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承颖:清末民初英人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考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20-09-19 13: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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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承颖  
萨金特认为中国除了存有大片未经考察的处女地外,其地理位置与北美洲相似,若将中国和北美的植物进行比较,这对北美植物分类研究以及亚洲东部与北美地区植物亲缘关系的研究颇为重要60。综而言之,波尔登来华采集的植物将主要用于三层科学研究:一是比较中美植物区系;二是勾勒新旧植物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三是试图建立较为完整的植物分类体系。

   19世纪末,重视植物地域区系及亲缘关系的比较研究是西方植物分类学的核心内容。此前关于植物研究的重点是根据植物形态及生殖器官进行分类与命名,但自达尔文于1859年提出进化论后,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心发生转移61,即开始围绕植物的亲缘关系和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期以重建反映差异谱系的自然系统。作为美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主要科研机构,阿诺德树木园亦以此作为植物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希望通过科学实践对中国植物和北美植物进行比较,进而探索中美植物之间的承续性与变异性62。在此知识框架和科学诉求的前提条件下,波尔登在探险过程中按照植物学标准对采集的植物进行了系统整理与寄送。其步骤一般为:每到一据点,首先观察周围植被分布情况,随时记录其地理位置;发现有采集价值的植物后,根据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之分采集整个植物或其各部器官,根、茎、叶、花在同期采集,果实及种子于秋季捡收。

   采集完成后,波尔登会根据植物的基本特征判断种类,然后进行标本制作,并编号记录。根据萨金特的要求,波尔登一般将木本植物分为六组晾干,以显示物种的分布。不过,即便同一物种在不同区域获得,仍需分组晾干;如果物种出现不同的情况,则需制作若干组标本,尽可能显示其差异。就草本植物而言,波尔登通常对采集到种子的植物和具有科学研究或园艺价值的植物进行标本制作,其他的草本植物仅做两三套干燥标本。此外,所有植物标本都附有描述性说明,标记标本无法显示的信息,如采集的日期、地点、海拔,植物的平均高度、直径、习性,花果的颜色以及植物的经济用途等。

   植物标本及其种子在整理完成后则打包寄送。波尔登通常将橡树、栗子及核桃等种子用泥土或苔藓包装在锡盒中,以保持湿润状态。若无法取得木本植物的种子,他则将嫁接或扦插的植物用水浸润并以油纸包裹,装入包装袋中。所有草本植物和球茎植物的种子则直接包在土壤中,然后装入袋子。基本上每在一个据点完成一次外出采集,波尔登便会尽快寄出植物,以防坏掉。根据以往经验,萨金特发现从中国到波士顿,邮寄植物种子比货运整箱活的植物更加经济实惠,故波尔登寄出的植物多以裹为小包的种子为主,并通过加拿大太平洋邮轮及铁路,以邮寄的方式送到美国东海岸。当然,波尔登寄出的包裹并非都能安全或完整地送达,期间亦曾出现过丢失等情况42。

   还应指出,波尔登对植物整理的标准及方法,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植物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植物研究正处于从本草学到近代植物学的过渡阶段,研究方法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互交织。其中,吴其濬所撰的《植物名实图考》被视为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根据孟悦对西方植物学家林奈和吴其濬的对比研究,仍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植物学在知识分类和价值呈现上与西方现代植物学存在明显差异。以林奈创立的植物分类命名体系为基础的植物学,其特点主要是根据生殖器官如花蕊的类型、大小及数量对植物进行重新分类和命名,并将植物分为根、茎、叶、花、果实及种子,对其各个部位进行解剖,以探索植物内部的奥秘。这一点从波尔登对植物的采集与整理过程即可看出。而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按图识草,以植物个体为最小分析单位,强调其整体性;他还借用“气”“阴阳”等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自然的概念作为认知植物的重要依据。因此,与西方植物学学理与规范相比,中国传统植物研究更强调植物这一生命体内外的互动性63。

   2.植物采集过程中自然观念的碰撞

   波尔登在华的植物采集活动不仅揭示出中西知识体系的区别,更展现了不同地区自然观念的差异。在考察过程中,波尔登多次因采集植物引发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其中以他在太白山的经历最为典型。1910年8月28日,波尔登在西安致信萨金特和维奇,报告近期植物采集情况,详述了他在太白山遭到当地人抵触一事。太白山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南方的眉县,其山顶拔仙台海拔近四千米,为秦岭山区的最高峰。因地势较高、气温悬殊,太白山的植物带分布极为鲜明,故该山是波尔登在陕西的重要据点。在此前的6月20日,采集队到达了太白山附近的村落。由于持续不断的大雨,太白山山谷的溪流已变为奔腾的洪水,但他们仍冒雨攀爬,五日后到达离山顶五里处的山腰。此时雨还在下,毫无停歇的征兆。生活在山上的道士便将这许久不停的滂沱大雨归咎于波尔登的出现,多次催促他下山。波尔登起初并未在意,仍继续在山中采集。不过,他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进入7月以后,上山祭拜和祈福的乡民日益增多,道士们便借此传言,称暴雨不断的原因是波尔登踏行于山间窥视太白山神,偷窃山上生长的植物,因此惹怒了上天。根据波尔登的记述,当时关于他的“谣言”充斥乡间,使他感到周围充满敌意,山上道士对其态度更是“恶劣”,情况变得相当严重64。于是他立即派采集队中的一名苦力假扮祈福者,下山给北京的英国使馆和眉县县衙送信。不久,英国使馆通知西安府派人前往眉县了解情况,并将官府的许可文件送上山,这才使其摆脱困境。事后,眉县官吏劝其尽早离开,以防与当地人再生摩擦,但波尔登坚持留在太白山继续采集。后来由于多名随从病危,波尔登才决定带领团队下山。连日大雨是此次冲突的导火索。就当地人而言,波尔登作为外国人,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存在,暴雨不断的天象是对其植物采集活动的惩戒。太白山自唐贞元始便是祷雨之地,备受当地人崇拜65。当波尔登到达此地后,自然灾异的出现便使当地居民认为能兴云致雨、止旱弭灾的灵山受到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太白山至晚从唐代便是道教的重要场所,历朝都有道士在此修行。道教的神学教理亦影响着太白山道士对波尔登植物采集活动的理解。在这些道士看来,波尔登的采集活动破坏了太白山三气合德的圣境。据此,太白山一事不但反映了当地民众对外国人植物采集活动的态度除受排外情绪的影响,还有传统灾异观和当地宗教信仰的因素,更揭示出这一地区对自然的理解与波尔登所认知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同。

   然而,中国地域性差异明显,信仰格局多样,不同地区民众对自然的认知亦不一致。与第一次来华相比,波尔登与法月采集植物的地方最为特殊,大多是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如卓尼藏区、大通河流域。清末民初,这些地区虽为多民族聚居区,但居民大多信仰藏传佛教。受宗教信仰影响,当地人的自然认知与华夏汉文化地区的居民迥异。在藏传佛教世界中,一些山川、河流和高大树木都赋有神性,它们一旦遭遇破坏就会引发灾异66。1914年,波尔登与法月在前往西固附近的高山途中,偶遇一位当地农民。这位农民得知他们要上山采集植物,非常愤怒地警告他们不要攀登至高处,因为这是座神山,不可随意侵犯。不过,他们以县衙的名义与权威作为回应,继续前行67。西固是汉藏交界地区,清代以来其汉区设官署,藏区施行土司制度,宗教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64。因此,警告波尔登一行的农民认为此山具有神性,便是受藏区山神崇拜的影响。由于山与植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波尔登等人在这些地区所受到的阻力尤强。故而,他们在甘南周边进行植物采集时,大多是在西固汉区官府的保护下进行;进入藏区后,基本只做短暂停留或由当地土司派员保护。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强调中国地方民众对波尔登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抗拒态度,并非重申其二元对立,以此消弭中西方认识自然的共性。不论是将植物作为食材、药材、建材等自然资源,还是作为仪式表达和意识建构的文化隐喻,这一时期人类主体对自然的观察和认知多是基于为自身服务,只不过波尔登在华进行植物考察的经历,更凸显地域差异影响下民众自然观念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区别,亦是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

   在西方植物采集活动的热浪下,英国人波尔登被英美科研机构及商业团体选中,于清末民初来到中国搜寻植物,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他先后五年穿行于中国北方及西北地区的高山峡谷之间,成功将众多生长在中国的植物引入英美。在此期间,波尔登向阿诺德树木园寄送了550包的乔木和灌木种子及近1100份的植物标本,其中甘肃荚蒾(Viburnum kansuense)、花叶海棠(Malus transitoria)与美蔷薇(Rosa bella)等植物是阿诺德树木园首次引入并得以培育65;维奇苗圃亦从中获得了许多新奇品种,尤以褐毛橐吾(Ligularia purdomii)、太白龙胆(Gentiana apiata)等草本植物为主,因此还得到英国皇家园艺学会颁发的荣誉奖。然而,较之于第一次来华,由于已搜集了多种新品,加上气候导致植物种类变少等因素,波尔登与法月在甘青地区的采集成果并不丰硕,不过还是发现了华西杓兰(Cypripedium farreri)、西固小檗(Berberis aridocalida)及报春花属等植物46。之后,英美植物学界还从波尔登寄回的植物中挑选出一些特以其名字命名,如延安小檗(Berberis purdomii)、甘肃野丁香(Leptodermis purdomii)及太白杜鹃等,以纪念他为现代科学所做出的贡献。

   作为植物猎人,波尔登以现代植物学为基准,通过对植物的搜寻、观察、记录、整理及寄送,使英美国家获取有关中国植物最新信息的同时,也增进了对中国自然的认知。这一过程展现了西方植物猎人背后的科研机构和商业团体对异域植物考察的重视以及依靠科学知识开拓并征服自然,以此重构自然秩序的决心。正是依托与中国传统植物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波尔登才有对植物的“新发现”,进而实践将中国的植物纳入现代植物学体系的科学诉求。然而,波尔登踏行于中国大地之上,并顺利通过中国海关向西方输送植物的种种举动,离不开英美在华势力的保护与推动。这亦反映出当时外国人来华采集植物与西方列强在华扩张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这种政治背景下所产生的物种迁移的特殊状态。此外,波尔登的探险经历还揭示出中国地方民众与外国植物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基于排外情绪和不同的自然观念等因素,中国民众对波尔登的采集活动多持抗拒态度。不过,亦有一些当地人为获取酬金或仅因友好的心态选择帮助他搜集植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英美两国在华的具体科学实践之中。在此期间,波尔登与在华外国人、中国官吏及地方民众等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推动了其有关中国植物信息网络的生成,亦建立起他在华的人脉关系。1916年,波尔登在结束植物采集活动后,通过结识有留洋背景且关注林业的中国官绅68,以西方园艺经验和在华植物考察经历为敲门砖,被重视林学与林政的北洋政府雇用,转而变为携带现代科学来华的林务顾问。

  

   注释

  

   1有关这一群体主要的活动区域及采集经历,详见艾丽丝·科茨:《寻找植物:园艺探险家的历史》(Alice M.Coats,The Quest for Plants:A History of the Horticultural Explorers),伦敦:维斯塔出版公司1969年版。

   2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3参见王楠:《帝国之术与地方知识---近代博物学研究在中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38~239页。

4其中文名今存有珀东、珀登、威廉·波顿、普当、波道姆等多种翻译。据民国初年相关报纸及外交部档案记载,时人均称其为“波尔登”,故本文以此为其译名[见《沪报纪豫省政闻种种》,天津《大公报》,1916年2月20日,第10版;《咨送会聘英国人波尔登威廉合同请查照备案由》(1919年4月15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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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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