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法月：《在世界屋脊上》第1卷，第96、277~281页。

　　 42(9)“花卉，东方与西方”（“Flowers,East and West”），《北华捷报与最高法院和领事公报》（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Consular Gazette),1915-08-07。

　　 43(1)“萨金特致波尔登函（1909年2月8日）”，《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Ⅳ-Box 1-Folder 1。

　　 44(2)贝勒：《欧人在华植物发现史》（EmileⅤ．Bretschneider,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伦敦：桑普森·洛与马其顿公司1898年版，第426页。

　　 45(3)详见刘琨、李群：《弗兰克·迈耶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第53~62页。

　　 46(4)“传记资料”（“Biographical Material”），《弗兰克·迈耶文件集，1906-1914》(Frank N.Meyer(1875-1918)Papers,1906-1914），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园艺图书馆藏，档号：SeriesⅠ-Box 1-Folder 1。

　　 47(5)“致萨金特函（1909年3月26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March 26,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1。

　　 48(6)“致萨金特函（1909年4月1日）”，《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2。

　　 49(7)“致萨金特函（1909年5月2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May 2,1909”），《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 Folder 3。

　　 50(8)此书是柔克义据第一次从甘南入藏考察所写[见柔克义：《喇嘛之地：穿过中国蒙古和西藏的旅行笔记》（William W.Rockhill,The Land of the

　　 Lamas:Notes of A Journey through China Mongolia and Tibet），纽约：世纪公司1891年版]。

　　 51(9)“致哈里·维奇函（1910年2月21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February 21,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7。

　　 52(1)“致哈里·维奇函（1910年1月24日）”（“Correspondence to Harry Veitch,January 24,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6。

　　 53(2)“致萨金特函（1910年6月10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June 10,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13。

　　 54(3)谢立山自1876年来华，先后在重庆、温州、烟台等地担任驻华领事，撰写有多本游历中国的著作和报告。

　　 55(4)1891年，克省悟由美国宣道会派遣至甘南创立甘南宣道会，属于最早一批来此地区传教的传教士。

　　 56(5)(7)法月：《在世界屋脊上》第2卷，第83~85、98~100,276页。

　　 57(6)波尔登第一次在甘南采集植物期间就向萨金特说起过欲拜访克省悟，但其后来的书信中并未提及两人是否得以见面[见“致萨金特函（1911年4月19日）”（“Correspondence to C.S.Sargent,April 19,1911”），《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Ⅱ-Box 1-Folder 21]。

　　 58(8)“开销清单”（“Expenditure List”），《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Ⅴ-Box 1-Folder 2。

　　 59(9)法月：《在世界屋脊上》第1卷，第32页。

　　 60(10)法月：“从甘肃至西藏的征途”，第108页。

　　 61(1)“开销清单”（“Expenditure List”），《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Ⅴ-Box 1-Folder 2。

　　 62(2)萨金特：“序言”（C.S.Sargent，“Introduction”），威尔逊：《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带着采集箱、照相机与枪支》（Ernest H.Wilson,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With Vasculum,Camera,and Gun）第1卷，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1913年版，第17页。

　　 63(3)方炎明主编：《植物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197页。

　　 64(4)S.B．萨顿：《萨金特与阿诺德树木园》（S.B.Sutton,Charles Sprague Sargent and the Arnold Arboretum），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98~207页。

　　 65(1)“萨金特致波尔登函（1909年2月8日）”，《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Ⅳ-Box 1-Folder 1；“萨金特致波尔登函（1910年5月3日）”（“Corres Pondence from C.S.Sargent to Willian Purdon,May 3,1910”），《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Ⅳ-Box 1-Folder 7。

　　 66(2)孟悦：《反观“半文明”：中国植物知识的转轨与分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12~422页。

　　 67(3)“致哈里·维奇函（1910年8月28日）”，《波尔登文件集，1909-1912》，档号：SeriesⅢ-Box 1-Folder 10。

　　 68(4)贾：《太白山祷雨记》，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眉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2页。

　　 69(1)宗喀·漾正冈布等：《卓尼生态文化》下册，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

　　 70(2)法月：《在世界屋脊上》第1卷，第269~270页。

　　 71(3)马宁：《藏汉接合部多元宗教共存与对话研究：以舟曲地方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0页。

　　 72(4)“注释：波尔登”（“Notes:William Purdom”），《阿诺德树木园杂志》（Journal of The Arnold Arboretum）第3卷（1922年5月），第56页。

　　 73(5)详见阿利斯泰尔·瓦特：《波尔登与法月：中国屋檐上的植物猎人》，第282~287页。有关波尔登采集植物的具体种类及数量，亦可见本书附录一与附录二列表。

　　 74(1)这一时期与波尔登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国官绅为韩安、王景春二人，他们共事之余，私交甚笃。韩安为美国林学硕士，时任农商部林务处会办，波尔登主要协助其选址造林、编撰中国植物志书；王景春亦在美获运输专业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铁路建设，随之举荐波尔登、韩安负责京汉铁路沿线的造林事务[见韩安：《特别报告：农商部林务处半年来事务报告》，《农商公报》第26期，1916年，第1~5页；董显光：“中国自主生产铁路木材”（Hollington K.Tong，“China to Produce Her Own Railway Timber”），《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1918-08-10]。有关中国官绅与波尔登交往的记载，多为其在华担任林务顾问时期造林活动的报道和时人评述文章之中，其妹妹内尔（Nell Purdom）记述1917年在北京生活的回忆录中也略有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