假设而造成预测能力大打折扣,以至于以上主张在其自身的逻辑下几近崩溃(69)。首先,大部分时间里社会世界都不是以稳定平衡为特征的。比较政治研究表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远非稳定,政治经济情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已经是默认状态;而同在一国之内,或许政治或政策平衡状态亦非常态。其次,线性因果关系可能是自然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社会世界绝非如此。一种社会现象(大萧条)在某些情况下影响了非常相似的状态但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应——瑞典社会民主制、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产生。(70)即使在自然界中,线性因果关系的运作也并不总是很确定。(71)再次,哪个因素外生、哪个因素内生通常是为分析、判断便利而设定的,而非客观意义上经验性的描述。比如,二战经常被称为外来冲击,它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的制度秩序。但是换个角度,其实是大萧条引发了战争,强权能够发动战争,然后(重新)构造国家。(72)这样看来二战就是当时社会世界的内生产物。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世界的结果几乎没有正常分布的。回想一下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几周,苏哈托的“裙带资本主义”和其他东亚政权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称赞,认为它们促进了经济发展。(73)而10年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步东亚金融危机后尘形成了再一次的重大偏差,然而当偏差成为常态,还能否称其为偏差?总而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际上是非平衡和动态的世界,这里出现变化的原因是内生的、非线性的,结果也并非总是呈现正常分布——“理念转向”的学术进路或许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我们从上述认识、方法的歧途中拉回。(74)

   本文聚焦的“理念转向”致力于探究政策行为体发展出一套理念来理解世界的实践。这些理念指导人们的行动并塑造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共同的理念有助于产生制度的惯例;继而,经验汲取过程又重塑理念,揭示并着手处理竞争性理念之间的紧张甚或冲突关系。上述这些过程都为冲突、误解、错误传达、欺骗,以及合作、启蒙和政策难题解决提供着大量机遇。如果说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核心是理念的(再)包装、传播、采用和接受的方式,那么政治秩序的混乱和公共政策的失序也就可以相应地理解为政治/政策理念的混乱和失序。

   ①Daniel Béland and Robert H.Cox,"Introduction:Ideas and Politics",Daniel Béland and R.H.Cox eds.,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4~5.

   ②Peter A.Hall,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③Donald A.Schn and Martin Rein,Frame Reflection:Toward the Resolution of Intractable Policy Controversies,New York:Basic Books,1994.

   ④⑥⑧Jal Mehta,"The Varied Roles of Ideas in Politics",Daniel Béland and R.H.Cox eds.,Ideas and Politic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33,p.28,p.41.

⑤Hilary Putnam,The Collapse of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nd Other Essay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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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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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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